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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东:唯物史观与中国共产党历史决议:一个理论考察

更新时间:2022-09-14 21:22:38
作者: 周绍东  

  

   内容提要: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三个重大历史决议进行学理性研究,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学界一项重要的理论任务。作出历史决议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史观回顾党史、总结和提炼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改革、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先后形成了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两种唯物史观的“中国化样态”。面对“时空压缩”的时代新格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百年党史进行了多维度的梳理和总结,将革命和现代化两大主题结合起来,提出了唯物史观新的中国化样态——革命的现代化史观。以“革命的现代化史观”梳理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最根本的要求是以革命的视角把握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通过党的自我革命继续推动社会革命,既要利用社会形态特征重叠、全球空间联系不断加强所带来的红利和机遇,又要打破市场原教旨主义横行、资本无序扩张、自然经济保守思想限制、逆全球化浪潮冲击、国家内顾倾向抬头等不利因素,从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运行宽度,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深度,以塑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历史决议;唯物史观;革命的现代化史观

  

   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样态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聚焦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取得的重大成就。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曾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自身历史进行过经验总结,先后作出了两个历史决议。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因此,要理解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的深刻内涵和逻辑关联,就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理解中国共产党梳理和总结历史的方法论,进而形成正确党史观。

   史观属于历史学本体论范畴。所谓史观,就是“关于人类社会的起源、本质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本观点与理论体系,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以来,在批判古代史学“天命-神学史观”和近代史学“人性-理性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指出:“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唯物史观将人类历史发展演变的终极原因和根本动力归结于人类物质资料生产活动,而在这种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中形成了生产关系。在由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经济基础之上,又形成了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有关唯物史观的经典论述中,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正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人类的社会交往方式和整个社会形态呈现出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趋势,也就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演进,由“人的相互依赖”向“物的相互依赖”再向“自由个性”演进的趋势。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唯物史观是中国共产党分析和总结历史的基本方法。毛泽东早在1921年就在给蔡和森的信中写道:“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习近平指出:“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需要注意的是,唯物史观只是提出了分析历史、看待历史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将唯物史观一般化、绝对化。唯物史观提供了分析历史演进规律和历史发展根本动力的基本工具,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还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解答:经济、政治、思想以及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和文化关系以及相应的制度和体制在历史上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应该怎样评价和看待精英人物和普通大众在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要科学地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考虑国家或地区特有的自然环境、经济条件、人口结构、社会习俗、文化传统等一系列因素,把唯物史观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唯有如此,才能准确地把握历史进程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跨越性和不可跨越性、可预见性和不可预见性,从而科学地提炼和总结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发展经验,与此同时,在理论上形成唯物史观的“特殊样态”。

   在灵活把握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展开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先后形成了唯物史观的三种“中国化样态”,即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体现出的革命史观、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体现出的现代化史观、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体现出的革命的现代化史观。

   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与革命史观

   1945年4月,扩大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一个《决议》),重点总结了1927年到1937年这十年党的历史,对党内若干历史问题作出正式结论。第一个《决议》蕴含的历史观主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史观。革命史观可以被用来泛指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从革命者的立场与视野来研究和品评以往历史中的事件与人物的历史观。纵观整个中国近代史,都是中国人民奋起抗争、直面考验、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革命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第一个中国化样态,中国共产党人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出发,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主体、对象和根本动力。

   实际上,“经济基础变化-上层建筑改革”这一分析框架可以用来解释近代中国仁人志士们所开展的相当一部分救亡图存运动。譬如,在近代中国,洋务派、维新派人士都提出要在维护现有政治制度框架的前提下进行社会改良,辛亥革命尽管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翻了清王朝,但并没有真正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面貌;而从20世纪初开始,“实业救国论”主张通过国家工业化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从生产力发展入手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可以被视为旧中国救亡图存的第一条思路。同时,还出现了救亡图存的第二条思路,也即着眼于“文化革命”——通过兴办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从而改变中国。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人都在这条路径上进行了努力和尝试。譬如,晏阳初提出了“平民教育”理念,梁漱溟兴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陶行知倡导的“生活教育”更是闻名于世。不难发现,救亡图存的第二条思路把目光集聚到文化和教育层面,试图将思想上层建筑的变革作为导火索,引发一系列社会变革。但是,近代中国的历史证明,“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都无法实现中国救亡图存的目标。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之下,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苦探索,把唯物史观真正地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了第三条思路——首先在上层建筑领域发动政治革命,建立起新的国家政权,进而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改变旧中国的经济基础,最终实现提高生产力水平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史观是在与“教条主义唯物史观”的斗争中逐渐走向成熟的。教条主义唯物史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教条化理解,二是对俄国革命经验作教条化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史观既不同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不同于苏联模式。之所以不同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于中国革命所选择的道路是从上层建筑革命到经济基础革命的顺序,与那种经济基础变革引致上层建筑革命的路径存在很大差异;与苏联模式的不同,则在于中国革命的逻辑是从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力量出发,从而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与“托陈取消派”之间的斗争,就是革命史观与教条主义史观交锋的经典案例。大革命失败后,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认为,尽管大革命失败了,但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沉重打击了封建残余,在政治上取得决定性胜利,已经带领中国走上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其革命策略应调整为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起来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些观点只是在表面上遵循了唯物史观原理,根本没有看到中国社会仍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重灾难之中,因此也就无法作出中国共产党革命道路问题的正确判断。

   中国革命模式与俄国革命模式也具有根本性的差异,中国革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譬如,王明本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以“左”的面目示人的,其授意博古等人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照搬照抄俄国革命模式,几乎葬送了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而1937年返回延安后,王明又表现出右倾姿态,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指令,反复强调“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王明在延安再版了他的著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再一次提出要按照所谓“国际路线”制定政策,这都使得毛泽东愈发意识到清除党内主观主义影响的紧迫性和重要性。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闭幕当天,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所作出的贡献,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革命实践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第一个《决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革命史观的成熟,同时也意味着“教条主义唯物史观”的破产。

   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与现代化史观

   十年“文革”结束后,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这个重要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要把党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进行总结,对相关的重大事件和领导人物进行历史评价。而要完成这个任务,一个必要的思想先导就是重新审视以“革命”为核心的历史观、党史观。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重点考察了唯物史观有关社会形态演进的“三形态论”,进一步发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业已形成的“现代化史观”。

在多处阐述中,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形态演进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一大历史阶段反映了自然经济社会的特征。自然经济社会伴随着人类社会产生而出现,其发展横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而随着这三种社会形态的发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性质在不断削弱,人与人之间由于血缘、宗族和地缘因素而结成的依赖关系也在不断削弱。“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反映了商品经济的特征。由于生产力取得巨大发展,人们生产活动的成果已经超出了满足自身和家庭生活生产需要的限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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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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