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金光耀:新中国史研究三题

更新时间:2022-09-14 21:19:27
作者: 金光耀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有鉴于此,学界对新中国区域历史的探讨已经非常充分,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以及新的理论和问题的产生,区域间的差异问题仍然值得进一步探讨,而以地方为研究路径的新中国史取向仍会是一个重要选择。在这方面,《当代中国史研究》便进行了很好的实践,刊发了不少当代地方历史研究佳作。

   总之,在更长的时段和更广的空间中,新中国的历史可以展现其更完整立体的面相,研究者也得以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这一段历史,既可以更好地深化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也能为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历史知识和历史智慧。

   新中国史研究的史料

   第三个历史决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人民至上”:“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明确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结果”。可见,新中国史不但需要关注党和国家的历史,也需要关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建设、创造中国奇迹的历史,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新中国史研究的史料也就更加广泛,这对我们开展相关研究既是便利条件,同时也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

   研究历史需要从史料出发是一个常识。新中国史的史料与古代史、近代史的史料相比,最大的特点是多,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形容一点也不夸张。古代史尤其是中古以前的历史,不少史事或人物,因缺乏足够的史料,需要靠推理和想象将不完整的资料串联起来,才能构建一个完整的叙述框架。一般来说,古代史对一个专题的研究,在史料上可以做到竭泽而渔一网打尽,但在新中国史的研究中,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史料几乎是无法穷尽的。

   新中国史的史料在种类上十分繁多。除了官方档案和报刊外,有大量领导人和普通人物的回忆录,有日记、书信、工作笔记等,许多普通人的日记书信通常被称作为民间文献史料,还有研究者采访当事人的口述史料等。阅读古代史料需要古汉语基础,阅读新中国史料没有这一门槛,但面对不同种类的史料并非不需要相关的知识和技艺。比如报刊文章,绝大多数是政策宣传和典型报道,加之随着数据库的广泛应用,报刊资料可通过电脑检索获得,一些重要信息便可能被忽略,因此,我们需要回到历史现场,通过详细解读报刊资料及其历史语境,通过前后(即时间)左右(即版面内容)等对比分析,进一步挖掘史料及其背后的历史,以呈现出更加丰富深刻的历史图景。

   尽管新中国史的史料数量浩瀚、种类繁多,但在研究中也会遇到史料少甚至完全没有的困境,包括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历史发生过程中没有留下记录;二是有些历史进程虽然留下了记录,但记录材料不易获得。历史上不少时段会留下带有自身时代特点的资料,如上古的竹简,中古的碑刻,还有如敦煌文书、徽州文书等,历史学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研究得以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新中国的历史离我们最近,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历史,有浩如烟海的民间文献史料,这是研究近代以前的历史学者不可能遇到的,也是研究新中国史的学者的独特机遇。

   有论者指出,当代民间文献史料(主要包括文件、账簿、信函、日记、笔记等)以其反映基层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人际交往、家庭关系、个人境遇等而成为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史料来源之一,这类史料中的日记、笔记等对于研究社会心理是非常难得的,同时也要看到记载者难免会受到时政的影响,因而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和片面性,运用时需要与历史事实相对照;而且这类史料一般以大队、村社为单位,资料分散,且个案性强,因此是否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意义是需要研究者十分注意的。确实,民间文献史料不易获得,其典型性和普遍意义也需要注意,但从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来看,这方面的确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一些研究人员通过集体化时期农村账簿等资料,对人民公社制度、农户收入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拓展民间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实现民间文献史料和官方权威文献的互动,展现更加丰富多面立体的新中国史。

   在民间文献史料中,要特别提一下日记和书信。近年来,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化名人的日记和书信已出版不少,并引起学者的关注,开展了相关的研究。例如,2011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 12 卷、600 万字的《顾颉刚日记》,这就为我们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可能。笔者这里想指出的是,新中国史工作者也要重视普通人的日记和书信,以拓宽我们的研究范围并借此发现新的研究议题。笔者2015年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中有一项子课题,专门搜集整理知识青年的日记和书信,已取得很大的进展:其中有的是日记主人从下乡第一天一直记到离开农村7年多时间的完整日记,有的是下乡4 年多给父母亲的全部信件,也有知青恋人间长达数年近十万言的两地书。这些知识青年的日记和书信,展现了官方文件中缺失的历史面相,尤其是知识青年与当地农民的互动,他们在农村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的私人情感,而这恰恰是知青史以及新中国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对此,已有论者利用相关书信、日记开展了一些研究,如结合书信以及官方档案、地方志等对电影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研究。不过,相较于近代史研究领域在这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绩而言,我们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例如,晚清山西举人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于 20 世纪 80 年代被发现以来,近代史学界已围绕该日记开展了深入研究。新中国史研究者应该在结合官方权威文献的基础上,注重利用包括日记和书信在内的民间文献史料,开辟新中国史研究的新天地。

   还值得一提的是,历史本就是一个立体而互动的过程,参与一方与被参与一方都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的信息,通过不断追溯相关历史进程的参与人,我们也能获得一些可以利用的历史资料。对此,新中国史研究的最大优势就是许多历史的亲历者还健在,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对亲历者的口述采访,进一步拓展史料的来源。正如胡乔木对党史研究所提出的建议:“对党的历史的研究要进一步深入,精密化,更要重视详细地占有材料”。新中国史研究同样需要广泛占有一切可以利用的各类资料,推动相关问题的探讨持续深入,完善其学科建设,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总之,重视历史和历史书写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并为此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方针、原则和方法。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便对党史研究提出了“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并将其称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这一研究方法对持续推动新中国史研究深入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类方法的基础上,第三个历史决议又对新中国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在决议的精神下更好地推进新中国史研究,仍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广大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的加入。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6498.html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