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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钦香:“心由性发”与“以心尽性”——船山以“思诚”论“尽心”

更新时间:2022-09-14 16:32:07
作者: 孙钦香  

  

   摘    要:船山从“顺而言之”的角度,提出“仁义为本而生乎思”即“心由性发”的观点,明确“性为体,心为用”,强调“心官之思”;继而从“逆而推之”角度,提出“非思而不与性相应”即“以心尽性”的观点,强调“心”之本位是“只思仁义”。船山以“思诚”即“尽天下之善而皆有之”进一步界定“尽心”工夫,从而“尽心”工夫的实际意义便有着落处,强调“尽心为知性之实功”,批评朱子“知性乃能尽心”,认可张载“尽心为知性之功”;而且凸显“尽心”工夫不仅仅局限于修身的道德领域,而且亦可运用于治人的政治领域。通过对“四端之心”、七情、“尽道心”的分析,船山进一步论证“尽心”为诸工夫之大全者,是在“只思仁义”这一本位工夫统摄下对心之诸结构即性、情、才之综合功能的运用。

   关键词:心之本位; 尽心; 思仁义; 思诚; 情之上半截; 情之下半截;、

  

   本世纪以来,对百余年来的船山学研究范式渐多反省,本文即秉承“把王船山还原到其儒学思想的本来体系来加以理解”【1】的基本方法,揭示其从“心由性发”与“以心尽性”角度即由“思诚”来论述“尽心”工夫,从而凸显其“希横渠之正学”在工夫论中的具体体现以及关于“尽心”工夫的独到之见。

   一、“心由性发”

   基于其关于“性与天道”的形上学论述,从“顺而言之”【2】的角度来看,船山指出:“天道之本然是命,在人之天道是性”(《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6册,第532页),这是说,天道与性为“血脉贯通”,即“元亨利贞之理,人得之以为仁义礼智”(《读四书大全说》,第1140页)。可见,船山将在天之阴阳健顺之德与在人之仁义礼智之性相贯通。【3】

   正是基于此“本末一贯”立场,船山提出“性与生俱,而心由性发”(《读四书大全说》,第555页),其中“心由性发”强调的是“在天命之为健顺之气,在人受之为仁义之心”(《读四书大全说》,第1078页)。分别而言,“天予人以仁而人得之为秉彝之心,天予人以义而人得之以为率由之路”(《张子正蒙注》,第33页),就是说,“心由性发”所揭示的便是“性为心之所统,心为性之所生”观点。而所谓“性为心之所统”即“心统性”是说仁义为心之实有、固有,即“天予人以仁义之心,只在心里面”,也即“性具于心”(《读四书大全说》,第1133页)、“性函于心”(《张子正蒙注》,第182页)观点。而“心为性之所生”强调的是“唯其有仁义之心”,是以“心有其思之能”,即“仁义为本而生乎思”。可以说,船山“心由性发”强调的是“心有其思之能”,即将“仁义之心”之生发起用界定为“心官之思”,这是说,“仁义之心”之作用与功能体现为且仅体现为“思”。

   可见,此“思”字不是仁义之心,因“仁义自是性,天事也;思则是心官,人事也”。而关于二者之关系,船山指出:

   盖仁义者,在阴阳为其必效之良能,在变合为其至善之条理,元有纹理机芽在。纹理是条理,机芽是良能。故即此而发生乎思……故曰“天之所与我”,与我以仁义,即便与我以思也。(《读四书大全说》,第1093页)

   船山强调仁义是在天之阴阳所必有之良能,是阴阳变合的至善之条理,原本就有其纹理和机芽,而且“纹理即至善之条理”而“机芽即必效之良能”,所以能够即此仁义而生发“心思之用”。因此,孟子说“天之所与我”者,在他看来,就是与我以仁义,同时即与我以心官之思。

   于是,船山对“心”的界定突出“虚灵不昧”而“具众理应万事”,即“心之为德,只是虚灵不昧,所以具众理应万事者”。【4】他对此命题的具体解释如下:

   原心之所自生,则固为二气五行之精,自然有其良能,良能者,“神也”。而性以托焉,知觉以著焉。性以托,故云“具众理”;知觉以著,故云“应万事”。(《读四书大全说》,第1113页)

   从“心”之所自生的角度来看,自然是阴阳二气、金木水火土五行之精气所生,自然有其良能,这良能便是“吾心之神明”【5】,如此一来,“心”自然不是一肉团即心脏,亦非“仅以知觉运动之灵明为心”,而是张载所说“合性与知觉,而有心之名”。这是说,“吾心之神明”中“合性”面向强调“具众理”,而其“知觉”面向体现“应万事”。而此处“知觉”概念,船山给出的解释是,“人之有性,函之于心而感物以通,而五常百行之理无不可知,象著而数陈,名立而义起,习其故而心欲之,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觉乃发”(《张子正蒙注》,第33页)。可见,此处“知觉”概念不仅仅是指“知觉之灵明”即“致知之知”(《四书笺解》,第119页),而且指“心之本知”即“思”,在此意义上,才可说“尽其心者,尽心之本知”(《张子正蒙注》,第147页)。

   由上可见,由“性”之函于“心”,说明“心”可“具众理”,即“性具于心”,而“知觉以著”所强调的正是《张子正蒙注》“由性生知”(《张子正蒙注》,第33页),此“知”字的内涵、外延要比“致知之知”宽广,可以说“由性生知”便是《读四书大全说》“以思为仁义之所自生”(《读四书大全说》,第1096页)即“心由性发”观点。可见,从“顺而言之”的角度来看,船山提出“仁义为本而生乎思”观点,明确“心官之思”亦是天所赋予我之独特功能,强调“思因仁义之心而有”(《读四书大全说》,第1093页)。

   综上而言,船山论“心”强调的是“仁义”含于心,而生发其“用”,此“用”分别而言,一是“心官之思”,一是耳目之官的知觉运动,当然前者即“思”更为根本。在此意义上,船山提出“性为天命之理,而心仅为大体以司其用”,即“性为体,心为用”(《读四书大全说》,第557页)观点。可以说,船山是从“以思为仁义之所自生”即“心由性发”角度凸显“心”之根本功能,即“心为思官”(《读四书大全说》,第524页)。

   可见,船山论“心”既不同于陆王心学将心放在与性或理同等的地位,亦与朱子“心是工夫的对象而非工夫的主脑”【6】说法不同,而是强调“心”之功能义即“用”(“才”)。而且其根本功能或占统领地位的功能为“心思”,而“心思”不仅由“仁义”而生发其“用”,而且以仁义为其价值内容,即下一节所述:心思之所得亦仅为“仁义”。【7】可以说,船山论“心”绝非单纯的功能义或无道德价值关切的工具理性。

   二、“以心尽性”

   从“逆而推之”角度来看,船山提出“以心尽性”(《张子正蒙注》,第33页)的观点,强调心官之思是“只思仁义”,这便是从“以人承天”角度论证“心以具理”而有“当尽之职”(《读四书大全说》,第1114页)。

   而之所以提出“以心尽性”,源自张载“心能尽性,性不知自检其心”之说,船山认为张载此说之“大义微言,自难与章句之儒道”。具体而言,“心能尽性”是说“苟有实心者皆可以作圣”,而“性不知检其心”是说“人之有不善者,其过在心而不在性”,当然亦强调“人之有善”,其功亦“在心”(《读四书大全说》,第834-835页)。这是因为,根据张载对“心”界定,船山提出“心则合乎知觉”而“合乎知觉则成其才,有才则有能”,因此说“心能检性”。【8】简言之,“性本于天而无为,心位于人而有权”(《读四书大全说》,第948页)。正是在此意义上,船山强调“心者,人之能弘道者也”(《读四书大全说》,第834页),即“弘道者,资心以效其能”,而“性则与天同其无为”(《张子正蒙注》,第124页)。

   而“心”如何能弘道?对此,船山指出:

   奉性以著其当尽之职,则非思而不与性相应;穷理以复性于所知,则又非思而不与理相应。然后心之才一尽于思,而心之思自足以尽无穷之理。故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读四书大全说》,第1109页)

   首先,此处“奉性以著其当尽之职”是说“尽心者无能审其定职以致功”,这是因为“审者心也,以其职审,故不能自审”,所以需“奉性以著其当尽之职”。就是说,心只具有功能义即“心之才”,不能自己审察自己是否尽职,必须“奉性以治心”,如此“心乃可尽其才以养性”。【9】但是,紧接着他又强调“非思而不与性相应”、“非思而不与理相应”。如果“心之才一尽于思”,那么“心之思自足以尽无穷之理”。如此,前述“合乎知觉则成其才”经他这一解释,更为鲜明地突出“思”来界定“心之才”,突出“心”的当效之能、当尽之责,即从“当尽之职”角度来凸显“心官之思”的独特意义。

   接下来,船山强调心官之思是“仁义于此而得,而所得亦必仁义”,即是说“思为本而发生乎仁义,亦但生仁义而不生其他也”,这是因为“思因仁义之心而有,则必亲其始而不与他为应”,于是“思”便“已远乎非道而即仁义之门”,因此说“天之与我以思,即与我以仁义也”(《读四书大全说》,第1093-1094页)。在他看来,心思由“仁义之性”而生发,而其“思”之得便就只是仁义。

   于是,船山“尽心”说极为强调尽心之当效之才,即强调心之“思仁义”的功能义,所谓“仁义之本体存乎中,而与心官之互相发生者,思则得之”(《读四书大全说》,第1097页)。这是因为,船山强调“唯思仁义者为思,而思食色等非思也”,就是说,“只思义理便是思,便是心之官”,而“思食思色”等思,便“直非心之官”,因此“不可谓之思”(《读四书大全说》,第1094页)。可见,船山强调“理固可思”,为“心官独致之功”,而今天的人不知“于形而上用思”,便“不知思之本位”,必然就会“假乎耳目以成思”。因此说“尽天下人不识得心”,尽天下人“也不会得思”(《读四书大全说》,第1094页)。于是,船山指出:

   孟子说此一“思”字,是千古未发之藏,与《周书》言“念”,《论语》言“识”,互明性体之大用。念与识则是圣之事,思则是智之事。(《读四书大全说》,第1093页)

   可见,船山对孟子心官之思的推崇,将其视为“千古未发之藏”,这可与阳明发现“致良知”时的激越心情相类。于是,强调“思为人道,即为道心,乃天之宝命而性之良能”,这便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读四书大全说》,第1097-1098页)。将“思”确立为人禽之别的标志,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其本在性,而其灼然终始不相假借者,则才也”,因此对程子“罪才”说提出批评。

   综上而言,所谓“以心尽性”便是强调“心之才一尽于思”,而心思之所得即为也仅为仁义,即“心而无不得矣,思之所不至而犹理未思焉耳”,所以说“尽其心知其性”。正是在此意义上,船山强调“人所有事于天者,心而已矣”(《读四书大全说》,第1076页),而之所以高扬“心”,绝非在心学之“心即理”意义上,而是强调心官之思,强调尽其心之才,强调“心守其本位以尽其官,则唯以其思与性相应”(《读四书大全说》,第1108页)。可见,船山“尽心”工夫论强调的正是“心”(“思”)之“本位”即“思为本而亦但生仁义”(《读四书大全说》,第1093页)。

   三、“尽圣贤学问只是个思诚”

上节所论突出“心官之思”的独特地位,强调“思”为“心官之特用”,所谓“思者,心之才”(《四书笺解》,第346页),即当其未睹未闻之时,能够“不假立色立声以致其思”;而从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角度来看,船山指出“思抑行乎所睹所闻而以尽耳目之用”,即“本乎思以役耳目”。就是说,在“本乎思”的前提下,无须废黜耳聪目明之用,这正是“圣学”与异端之别,后者以为耳目聪明“为道累而终不可用”(《读四书大全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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