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理又为实，心又为虚”，因此说“虽有体而自能涵理”（《读四书大全说》，第1106页）。而且“尽心知性”之“心”字就是“心之神明”，就是孟子“心官之思”，就是《尚书》“睿作圣”（《四书笺解》，第360页）。正是在“心之神明”意义上，“尽心”工夫可与《正蒙注》“存神”工夫相通。

　　 6 吴震:《“心是做工夫处”——关于朱子“心论”的几个问题》，《朱子思想再读》，三联书店，2018年，第105页。

　　 7 关于船山与朱子、阳明心说之分歧及他对两家为学工夫之反省检讨，陈明指出从船山“思诚”诠释中可见其“强调道心之思”的重要作用（陈明:《“四端”与“思诚”——王船山对孟子性善说与为学工夫的重释》，《哲学动态》2018年第11期）。

　　 8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1110页。在此意义上，船山提出“心者，函性、情、才而统言之”（《尚书引义》，《船山全书》第2册，第366页）。陈来指出船山认同朱子“心统性情”，但不采“心主性情”说。（见陈来:《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第203页）

　　 9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1114页。据此，《大全说》将孟子存心养性工夫次序做了颠倒，突出养性工夫的首出地位（《读四书大全说》，第1114页），但在《笺解》《训义》中又回到“存心养性”次序（《四书笺解》，第361页；《四书训义》下，《船山全书》第8册，第823页）。有学者据此认为《大全说》是船山早期作品，但从本书对“尽心”工夫的论述来看，其对“心思”、“思诚”的阐释，是其工夫论中独创之见，而且这一观点在《笺解》《训义》《正蒙注》等后期著作中得以延续和丰富，可见，代表其思想独创性的东西自始至终未变，且更加明晰。可以说，就某一具体的义理问题而言，《大全说》确有不同于后来的某些思想主张，此类不同，固然是其思想未至莹徹通透所致，亦因其所处理的义理问题本身极为繁富。

　　 10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1094页。“孟子之功，不在禹下”的说法首出韩愈，朱子对此说的解释是“赖其言而今之学者知宗孔氏，崇仁义，尊王贱霸而已”，与其说朱子认同此说，还不如说他更认同小程子“孟子大贤，亚圣之次”说法。（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序说》）

　　 11 关于朱子“尽心”工夫论，吴震指出朱子“‘尽心’工夫的实际意义便已失落”，只有“格物工夫才具有真正的实践意义”，于是在“心”上“却无法直接着手”（见吴震:《“心是做工夫处”——关于朱子“心论”的几个问题》，《朱子思想再读》，第159-160页）。相比而言，船山“尽心”工夫突出“尽其才”即“思”，其在“心”上做工夫是有实际着手处的。

　　 12 王夫之:《四书笺解》，第360页。在《大全说》中，船山对朱子“知性而后尽心”虽无明确批评，但也破费周章，特别是对朱子以“物格”言知性，认为“语甚奇特”，但又指出“非实有得于中而洞然见性，不能作此语”，并从天下之物理与吾心之理“同此理”的角度来为朱子此说作辩护，正如前面所引“奉性以治心”说法，船山在此亦强调“心原是不恒底，有恒性而后有恒心”，然后“吾之神明皆致之于所知之性”（《读四书大全说》，第1107-1108页）。可见，在《大全说》时船山思想确有欠圆融之处，一是回护朱子之说，更为批判“心即理”、释氏“三界唯心”说（《尚书引义》，第259页）。但随着“尽心”（“思诚”）观点逐渐明晰，船山回到张载“尽心知性”说法。

　　 13 王夫之:《四书笺解》，第346页。现代宋明理学研究常以“认知心”和“道德心”来言说理学家们对“心”之解释，而船山“尽心”工夫论中，“心官之思”可以“道德理性”来言说，而“小体”可以“认知心”类比，当然此“认知心”亦非等同于西方近代知识论意义上的知性；但却无“心即理”实体意义上的“道德心”，而是强调“仁义为本而生乎思”即心之本位即“思”，而且强调“思为本而亦但生仁义”。因此，船山认为孟子“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就是强调“以思由之”（《读四书大全说》，第1098页）。

　　 14 王夫之:《续春秋左氏传博议》，第563页。因此，船山对程颐“才之为不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既是人之才，饶煞差异，亦未定可使为恶。”（《读四书大全说》，第1073页）因此，船山提出“命于天之谓性，成于人之谓才，静而无为谓性，动而有为谓之才”（《张子正蒙注》，第130页）。

　　 15 此说为船山一贯主张，在其著作中屡次出现，如说:“‘端’是发见之萌芽，亦就凡人不能保全其‘不忍人之心’者上说，若先王，则全体充实于心，而发见于外者大用流行，不可以端言矣。人皆有四德，为性所固有，特以蔽锢不得显见，而其终不可遏抑者随所感而发。”（《四书笺解》，第296-297页）

　　 16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966页。船山极为强调“性之大用无不得者”即“能竭其心思以求于至善”（《四书笺解》，第364页）。

　　 17 王夫之:《四书训义》（下），第738页。对此，船山指出:“耳目口体虽为小体，而皆足以听命于心，以载道而效其灵，以成仁义礼智之大用。”（《四书笺解》，第368页）

　　 18 王夫之:《四书训义》（下），第107页。因此，船山强调“仁义礼智，亦必于喜怒哀乐显之”，即“性生情，情以显性”，所以说“人心原以资道心之用”。（《读四书大全说》，第474-478页）

　　 19 船山对性、情、才之综合功能的阐释，正如杨国荣对“身心之知”的强调，其意图就在于培养人们的意欲、情感以配合“理义”的道德要求，因此，有必要采取一种综合的考虑而不是“单一的理性视域考察”（见杨国荣:《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三联书店，2013年，第130页）。

　　 20 王夫之:《四书笺解》，第360-361页。可见，船山“尽心”工夫包括静存（存养）、动察（省察）之“圣修”与格物致知之“圣学”。

　　

　　

作者：孙钦香（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

　　 来源：《中国哲学史》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