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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谦:基本文化权益保障的权威象征论——以公共文化设施条款为定性基准

更新时间:2022-09-14 16:27:26
作者: 赵谦  

  

   摘要:  基本文化权益保障的形式理性意义权威象征,往往通过作为公益性文化事业物质载体的公共文化设施来彰显。其通常以公共文化设施条款为定性基准,该类条款指引下的公共文化设施配置理性化程度则决定了所涉权威象征的科学性水平。当如何来规划建设方能成就设施配置理性化的方向性权威,可谓彰显形式理性要素的法治权威思维在基本文化权益保障面向的践行表征。则应明晰所涉法治权威思维的确定性、可预测性与一般性规范特性,并针对公共文化设施规划准据、建设模式与规划要素诸事项,分别设定兼具羁束性和裁量性的确定性准据指引、凸显合作参与和服务效能的可预测性模式指引、涵摄单元要素和属性要素的一般性要素指引。最终基于对相应体系化权威要义的具体阐明,来尝试厘清实现公共文化设施理性化配置的规范进路,从而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切实提升所涉公权力主体实施干预之权威践行结果的科学性水平。

   关键词:  法治权威思维 公共文化设施条款 规划准据 建设模式 规划要素

  

   一、问题的提出

   基本文化权益保障作为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规范概念,旨在“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依托,通过公共文化服务最低限度供给,来满足公民的基本文化需求”[1]。其往往依托传统命令控制型规制下发展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在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活动过程中,来彰显立足于“权威、自由和秩序之间平衡”[2]的方向性、理性化公共权威。该类权威践行的结果即为物质载体、精神产品及相应活动过程的各类服务事项”所表征的公共文化服务最低限度供给。其中的物质载体主要是以建筑物、场地和设备形式呈现的公共文化设施,并通过量化、直观的政绩考核数据表达,成为形式理性意义的权威感召力象征。相应的公共文化设施条款即为定性基准,该类条款指引下的公共文化设施配置理性化程度则决定了所涉权威象征的科学性水平,从而直接影响到所在地区开放型优势公共文化资源的整合、供给绩效。当如何来规划建设方能成就设施配置理性化的方向性权威,亦可谓彰显“系统化、科学化以及形式化”[3]之形式理性要素的法治权威思维在基本文化权益保障面向的践行表征。

   事实上,公民基本文化需求在层次、形态方面渐趋多样化与复合性,从而决定了公共文化设施规划建设事项在结构类型与供给保障方面的多元性与差异性。该类事项旨在强调各级公共文化服务保障部门基于所在地区凸显文化功能、表达人文关怀的理念考量,对辖区内公共文化设施的类型、布局、数量等展开整体方案设计后,在“法治中国建设规划的方法论原则”[4]引领下制定较为科学、系统的发展计划,并通过体系化的规范建构来指导该地区公共文化设施的新建、重建等活动。特别是在我国“加快构建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5]的新形势背景下,厘清基本文化权益保障在公共文化设施规划建设方面呈现的不同权威要义,以指引促进公共文化设施理性化配置,进而切实提升所涉权威象征的科学性水平,或许更显其现实意义。

   公共文化设施条款主要存续于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立法中,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以下简称《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2017年制定,2018年修改)(以下简称《图书馆法》)作为该类立法的高位阶表征,已大体明晰了该类条款的基本规范事项。例如,《保障法》第二章“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与管理”和《图书馆法》第二章“设立”、第三章“运行”之规定已分别就公共文化设施配置事项予以了列明,特别是《保障法》第14条就十六类主要公共文化设施予以了列举式规定,并基于此大致确立了相关设施规划建设的规范要点。伴随公共文化设施条款设定的初具规模,该领域所涉行为规范的系统变革亦在“稳妥地选择推进法治的策略”[6]之逐步确立法律权威的过程中同步推进。

   探究基本文化权益保障的权威象征,即是在强调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改革“要进一步维护宪法法律权威”[7]的背景下,依循所涉法治权威思维的相应规范特性指引,来解构作为其定性基准的公共文化设施条款,以发现该类条款在指引规划建设过程中存续的既有逻辑规则与秩序,从而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切实提升所涉公权力主体实施干预之权威践行结果的科学性水平。彰显形式理性要素的法治权威思维,往往着眼于兼具确定性、可预测性与一般性的体系化规范建构。则有必要根据所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服务对象人口结构、当地文化特色,并结合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现实特点与具体需求,来分别阐明凸显相应确定性准据指引、可预测性模式指引与一般性要素指引之公共文化设施规划准据、建设模式与规划要素诸事项的体系化权威要义,以尝试厘清实现公共文化设施理性化配置的规范进路。

   二、法治权威思维的规范特性指引

   法治权威思维旨在基于良法的制定、运行与认同机制,而凸显“内含形式理性要素的法理型统治权威”[8],并通过对所涉权力、权利的控制与保护,来确证其在普遍适用范围内的信服威望与支配力。这类思维范式往往着眼于“具有确定性、可预测性的形式性”[9]和“具有一般性普遍内容的自洽性”[10]之体系化规范建构,尝试通过客观制度控制来排除不必要的非理性要素干扰。

   (一)确定性规范特性下的准据指引

   确定性规范特性往往依托明确、无歧义的法律规范设定,主要通过所设置行为模式及相应法律后果的内在稳定逻辑性,而彰显出一种秩序化、有序性的准据指引效应。秩序化准据指引更多地是一种表征为“法治实现过程和价值评判”[11]的法治秩序指引。在相应价值目标的引领下,从共同体规则迈向习惯乃至法律,最终实现法治秩序,往往即是所涉规范实施后的结果状态。有序性准据指引则更为强调通过所涉系统要素之间的位阶连接和系统状态的层次演变,来达致“事物内部诸要素的协调、和谐状态”[12]。这两类准据指引效应皆旨在针对相关主体的任意性行为,通过相对明确、稳定的普遍规范形式,来明晰“可预见的且客观的行为指导和规制”[13]。进而在凸显“一致性、完备性、稳定性、清晰性和客观性”[14]的确定性规范状态中,来固化相应规范整合机制的客观性与稳定性。基于此,根据所涉准据的不同规范拘束程度,可将其界分为羁束性准则依据和裁量性技术依据。

   一方面,就羁束性准则依据而言。该类“受法的拘束,而没有选择的余地”[15]之依据,往往通过内容完全确定的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行为准则,来严格要求相关主体“受法的拘束而不得不采取某种行径”[16]。强调纵使没有与既有规范设定相抵触,所涉规定义务也不得任意改变。特别是“法律条文规范密度”[17]越高,允许所涉法律关系主体在法定范围内自行决断其权利与义务的任意性则更低,相关主体行为受规范拘束的程度就越强,相应的行为法律后果亦更加明晰。

   另一方面,就裁量性技术依据而言。该类“要件及内容并不受法律规范的严格拘束”[18]之依据,往往以规范、规程、标准等专业技术规范为支撑,通过直接确认、援引或引致的方式与所涉法律规范相结合。其在凸显相应技术规程的统一性与权威性的前提下,往往为权力行使主体设置了一定的弹性“自由裁量和自主决断”空间。以便该类主体基于契合相应立法目的、原则的根本立场,在法定的范围、幅度内来展开行为评判,从而做出是否采取行动抑或采取何种行动的裁量决断。

   (二)可预测性规范特性下的模式指引

   可预测性规范特性往往依托“法律文本和语词本身的安定性”[19],主要通过预先评判将如何作为,而彰显出一种设定自身行为的正确选择之模式指引效应。在各类“义务性规则和授权性规则”[20]中,规范设定越清晰、可预测程度越高,越有助于理解其蕴含的基本原则、政策或道德,从而科学、有效地做出行 为选择与生活方式设定。唯有“明确的法律可以使人较为准确地预测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21],并籍此评判其所表征的国家公权力对相关主体行为的基本态度。进而在民主化政治要求和市场化行为决断的引领下,通过最大限度的可预测性规范设定,来预设相应的权利义务及其责任条款。基于此,根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所涉行为手段的不同运作模式,可将其界分为合作参与导向模式和服务效能导向模式。

   一方面,就合作参与导向模式而言。该类“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配置”[22]模式下的政府主导往往依循新公共管理范式或新公共服务理论,尝试在公共服务供给活动中,与市场组织、第三方组织建立协同合作关系。所涉社会参与通常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性与自主性,在达致各类社会主体参与管理权利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相应公共事务管理的自组织网络。所涉市场配置则旨在凸显通过市场调节或市场媒介,来实现公共部门行为调节过程中各类资源的优化组合配备。法治秩序下基于人民主权、市场法则与平衡、制约规律所生成的有限政府,在社会治理场域中往往需要对国家、社会和市场这三类组织体的内部关系展开合理的动态调试,以逐步优化其各自的治理、自治与竞争能力,最终形成合作规制范式下彼此契合、动态平衡的多元治理转向。

   另一方面,就服务效能导向模式而言。该类模式旨在彰显行政组织及其活动基于相应行政目标的有效功能,强调“数量与质量统一、功效与价值统一、目的与手段统一、过程与结果统一”,[23]并从效力、效率、效益、效能乃至效度这五个方面来积极提升相关公共服务的绩效。既应推动所涉“时间、费用、人力、程序与质量、效益”[24]在数量与质量面向上的统一,还应尝试确保相关产出符合国家意志和人民需要之功效与价值的统一。当然,在目的与手段的统一面向,既不能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也不能仅凭籍手段而使得人自身趋于物化,应最终实现过程与结果统一目标下的有序高尚道德评价。

   (三)一般性规范特性下的要素指引

   一般性规范特性往往依托“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并具有被普遍尊重的根据”[25]之普遍自洽规范,主要通过在特定效力范围内主体对某一规范的一体化遵守,而彰显出一种一般性要素指引效应。所涉普遍自洽规范往往要求“全体公民根据法律建立完全切合实际的平等”[26],并通过对类似事件的一致性、规则化指引,来实现相同情况下等量处置的具体演绎。该类规范得以被普遍尊重,主要取决于其所呈现的法律与至善道德之间保持内在一致的合理性,以及法律因其价值和外在效用而被广泛认同与普遍服从的正当性。进而通过契合普遍意义的公平正义解构来获取更为广延地心理认同,尝试确立所涉规范系统在相应法治权威下“超越国家与民族界线的更大范围有效的普遍准则”[27]。

基于此,“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和指引之意志、对象和适用的一般性”[28]要素指引往往更多地通过同一法律规则的反复适用,来凝练必要的规范性调整属性,从而在相应规范系统内的各组成要素之间,完成对相互联系与作用方式的不同定量、定性考量。其一,意志一般性通常基于“公意或者主权的意志是其他一切意志的唯一规范”[29]之根本立场,立足于公共利益来实现公意基础上个别意志冲突的有效弥合。其二,对象一般性主要立足于规范调整对象平等关涉不同个体的基本考量,来推动实现所涉规范在共同体维度的抽象干预,而不是仅局限于个体意义的人或个殊化行为。其三,适用一般性则强调依托法治至上权威所设定的“法律客观运作规则不能包含专门针对某些人的内容”[30],以达致“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31]地规范适用。最终根据相应规范系统涵摄的不同数量、性质要素,可将其界分为自成系统独立单位的单元要素和统称对象性质及其关系的属性要素。进而立足于相关规范客体的同类、同质要素特征以及所涉“事实或个案的法律性质界定”[32],来展开相应的定量、定性结合分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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