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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俊人:现代性的多元镜鉴

更新时间:2022-09-14 15:50:17
作者: 万俊人 (进入专栏)  

  

   如所周知,“现代性”(modernity)是一个饱含歧义的理论概念,迄今为止尚无确切统一的权威界定。它可以作为一种关于人类文明/文化史的历史哲学刻画(雅斯贝斯、斯宾格勒、沃勒斯坦、沃格林、舍曼等),表征一种与“古代”“古典”等概念相对照的现代“新”的社会文明演进状态或现代史特性。它也常常被用来表达一种社会进步主义的价值判断(达尔文、赫胥黎、孔德,乃至当代许多政治家们)和社会批判反省态度(马克思、哈贝马斯、麦金泰尔等),代表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事实的客观实证分析和价值批判导向。它还可以作为基于上述两个维度的分析判断而形成的一种关于人类及其社会发展的心态/心理—文化/文明意义上的价值取向,并因之形成所谓“现代性心态”(the mentality of modernity)、“现代取向”(a modern orientation)等说法。“现代性”概念本身的复杂开放性使得任何单一意义上的概念运用都具有失之偏颇的风险,也构成现代世界历史和历史哲学研究等领域十分棘手的问题。

   本文将在上述三种意义上综合使用“现代性”概念,其意义的具体解释取决于具体语境及其所使用时的“互文性”(contextuality)意义。这并非一种理想的研究方式,却是洎今为止相对较为稳妥的一种“反思平衡”(罗尔斯术语)方式。因此笔者所谓“现代性的多元镜鉴”,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在确认西方现代文明之在先性或引领性事实的同时,提出并论证现代文明及其“现代性”本身的多元生成之可能。易言之,“现代性”本身可能是且应该是多元的,或者更确切地说,现代性应该是且事实上已然或多或少呈现出多种多样的或多元发展的现实可能性,而非单一不变的或一元化的。其二是间接表明本文的探究尝试既是一种现代文明的历史哲学分析或思想史镜像观照,也是一种现代文明的文化哲学或价值哲学镜像摄义,还是一种现代文明之多元镜像的初步比照分析。然而,本文论题的最终展开及其目标是,通过审察在先的西方现代性生成和演进过程的复杂性、内在张力和当代困境,揭示现代性的基本机理和现代性的多种可能性进路,亦即“西方现代性”之外的另外一种或多种现代性的可能路径,比如中国现代性及其现实可能。

   由上述论题所引出的主要问题有四:其一,西方现代性的成功经验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或者更积极地说,我们可以或者应该向先行的西方现代性学习些什么?其二,为什么西方现代性并非唯一?或者,西方现代性自身的普遍有效性限度(局限)何在?其三,中国现代性及其生成的复杂历程和独特面貌、基本特征何在?或者,为什么中国现代性可以成为不同于西方(尤其是英美所谓“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现代性的“另一种现代性”(即“中国现代性”)?其四,如何看待中国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异同和紧张?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什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较之西方现代性的“普世主义”(ecumenicalism)和人们习惯使用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或“全球主义”(globalism)更为合理、更为现实、也更具普遍有效性?

   一、西方现代性镜像及其内在限度

   作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开创者和先行者,西方现代性镜像——无论是作为文明史镜像,还是作为思想史镜像,抑或作为人类现代文明镜鉴的坐标参照系——是任何有关“现代性”思考和讨论都必须首先了解的前提性课题,其领先地位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何谓“西方现代性”?一种初步的理论解答是:它由自由主义基本价值理念主导下的市场经济、科学技术创新、地理大发现与殖民扩张、世俗化和城市化、以及基于个人权利的民主政治等核心要素所共同构成,表现为一种鲜明的自由个人主义和普遍理性主义精神,其核心价值理念是“自由、平等、博爱(或者宽容)和民主”,是自文艺复兴以降近代欧洲启蒙运动尤其是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和德国古典哲学运动的伟大成果,加上政治民主——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后起之秀的美国对西方现代性所作出的主要贡献;其基本理论与实践方式是自由主义+普世主义/世界主义+殖民主义或殖民扩张/帝国主义+人权民主价值观;其精神内核是西方中心的个人自由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

   从思想史镜像的面向看,西方现代性的生成发展已有约五百年历史(从文艺复兴洎今);从社会文明史的镜像面向看,西方现代性的实践也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从英国工业革命和1688年的“光荣革命”开始)。总体来看,西方现代性的生长既历尽了血与火的淬炼,可谓饱含风霜雨雪,艰难苦恨,也独享了名与利的“光荣与梦想”,大工业革命开始不到百年,便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物质财富,当然,它同时也经历了且仍在经历着进退沉浮的各种严重挑战与风险危机。其所以如此并不奇怪,人类文明史上的任何一次文明进步和实践都难免这样复杂的经历。值得深究的问题是,西方现代性的谋划究竟是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言“已然失败”(麦金泰尔语),还是处在“仍未完成的”(哈贝马斯语)开放状态?若为前者,又为何如此?若为后者,为何西方现代性的潜能没有甚或无法充分释放出来?这是否意味着它自身具有难以自我克服的局限和矛盾?进而言之,西方现代性如何才能超越自身的限度从而达成其现代性价值目标?

   若要确切地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漫长而艰巨的探究,但首先需要厘清西方现代性生成和演进的历史轨迹,进而梳理并理解其现代价值观念的建构逻辑。

   如果说,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和18—19世纪的“科技大发明”是西方现代文明得以崛起并迅速腾飞的两翼,那么,肇始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而最终成就于17—18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光荣革命”和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启蒙运动的胜利,以及最为根本的是欧洲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世界性扩张,则是西方现代性生成的根本标志。科学史家们通常将1487—1488年葡萄牙人迪亚士率领的非洲好望角远航和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率领的绕过好望角、横渡印度洋远航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最初的“新世界的发现之旅”,而把1492年及其后由意大利人哥伦布奉西班牙国王之命率领的先后四次“西渡”称之为“新大陆的发现”,将1519—1522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奉西班牙国王之命率领的五大洲环球航海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在历时30多年内发生的连续而急速的数次大航海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上的“发现的时代”(Age of Discovery)。“发现的时代”不仅完成了人类对自身所寄居的地球的完整发现,同时也是世界市场和现代全新世界的发现,更是人类对自身能量与力量的发现,因之堪称一次空前的人类现代事件,而在欧洲航海家乃至整个欧洲社会眼里,正是他们才发现了“新大陆”“新世界”“新人类”,包括发现“美利坚”和“美利坚人”。

   如果说,地理航海的“大发现”为西方现代性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现代化生成第一次奠定了完整的世界空间场域,那么,18—19世纪的科学技术“大发明”则为西方现代性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现代化生成与发展奠定了空前的高速度的——与传统社会文明演进时态相对照——世界时间向度。它不仅坚定了人类对自我能量和力量的现代化信念,而且标志着人类终于找到了改善和变革人类社会文明和人类自身文明的最新方式。一个最显著的证明是,近代欧洲的科技大发明与现代型大学,乃至整个现代教育体系的迅猛发展几乎是同时发生、互生互成的,而现代教育体系的生成正是现代社会得以持续高速发展的最为基本和充分的人力资源条件,即现代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和现代知识人(新型生产者与经营者)的培养之充要条件。从18世纪中期开始,先后涌现英国的瓦特发明蒸汽机、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织机,德国的本茨发明内燃机,英国的法拉第发明电动发电机,美国人爱迪生发明电灯电话,德国人西门子发明发电机,英国人麦克斯韦发现并证明电磁波,俄国人波波夫发明无线电发报机,等等。不到百年时间,大量新科技的发明和应用,为欧洲社会、继而很快也为新世界的文明进步装配了全新的“火车头”。自此以后,现代科技主导的工业革命浪潮便成为现代社会文明进步节律的标识。

   科技大发明不仅催生了英国工业革命和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现代工业革命浪潮,产生了现代天文学、物理学、光学、化学、数学、地理学、博物学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体系,还有诸如现代哲学(从经验论到功利主义)、政治学(从洛克、霍布斯到边沁、密尔)、国民经济学(亚当·斯密)等现代新型人文社会科学群的兴起。它们的现代新生或现代转型为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对现代学科知识系统的重新分类和系统阐释——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首次学科分类相对照——不仅奠定了坚实的社会知识基础和科学理论基础,而且也为现代大学乃至整个现代教育体系的勃兴与快速兴起奠定了坚实而全面的社会基础。几乎与此同时,科技大发明的社会实践应用及其巨大成效不单证明了培根所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的现代知识命题,也证明和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更深远和重要的是确立了科学理性主义的普遍信念和可普遍化的哲学认识论原理(科学理性与真理原则),其对现代社会革命与社会实践的影响或意义无限深远。更确切地说,科学技术大发明及其广泛而迅速的社会应用,为开放的世界市场经济提供了必要且普遍有效的技术资本和技术条件,没有现代技术资本和技术条件的充分供给,如同没有经济(金融)资本的充分供应一样,现代世界性的开放的市场经济同样绝无可能。类似的推论在现代民主政治的转型中也同样成立,正是由于现代技术大发明及其广泛的社会实践应用,不仅催生了现代型的科学知识体系和现代教育体系,同时也催生和培养了现代知识阶层和知识人才,他们的新知识及其运用,对于现代产业工人和现代城市市民的形成同样具有先导型的引领和催生作用,而这正是17—18世纪英国科技革命对涵盖政治、经济变革的现代社会革命(转型)的巨大贡献。可惜的是,这一点常常未能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

   市场经济当然是西方现代性生成与成长的基本动力或动能,这一点自17世纪开始在英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和典型。欧洲是现代文明的发源地,但在欧洲诸国中,英国虽然并非现代文明和文化的先觉者,却是最先成就现代文明并创造英吉利之“日不落大英帝国”奇迹的现代国家,个中奥妙之首要者正在于“大英帝国”最先觉识和发现了市场经济的“密匙”,打开了现代财富创造和资本积累与运用的“方便法门”,这就是:基于“经济理性”——即以尽可能少的经济成本投入获取尽可能多的市场效益——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变成把握创造财富的“魔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无疑是这一现代经济法门的“葵花宝典”,正是在该书中,斯密发现了市场经济的秘密,揭示了市场之为“看不见的手”的巨大魔力——以最经济的方式实现最佳的资源配置,亦即以最经济的成本投入赢得最大的市场经济效益。如果把前现代社会的传统经济方式看作一片自然无序的流水湿地,那么,市场经济就像是一架无形却有序的河床,使得四处散落漂流的资源之水,在经济理性或“看不见的”市场之手的引导下合理汇聚、自由流动并高速涨潮,进而在资本与技术两股动力的驱动下,形成浩浩荡荡的财富之流。这是近代人类文明进步最伟大的奇迹之一,同“地理大发现”和“科技大发明”一起构成了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的标志性成果。

市场之“手”之所以不易被“看见”,根本秘密在于市场经济使得各种资源得以自由而高效地流动,因此,自由成为市场经济的关键。然而,市场经济如何始终不渝地效忠于人类对“好生活”的根本需求和追求?如果说,现代市场经济的技术动力有赖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创新,那么,其资本驱动的本性却并非是自然合理的,资本的求利本性与聚集蛮力常常使得资本市场化的动能成为“脱缰的野马”,在极端的情形下导致社会财富分布的极化后果,浸染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故,社会政治力量的合法约束便成为市场经济合理有序的必要前提或条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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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P4—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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