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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俊人:现代性的多元镜鉴

更新时间:2022-09-14 15:50:17
作者: 万俊人 (进入专栏)  
历史的经验表明,现代民主政治是较为适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政治条件。这一点既为现代先行者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继而是西欧和几乎整个欧洲的近代社会革命、而后是美国民主政治和接踵而至的非西方国家之社会现代化的成功所证实,因之也堪称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成果之一。

   纵览三百多年的近代西方文明进程不难发现,市场经济的大化流行为现代民主政治最终摆脱传统封建集权政治和世袭政治提供了根本动力,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相继确立和社会民主革命的不断成功,则是西方现代性得以最终建构其社会“上层建筑”的根本标志。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前者内在地要求所有经济行为主体具有其独立自主的“所有”资格,即拥有其可自决的用以参与市场交易的独有的产品或资源,拥有自由买卖(交易)的权利,并拥有遵照市场规则自由而平等地参与各种市场经济活动的权利与义务;与之类似,后者同样也内在地要求所有具备合法公民资格的国民拥有自由而平等参与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利暨能力,并由此承担相应的国民之基本政治义务。因此,自由平等的权利拥有与义务承诺——亦即正义的承诺——乃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或前提。

   然而,西方现代性生成和扩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尽管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共同构成了其基本价值面向,也的确是其现代性贡献的两个最为凸显的文明经验,但仍然需要注意的是,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同时也构成了西方现代性最具内在价值张力和外在侵略性的两把利刃,这一点同前面所述的“地理大发现”和“科技大发明”有着很大的不同。笔者以为,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其中所蕴含的事实与价值(意义)的两分,更在于近现代欧美国家或国家利益集团对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人为的”目的性价值取向和主观价值偏好、甚至是有目的的意识形态化干预的结果,毕竟,无论市场经济还是民主政治,本质上都是同质的人为体制建构,具有现代社会制度设计的主体目的性特征,而非如“地理大发现”和“科技大发明”那样主要基于客观事实和理性真理的证明。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不仅是有待主观解释或价值规导的,甚或还可能是被有目的的意识形态化干预了的。

   市场经济潜在的张力在经济自由与资本垄断之间,资本自身无限的“贪婪”本性不是自由的“福音”,而是自由的“劫难”,市场之“手”表面上“看不见”,无形却有序,实际上很可能且事实上常常成为被资本——尤其是那些具有市场支配力量甚或垄断力量的巨型资本——实际操控的“木偶”和工具。正由于此,如何防止和抵制市场垄断和资本操纵一直都是令现代国家或政府头痛的难题:作为“有形之手”,政府的市场监管如若过度,则会妨碍市场经济的自然进程;若监管不及,则又会出现市场垄断和资本操纵而导致畸形的市场效应和社会后果,极端者甚至引发经济失序和社会革命。与之类似,作为现代国家之基本政治制度的民主政治也存在诸多内在紧张或矛盾,其中最主要的内在张力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天然张力。具体地说,每一个公民自由权利及其实现的政治要求与社会全体公民普遍平等的政治要求不可能同时得到充分实现。现代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两书中,之所以不得不在其正义理论中对自由和平等作出“词典式排序”——即在通常情形下,公民个体的自由(权利)要求优先于公民全体的平等要求,正是他力图缓解这一张力的最新理论尝试,也是这一张力客观存在的明证。其二可以概括为程序化民主政治的制度治理与实质性民主政治的社会实践之间的紧张甚或分离。具体地说,西方民主政治日趋形式化为“一人一票”式的“投票民主”,而资本集团或利益集团的强力渗透与操纵,使得这种具有绝对公平样式的“投票民主”越来越丧失其实质性民主意义的竞选活动,看似确保了“起点公平”和“过程(程序)正义”,却离实质性的“结果正义”越来越远。只要简单地考察一下近几届的美国总统选举案例,便不难看到这一点。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之间,这种张力或矛盾纠结更为复杂。经济行为主体的自由权利及其相互之间的平等交易无疑是市场经济得以展开的基本社会前提和政治(制度)条件,可是,拥有可独立支配和交易的资源或资本也同样是经济行为主体能够参与市场活动并进行自由平等交易的物质前提或必要条件,缺少这一物质条件,市场经济同样只能是无源之水。但问题恰恰在于,人们实际所拥有或可支配的资本和资源不仅难以均等,而且常常是差别如此巨大,以至于多寡差至在有无之间;同时,这种差别不仅体现在资本或资源占有的多寡上,还体现在极少数资本者拥有巨额资本而绝大多数人却只能是资本的缺乏者,甚或成为资本的侍者和奴隶。在这样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一种真正的政治民主如何可能?作为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之共同社会价值基础的自由与平等不仅使得市场经济本身日益呈现贫富差别日益扩大的发展状态,而且也危及政治民主的实际进程和实质性后果的公平正义。事实上,这也正是罗尔斯强调必须基于“作为公平的正义”理念和由此证成的正义原则,来重新安排或调整社会基本制度,以通过“最有利于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者”的制度倾斜,来寻求解决或者至少缓解社会不公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与近代科技革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诸种“现代化”面向相辅相成并伴随始终的是近代以降西方社会的世俗化演进,或者说,科学技术催生的理性精神、市场经济带来的商业化潮流和民主政治所仰仗的个人权利自由主义等现代性基本要素,共同创造了近代以降西方社会持续世俗化或淑世主义社会运动,而这一世俗化社会运动不仅构成了西方现代性的社会伦理精神品质(ethos),也被看作西方现代性最具革命性意义的社会成果——即“世俗时代”的来临。事实上,从13—16世纪文艺复兴肇始的“脱圣还俗”,到18—19世纪激进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无神论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即“精神鸦片”的理论立场,可以看出这场旷日持久的世俗化社会运动的递嬗轨迹,而被普遍公认为西方现代性之精神标志的个人自由主义或者自由个人主义不仅是西方社会世俗化的主要精神动因,也是其主要的精神硕果。至于这场持续几百年的世俗化社会运动的文化复杂性和深刻性,需要有另文专题讨论,囿于本文主题和篇幅所限,在此只能点到为止。

   综上所述,我们已然可以对西方现代性的生成及其思想逻辑获得一幅大致清晰的镜像:一种孕育于地缘扩展(“地理大发现”)和科技革命(“科技大发明”)的西方现代性,通过市场经济的欧洲勃兴及其持续增强的世界扩张,以及逐渐在欧美国家获得成功的民主政治的加持和世俗化社会运动,最终创造了“现代世界体系”或者现代世界历史,西方成为近五百年来人类现代社会的先导和主导,从而在某种意义上使得“西方现代性”成为人类现代史的代名词。通过这一浩大而又复杂多变的现代历史进程,我们必须承认,西方现代性确乎积累了成功的值得世界各国学习的现代化经验,也发现其间所隐含的值得警惕和反思的西方现代性逻辑。就前者言,凭借“地理大发现”而形成的清晰完整的世界(地球)概念、基于现代科技而建立起来的科学理性主义、植根于市场经济并经过民主政治不断强化的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之核心价值理念,以及通过持续增强的社会世俗化运动而建立的大众世俗文化,共同构成了西方现代性最基本的文明暨文化成就,也是其最基本的精神财富。其中,最值得关注和学习的是,求强进取和自由创新、诸行动主体间的公平竞争与平等合作、科学理性和公共理性原则暨普遍正义的秩序原理等现代精神品质。

   就后者言,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和反思的是,西方现代性演进逻辑所隐含的另一面,具体表现为:(1)以地域、资源、资本、财富等占有为目的的权利扩张逻辑。正当合法的权利诉求无可非议,但是,若将权利诉求扩张为权力占有和排斥性、垄断性的霸权,即使是基于所谓“自然法则”的权利诉求也会蜕变为“强权即公理”的权力主义或霸权主义的“强力意志”(尼采术语)逻辑,因而无法获得其普遍正当性辩护。(2)基于单向权利诉求——而非权利与义务对等的正义原则——和强权争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达尔文的进化论是近代生物(生命)科学的标志性成果,不幸的是,这一伟大的自然科学成果被简单挪用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证明标准,并同西方基督教的目的论一起催生了现代进步主义观念。生物进化论的基本原理有三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最适者最优生存,三者构成了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类生物(生命)由低向高的进化链的自然法则或根本法则。然而,将这种生物(生命)进化原理应用于人类社会文明,便有可能被泛化为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甚或帝国主义的行动法则,争夺高位甚至是争夺“第一”或“优先”便成为某种自然而必然的行为逻辑,然而却与人类共同体的共同生存与发展之文明诉求产生冲突。一个值得深思的客观事实是,近五百年的西方现代史在某种意义上看确实更像是一轮接着一轮的新老帝国更替轮换的竞技史、擂台史、战争史。(3)以无限求利为目的的资本垄断逻辑。资本天然具有其自我无限生殖且追求市场垄断的本性,但资本本身并无先天的价值偏好,一如科学技术本身并无国界。然而,资本的市场运用却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市场效应和社会效应,因而具有其社会价值属性。一旦进入市场且失去必要的约束,资本便露出其鲸吞本性,寻求无限的市场增值和市场垄断,甚至向其他社会生活领域渗透,以实现其自身社会价值的最大化。换言之,一旦资本的市场运作失去必要的社会约束或政府监管,便可能渗透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领域,展现其无所不用其极、无所不用其能的市场化力量,导致政治(尤其是国际政治)领域的资本大战。这一点在现代国际金融危机和政治危机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直到当下美元霸权与“去美元化”的多种严峻现实,都证明西方现代性的资本逻辑始终沿着某种形式的垄断资本主义的路线行进。(4)将基于上述立场的资源和资本争夺或优先占有意识形态化的自我中心论的利己主义逻辑,或者,将形形色色的——精致的或粗陋的、隐秘的或公开的、巧妙装饰的或强制推行的——行为利己主义意识形态化、价值标签化。

   历史哲学的考察还提醒我们一个必须厘清的问题:西方现代性不能仅仅被看作一个本质主义的概念,它首先是且始终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主义概念。因此,必须注意,既不可将西方现代性简约为美国现代性,哪怕20世纪以来美国确实几乎成为西方现代性的“全权代表”,也不能因为这种实际操作上的“全权代表”事实而忽略美国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两个概念之间的内在同一性与差异性。一方面,即使是作为西方现代性之母体的欧洲现代性本身也并非绝对同一,而是有其内在差异性和多样性的现代性彩色拼图;另一方面,作为新生后起的资本主义大国,美利坚合众国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成功地运用其“新来者”(the New Comers)开拓共建的新型现代化国家经验,特别是其多样性民主政治生活的独特经验,为西方现代性的生长贡献了新经验、新观念和新方法,尤其是她延续并改进了所谓“盎格鲁—撒克逊”的现代民主政治和现代世俗文化。然而无论是历史地看还是从总体上看,西方现代性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共同建构的具有文明同质化和文化同质化力量诉求的现代社会模式,具有其先行或在先的历史优势和广泛的全球示范力量,这一点也是毋庸讳言的。

   我们对西方现代性逻辑的反思同西方许多思想家的内部反思有近似重叠,也有所不同。对于后起的仍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揭橥并分析西方现代性本身的成功经验与内在逻辑或缺陷,目的在于自我警示:在学习欧美先进的同时注意分析其不足或缺陷,超越其“自我中心”的局限,从而有可能平等地接纳其他非西方的现代性观念和实践,承认并加入多元现代性之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分享融合发展的共同愿景。也就是说,反思和批判西方现代性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否定西方现代性本身,而是为了改进和完善人类社会的多元现代性。

二、中国现代性:另一种现实可能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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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P4—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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