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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茹:中美全球博弈下的北约亚太化

更新时间:2022-09-14 07:34:05
作者: 孙茹  

  

   【内容提要】美国将中国视为全球性的竞争对手,调集欧亚同盟资源予以应对。受美国全球战略牵引,北约转向关注中国挑战,加强与亚太伙伴的横向合作。北约亚太化是“全球北约”的新发展,欧洲盟友在对华政策上向美靠拢,与亚太盟友加强安全合作,增强了联动性。北约亚太化将有助美维护亚太地区秩序和国际秩序,对中国的国际与地区影响力形成制约作用。北约亚太化也面临多重因素制约,俄罗斯因素、北约内部分歧、全球性挑战等都将牵制北约对亚太投入,但在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日本和德国将发挥更大的安全作用,日、德军事大国化将冲击亚太和欧洲安全,对地区和国际秩序投下变数。

  

   2022年6月底,北约马德里峰会通过了新的战略概念文件,这一指导北约行动的纲领性文件将中国视为“系统性挑战”,峰会首次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四国领导人参会。一些媒体从北约亚太化的角度对此进行解读。北约是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其战略变化显然受美国的推动。美国将中国视为一个全球性的竞争对手,整合欧亚同盟资源,将北约纳入中美博弈,谋求举西方集体的力量开展对华竞争。如何看北约的亚太战略新动向?北约亚太化对地区和国际秩序产生什么影响?北约能够转向亚太吗?这些问题都引发各界的关注与思考。本文将北约亚太战略新动向置于中美全球博弈的大背景下,从北约亚太化的战略动向、北约亚太化与全球化、北约亚太化对“印太”地区和国际秩序的影响及前景等方面予以分析。

   一、北约亚太化倾向

   北约亚太化是今年以来中国媒体上出现的新词,本文借用北约亚太化这一新词,指北约将中国视为挑战后而进行的战略调整和组织变化。2019年12月北约伦敦峰会通过的宣言首次提及中国,这是北约1949年成立以来通过的各类官方文件中首次提及中国,可视为北约亚太化的开端。此后北约加大对华关注力度,并加强与亚太伙伴的合作以应对中国挑战。2022年2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冲击国际安全格局,刺激北约进一步关注中国挑战,加强与亚太伙伴的横向合作。

   北约活动范围长期限于欧洲和大西洋地区,在地理上与中国相隔遥远。21世纪以来,北约突破地理界限,触角伸入亚洲。2001年10月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2003年8月北约接手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在中国的家门口活动。这一时期大国合作反恐,北约进入亚洲被视为全球反恐行动,并未引起有关国家的强烈反应。北约与中国开展政治对话和接触,讨论反恐、阿富汗、防扩散、反海盗问题,中国军方代表团2010年6月访问北约总部,2012年2月北约代表团访华。北约在亚丁湾执行反海盗任务期间,与同样执行反海盗任务的中国舰艇人员实现互访。时任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2011年9月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不是威胁,2013年4月访日时他重复了这一表态,希望与中国加强对话。随着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和理念分歧凸显,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对华政策向竞争方向转变,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全面竞争,推动北约关注中国影响和全球力量对比变化。2019年4月北约成立70周年外长会议之际,美国大肆鼓噪“中国威胁论”,时任美国副总统彭斯称,未来几十年北约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根据中国崛起作出调整,特朗普政府施压欧洲盟友关注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和5G技术带来的安全风险。

   2019年12月4日,北约峰会通过的《伦敦宣言》称“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及其国际政策对北约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需要北约作为一个同盟共同应对”,这被认为是“历史性的”举动,预示着持续70年之久的北约找到“新方向”。相对于俄罗斯这一老对手,中国被北约视为新挑战。2020年11月25日发布的《北约2030》报告将中国视为“全频谱、系统性对手”(Full-spectrumSystemicRival),这一报告成为此后北约涉华表述的基调。2021年6月14日北约峰会发表的公报称中国为“系统性挑战”,公报重复《伦敦宣言》的表述,但不再提中国是机遇。2022年6月29日北约马德里峰会发表宣言和新的战略概念文件,重复此前中国对北约构成“系统性挑战”的表态。

   综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以及北约各类文件的涉华言论,北约对华关注包括:军事上,北约关注中国军力发展和中俄军事合作,渲染中国扩大核武库,发展先进运载系统,建设三位一体的核力量,称中国发展具有全球打击能力的航母、远程导弹、核潜艇可能危及北约成员国的安全,要求中国承担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责任;关注中国军费开支总额,称中国军事现代化和军民融合战略缺乏透明度;关注中国在海洋、网络、太空等公域的活动,要求中国遵守国际规则;关注中俄军事合作,称中国扩大全球军事存在,触角伸入到大西洋、地中海、波罗的海和北极地区,影响欧洲的安全。经贸和科技上,北约作为军事组织,却关注中国的经贸行为和“一带一路“”冰上丝路“”数字丝路”建设,声称中国寻求控制重要技术和产业领域、关键基础设施和战略物资以及供应链,称中国投资欧洲的通讯、港口、铁路和公路设施削弱了北约的军事动员和协同作战能力;关注中国5G技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新技术研发,称中国技术竞争削弱北约的军事优势。意识形态上,北约称中国利用经济影响分化欧洲,阻止欧盟在人权和南海问题上对华施压;称中国挑战北约价值观,企图颠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指责中国的所谓“胁迫”政策和“虚假”信息。北约对华关注超越了军事领域,关注中国的全方位和全球性影响,认为中国构成了“混合”(hybrid)威胁和综合性挑战,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力量平衡。

   另一方面,北约主张与中国保持建设性接触。2020年2月14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与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慕尼黑会晤,称愿同中方在阿富汗、中东、伊拉克、军控等问题上开展合作。2021年9月27日,斯托尔滕贝格与王毅举行视频对话,提出中国核力量和军事透明度问题,呼吁中国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事。北约对华提要求,缺乏合作诚意。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北约对华不满增加,2022年4月7日,斯托尔滕贝格指责中国没有谴责俄“侵略”,“挑战各国选择本国道路的权利”,对北约构成了“严峻挑战”。新战略概念文件保留对华建设性接触的表述,提出建立对等的透明度,把对华接触作为维护北约安全的手段。

   北约与亚太四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Asia-PacificFour,AP4)建立了伙伴关系,四国出人或出钱参加了北约在波黑和科索沃的维和行动。“9?11事件”后,以阿富汗问题为牵引,北约与四国关系迈上新台阶。在政治对话方面,北约与四国高层互动增多,四国向北约派驻大使,建立了制度化联系。澳、日与北约关系相对密切,两国总理、外长、防长均访问过北约总部。澳参与北约领导的多国维和行动最积极,获得北约的“增强机会伙伴”(EnhancedOpportunityPartners,EOP)地位,可与芬兰、瑞典、格鲁吉亚、乌克兰、约旦一样,深度参与北约的军事活动。阿富汗问题是过去20年北约与亚太伙伴合作的主要动力。澳、新、韩派兵参加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澳是非北约国家中派兵最多的国家,日本在印度洋为北约提供油料,主办阿富汗问题国际捐助会议,为阿战后重建提供资金支持,四国多次获邀参加北约峰会和外长会议涉及阿富汗问题的讨论。2014年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结束任务后,四国参与北约领导的“坚定支持”(ResoluteSupport)后续行动,帮助培训阿富汗军队,向阿富汗军队信托基金提供资金。北约与四国签署了“单独伙伴关系与合作项目”(IPCP),合作领域从应对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扩展到网络安全、海上安全、防扩散、气候变化等领域。

   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任务结束后,北约与亚太伙伴的合作弱化。近年来,北约以中国挑战为借口,重新加强与亚太伙伴的合作。2020年12月,韩、澳、新四国外长首次获邀参加北约外长视频会议,讨论中国崛起带来的全球力量对比变化及影响。2021年6月,北约峰会公报提出加强与亚太伙伴的合作。此次乌克兰危机刺激北约与四国加强协调与合作,北约和四国都谴责俄“侵略”,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参加了美国在德国拉姆斯泰因军事基地发起的援乌协调机制。2022年3月24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到访北约总部;4月初日、韩、澳、新四国外长赴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外长线下会议;5月,四国首次参加北约参谋长会议,韩国国家情报院加入总部设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北约网络防御中心。

   北约与亚太伙伴加强合作引起了北约扩员到亚太的议论。笔者认为,北约不大可能吸收亚太国家入盟,也不会变身为亚太地区的军事组织。北约东扩的对象仍是欧洲国家,北约的领土边界仍在欧洲。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不会移到亚洲。北约亚太化不同于“亚太北约”(AsianNATO),“亚太北约”一般指在亚太地区出现的类似北约那样的多边军事同盟或组合(alignment)。迄今出现的“亚太北约”由美国主导构建。1954年9月,美国曾纠集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建立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遏制中国和共产主义影响。东南亚条约组织未能帮助美国应对老挝危机和越南战争,持续20多年后寿终正寝。21世纪以来,美国再次组建针对中国的小多边组合。21世纪第一个10年,美日澳、美日印、美日韩、美日澳印对话建立,这些小多边合作并未形成太大的气候,美日澳印四边对话在2007年举行司局级会议后不了了之。随着中国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QUAD)为代表的“亚太北约”取得进展。2017年11月,四方安全对话重启,2019年9月启动了外长级会议,2021年3月以视频方式举行首次峰会。四国双边层面普遍建立外长加防长的“2+2”对话,大多签署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SCA)、开展双多边联合军演,四国在经济、科技、气候、基础设施、能源安全、数字互联互通等广泛领域加强了合作。

   北约亚太化与“亚太北约”相呼应,表明美国在调动同盟和伙伴资源上取得了一定进展。一是在地区层面,将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印度拉到四方安全对话当中。冷战时期美国就认识到仅仅依靠亚太盟友的局限性,试图拉拢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但拉拢印度未果,使该组织的分量大打折扣。近年来美国打着维护“印太”秩序的旗号拉拢印度,支持印度发挥地区领导作用,在中印边界争端中偏袒印度,加强了美印合作和四方安全对话。二是在全球层面,将欧洲盟友纳入中美博弈。欧洲国家众多,对华政策不一,美国软硬兼施,敦促欧洲盟友对华从合作转向竞争。美国注重发挥同盟的整体合力,较少在意盟友的地域性和议题联合的成员多寡,灵活构建经济、科技、网络等议题联合(coalition),淡化亚太同盟和北约的地区界限。“五眼联盟”与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成员国都跨越了地区界限,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帮助澳开发核动力潜艇项目,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远程打击武器等议题上加强合作,美国称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以创新方式聚集印太和欧洲伙伴”。美国也淡化盟友和伙伴的界限,印度、越南等国并非美国的盟友,但是都加入了美国发起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

   二、北约亚太化与全球化

“全球北约”或北约全球化指北约走出传统防区,在全球范围开展活动,建立全球伙伴关系,应对全球性挑战。正如“全球英国”“全球韩国”构想一样,“全球北约”指北约谋求确立全球视野,而非指北约已发展为一个成员国遍布全球的同盟。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称,“全球北约”构想不意味着北约成员扩大到其他地区,而是北约应面向全球(globaloutlook)、做好应对全球威胁的准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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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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