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周平:民族与政治的纠缠及政治学的认知

更新时间:2022-09-13 22:58:05
作者: 周平  
于是,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与政治的关系便主要通过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形式加以体现。民族国家在一元性国民权利基础上进行制度构建,以及在巩固人口的国民身份的同时,凸显了民族作为国民共同体的内涵和意义。随着民族国家影响的扩大,作为一种人群共同体的民族(nation)也逐渐受到了重视,指称这样的人群共同体的“民族”概念也成为被广泛运用并具有重要意义的描述性概念和分析性概念,这又使得其他非国家形式的人群共同体受到关注,并以“民族”概念被描述和分析,进一步拓展了“民族”概念。

  

   民族国家的构建,塑造了民族的一种新的形态或类型,即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之民族(nation)。随着民族国家的普遍化,这样一种具有国家形式或外衣的民族越来越突出和受到关注,同时也将历史上形成并仍然存在的由历史文化塑造的民族凸显为民族的另外一类,从而形成了民族类型划分中的国家形式的民族与非国家形式的民族两个大类。当然,这并没有使作为人类聚族本性之表现的民族的形态固定下来,新的民族类型还会不断出现。

  

   民族在自己的演进中不论具有怎样的具体形态,总是与社会的政治机制相互纠缠在一起并深受其影响。其中,有的民族形态本身就是由政治机制塑造成型的。民族与政治之间的结合不是外在的,而是在相互渗透、相互塑造中实现的,因而是内在的和有机的。因此,既没有无政治的民族,也没有不与民族结合的政治,它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是政治的民族,政治是民族的政治。

  

   民族与政治结合的程度在具体的民族政治现象中并不相同或者说并不一致,具体表现为与政治权力及其体制机制结合的程度有所不同。在复杂、多样的民族政治现象中,有的民族与政治权力及其体制机制的关系密切,具有更多的政治内涵和政治属性,有的则完全不同。另外,民族与政治的结合中有直接的结合也有间接的结合,并呈现显性形态和隐性形态。在民族与政治结合的隐性形态中,民族因素所发挥的作用一点也不比显性的形态弱,如现代国家体制中的民族内涵,尤其是国家伦理中的民族内涵,虽然是隐性的存在,并由于不显著而常常不引人注意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但是其影响却十分深刻并具有根本性。

  

   三、民族因素对政治的影响愈加复杂

  

   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中使来自荷兰的威廉亲王接受《权利法案》和《王位继承法》,从而构建“王在法下”的体制,“标志着近一个世纪的主权之争以议会的胜利而告终”。因此,“英国作为一个整体,它不再属于君主个人,而是属于整个民族。这样,真正意义上的英国民族国家终于确立了起来。”不过,真正将这样的体制确立为一种国家制度类型,使之成为此后整个世界模仿的对象,则是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实现的。1789年8月26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明确宣示:“整个主权的根源本质上在于国民”,制宪议会1791年9月3日通过的宪法也明确规定:“主权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不可转让的与不受时效约束的,她属于国民”。而“在当时,‘民族’即是国民的总称,国家乃是由全体国民集合而成”。这样一来,作为国民之总称的民族被确定为国家的主权者,从而把“主权在民”的原则实现并确定为民族拥有国家的主权。这就不仅把由民族与国家结合的民族国家确定为一种国家类型,而且为其在全球范围内拓展提供了条件。

  

   在人类国家形态演进的历史上,民族国家的构建是一次根本性的变化。民族国家的稳定、拓展并取得主导地位,彻底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中民族与政治的结合方式,将民族与政治的结合推到一个新的阶段。不论从人类国家形态演进的历史来看,还是从民族与政治结合的历史来看,这都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跃迁,使民族与政治的结合具有了全新的内容。此后,民族与政治关系的认知就被置于民族国家的背景下进行,或以民族国家为基本预设。

  

   首先,民族与国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基于一元性国民权利而构建的一整套体制机制,确定了一种体现“主权在民”原则或精神的全新的国家伦理,实现了民族与政治结合的国家化和制度化,使具有国民共同体属性的民族更加巩固,也为民族利益提供了坚实的利益保障,或者说,为民族构筑了一个坚固的政治屋顶,创造了一种民族与政治结合的有效方式。这样的方式也成为此后民族争取自己利益的斗争和运动的政治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独立和解放的民族,大都采取了民族国家的形式。

  

   其次,具有国家形式的民族本身,成为功能强大的人口组织形式,能够有效地将国内人口以民族的形式组织起来,成为具有相当程度同质性、共同性的整体,从而使原先以家庭(家族)或部落、部族组成的异质性、多样性人口组织形式或集团变成一个以民族为基本形态的整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些国家此前人口由于缺乏一种全国性的组织形式而呈现一盘散沙的状况。从整个人类来看,所有人口通过具有国家形式之民族的方式,被整合成近200个民族,各自形成具有国家形式的民族社会,并相互发生关系和互动,从而实现了全球人口的组织化。民族所具有的这样一种人口整合功能的形成,也彻底地改变了民族的政治面貌,具有了更加深厚和突出的政治属性,成为典型的“政治民族”。

  

   再次,民族间的关系具有了“国际”的性质、形式和意义,对民族和整个人类的面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民族国家实现了民族与国家的结合,民族具有国家的内涵并披上了国家的外衣,于是,“民族”与“国家”两个概念便可以相互指代或替代。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形成,不同的国家依据一系列基本规则交往、互动和处理彼此间的关系,便逐渐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所谓的“国际”,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国家间的关系,而是在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在这样的条件下,民族间的关系便以不同国家间关系的形式出现,从而具有了“国际”的形式和内涵。这在人类民族与政治的关系的历史上是开创性的,并使得民族之间的关系对整个世界体系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

  

   最后,民族国家的构建、拓展和功能的凸显,使民族主义这样一种早已存在的意识形态具有了民族国家的内涵,以建立本民族的民族国家的“一族一国”论成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后来形成的民族自决权理论,本质上也是这种理论的一种特殊表现。于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仅内涵更加丰富,而且传播力、号召力、动员能力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进而得到更加广泛地传播。其间的“一族一国”论,甚至还被人们当作对民族国家的基本解释或定义。由于如此,在民族主义的影响、动员下,民族与政治的关系也发生了更为深刻、全面的变化,出现了以这样的民族主义为号召、动员的民族政治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发展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对民族与政治结合的民族国家形态也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使民族国家在演变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内涵和特征,在民族与政治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国家的数量迅速地增加,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实现了普遍化,成为在世界范围内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国家形态。一方面,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亚非拉广泛地掀起,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一大批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获得独立的国家采取了民族国家体制。于是,最先出现于欧洲的民族国家这样一种国家形态最终遍及了整个世界,并被认定或界定为“现代国家”。另一方面,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获得独立的民族采取了民族国家的形式,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凸显了一个被西方的研究者称之为政治发展的现象,建立民族国家也被看作政治发展的主要形态或内容。

  

   其次,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进一步扩大和巩固,民族国家成为国际体系的基本政治单元和法律单元,由民族国家所表现的民族的国际性进一步凸显。由民族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就是全世界具有国家形式的190多个民族(nation)之间的“联合”。联合国的建立,为全球范围内的民族的国际性提供了一个体制性的框架,以及一套以国际法为主体的规则,使整个人类的不同民族以一个有规则的世界体系的方式形成了稳定的联系。在此基础上,一系列的国际机制和规则纷纷建立,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进一步突出了民族的国际性特征,将民族间的关系表现为国家间的关系,促成了民族的全球化。

  

   再次,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关系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并导致多民族国家的凸显。欧洲最早的民族国家,皆将国内居民塑造为直接与国家相对并由国家保障其权利的国民,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作为国民整体的民族是单一的和均质的。但是,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大都不具有欧洲(尤其是西欧)那样的人口条件和民族条件,大都是将国内久已存在并仍然活跃的历史文化群体整合为统一的民族,才建立起民族国家的。这些国家构建起民族国家的体制和机制以后,国内的民族群体仍然活跃,一些国家还通过法律、政策确定了国内多样性民族群体的集体权利和民族地位,进而设立相应的国家制度来保障国内各个民族的权利,进而将国家界定为“多民族国家”。随着这样的国家数量的增多,尤其是保障国内各民族权利的制度体系的巩固和有效运行,这样的国家体制也逐渐得到认可并被确认为一种单独的类型,即“多民族国家”。

  

   最后,由民族主义触发或与民族主义直接相关的运动凸显。以“一族一国”论为核心内涵的民族主义,其动员作用在广泛传播的基础上也越来越突出,逐渐成为影响越来越广泛的社会政治思潮,从而在一些国家(主要是多民族国家)内唤醒和塑造了一种以建立本民族的民族国家为奋斗目标的社会政治力量,并导致形形色色的民族政治运动的纷纷兴起,对一些非西方的民族国家的体制形成了强大的压力,使民族与政治的关系更加复杂。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建立民族国家的连锁反应,更是在一定时期内导致了民族政治运动在非西方国家的流行。

  

   跨入21世纪后,长期处于潜行状态的经由身份(identity)而形成的聚族现象得到凸显并引起了关注。塞缪尔·亨廷顿在2001年的“9·11”事件后,首先关注并在其最后著作《我们是谁?》中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说:“在‘9·11’以前,国家特性/国民身份在一些美国人心目中所占的地位是不高的”,“简直是淡忘了”。但是,“‘9·11’以后,国旗无处不见”,“国家特性/国民身份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超过了别的特性和身份”。由此,他提出了由认同形成的身份问题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把一种全新的民族群体——族性身份群体——凸显了出来。于是,这样的族性身份群体在普遍关注中迅速地发展起来,并对民族国家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致使民族与政治的关系出现许多前所未见的情况。

  

首先,20世纪末期,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并产生累积效应的背景下,人口在不同国家间跨国流动的经常化、规模化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代际积累的效果也日渐突出。在此背景下,两个因素的加入使之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聚族现象:一是具有根深蒂固的族群内涵的多元文化主义(这里的“多元”实际上是指多族群)的传统;二是主观性极强的认同/身份(identity)由于多种因素尤其是性少数群体(LQBT)的泛滥的影响而成为多种意识形态的核心因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6471.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