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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象:革命时代的情与爱

更新时间:2022-09-13 09:39:53
作者: 萧象  

   革命时代的情与爱

   萧象

  

   革命+恋爱,是革命年代流行于革命者之中最常见也是最受欢迎的一种革命模式。在这一模式中,革命是工作,恋爱是生活,工作和生活,相辅相成,缺一为憾,少一不可。革命者,年轻人也,思想新潮先进,观念超群拔俗,干革命,出生入死,壮怀激烈,颠倒旧世界;谈恋爱,不遑多让,轰轰烈烈,一往无前,构筑新乐园。因而行为表现与爱情人生,与过去书上看到的革命清教徒形象大不相同,其色彩斑斓与复杂丰富以及悲情,很是超出一般常人固有之印象。

  

   1923年莫斯科东方大学迎来了第一批中国女生,填补东大向无中国女生的空白,让中国男同胞们终于挺起腰杆,感到扬眉吐气,有了面子,与他国同志相比,不再自愧不如。这批女生中来自湖北的陈碧兰容貌秀丽,活泼可爱,最引人瞩目,很快就有三人向她发起进攻,表达爱意,尽管陈碧兰已是名花有主,罗敷有夫。结果,三人之一的罗觉即罗亦农,捷足先登,喜获芳心。罗亦农,旅莫支部书记,职务最高,因此大家也不免有点鄙薄陈碧兰,说她爱的不是人,而是地位。同居一段时期后,陈开始流露出对罗的厌倦。回国后,陈碧兰千方百计地躲避罗亦农,情急之下,罗写出血书,陈心有不忍,继续维持两人关系。1925年秋,陈碧兰从郑州调上海,带来一封罗亦农写给彭述之的信,请彭予陈以关照。熟料,不久彭述之自己也陷入一场恋爱纠纷,不能自拔。这就涉及到党史上一场有名的爱恨情仇。

   蔡和森与向警予,琴瑟和鸣,是早期党内的模范夫妻。向警予个子不高,端庄沉稳,一身女学生装束,于都市浮华,不染一尘;警予严肃正经,不苟言笑,最恨党内浪漫的男女同志,人称“革命祖母”。瞿秋白调侃,说向是我们党内“马克思主义的宋学家”。1925年,蔡和森远赴北京,向警予留在上海,参加五卅运动,与彭述之、郑超麟居住同一亭子间。中秋之夜,警予突向述之表露爱意。述之不知所措,诉诸郑超麟。郑超麟告诫:“这件事做不得,做出会影响团体工作的。”彭述之说:“当然,我自己毫无意思,她也明白这件事情做不得。她说,不过把心里的话告诉我罢了。”可是,情爱的闸门一旦开启,再也无力量可以阻挡爱的潮水,向、彭两人很快就情不自禁,迷失于爱河。

   蔡和森北京归来,感觉蹊跷,向警予做不出瞒骗,和盘托出。翌日,中央主席团(常委会)在楼下客堂间开会,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瞿秋白、彭述之都到会,还有CY和上海区的人列席,向警予也参加会议。会议完毕,陈独秀正准备宣布散会时,蔡和森忽然站起来,说他还有一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他说:“警予同志和述之同志发生了恋爱……”大家大吃一惊,因为这太出乎意料之外了。会议陷入沉默。最后,陈独秀说:“这要看警予同志自己决定。”向警予伏案大哭,一句话不肯说。独秀问警予:“你究竟是爱述之呢,还是爱和森呢?”警予不做一声。独秀又问:“你不爱和森了么?”警予还是一声不做。无奈,中央只好负起解决的责任了,决定派向警予同蔡和森一道到莫斯科去。蔡和森从北京南下,正是为了接受使命,去莫斯科担任中共常驻代表的。(《郑超麟回忆录》)

   彭述之为失去爱而伤心,每日喝酒,藉以消愁。他记起罗亦农的嘱托,时不时去看一下陈碧兰,尽义务,亦消寂寞,陈也常来中宣部看彭,这一来二去,你来我往,两人情愫暗生,竟然好上。这不奇怪,就彭而言,警予去后的空白需人填补;而陈本已烦罗,罗在莫斯科地位高,而在中国,彭是中央委员,罗乃一地方干部,爱攀高枝,是任何时候都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周围同志们起哄叫好,要彭、陈请了客,等于公开了关系,而罗却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后来中央调罗亦农来沪任江浙区委书记,两人情事,再也无法包裹。瞿秋白召集当事人开会,劝说罗、彭两位好朋友不要为此伤了和气,瞿并用一法语词Ligomisshlennaya(可以译为“不慎重的”,也可译为“水性杨花的”)说及陈碧兰。其后,三人关系,表面上一如往常,看不出破绽。甚至有一次彭、陈尚未起床,罗来汇报工作,彭躺在床上,陈睡在一边,罗报告工作,泰然自若,不以为意。倒是旁观者的郑超麟愤愤不平,看不下去。(《郑超麟回忆录》)

   罗亦农渐渐抬起头来,由湖北省委书记而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找到了自己新的爱人,她就是四川姑娘诸友伦。在一次演讲会上,罗亦农注意到台下有一双眼睛老是出神地望着自己,暗自欣喜。便将此事及女子外貌特征告诉了郑超麟,要郑猜是谁,郑一听就知道是诸友伦。但褚友伦是贺昌的爱人,而贺昌此时远在莫斯科参加会议。罗、诸爱恋并同居,招徕党内同志议论,贺昌隐忍,没有出声,是执教上海大学的施存统等一帮师生仗义执言,施存统说:“如此一来我们的恋爱和家庭太没有保障了。”提出“我们的女同志至少应当先同现在的爱人正式分离之后再去爱别的人。”彭述之自己节行有亏,怕惹火烧身,表示反对,认为那是知识分子的恋爱观,是有害倾向,打压了下去。

   施所以出此言,有切身之痛也。1924年下半年张太雷从莫斯科归国,担任《民国日报》主编,家人不在身边,一人住在慕尔鸣路,施存统一家搬来为邻。施夫人王一知,从事妇女工作,常在报上发表文章,与太雷谈聊很是投合,相互引为知己,不久便住在了一起。施存统痛不欲生,歇斯底里发作(有说导致眼睛失明),住进医院。幸有女学生钟复光给他来信,表示同情和愤慨。施存统得以疗伤而康复,两人结为伉俪。施存统也更名施复亮,以寓重见光明。

   罗亦农与诸友伦好景不长,因诸去莫斯科读书而两人最终分手。当时留学莫斯科的,另寻新欢的多,顾恋旧情的少。朋友都为罗亦农捏一把汗。诸友伦到莫斯科后果然传回新的爱情故事。莫斯科,既是一些人恋爱的乐园,也是另一些人恋爱的墓地。

   在罗、褚、贺这三角关系中,贺昌成为落败失意者。朋友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相安慰,应景而贴切。贺昌乃中共早期杰出的领导人,大名鼎鼎,无人不识,无人不敬。在大革命的浪潮中,立于潮头的贺昌,不久与另一朵同样立于潮头的浪花,相遇相激相拥抱,为革命+恋爱再添新章。

   这就要引出一段更为曲折复杂、甜蜜又苦涩的情事。

   中国近代史上湖南“浏阳三杰”之一的黄颖初(另二人为谭嗣同、唐才常),其女黄慕兰,天生丽质,冰雪聪明,不满家庭包办婚姻,逃往武汉而参加革命。其美貌才情,据说令郭沫若、茅盾倾慕不已,激发其创作灵感,成为某作品主人公之原型。黄慕兰在武汉与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宛希俨相识而结婚,宛有家室,也是包办婚姻。1928年5月宛希俨在江西赣州被捕牺牲。黄慕兰与饶漱石一度过从密切,28年底黄、饶同时乘船被派往上海,黄在党中央任秘书兼机要交通,饶在团中央任秘书长。黄慕兰遇见已在武汉认识的贺昌,贺对黄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鼓励黄从悲痛中振作起来,同时劝黄“决不能有什么‘从一而终’和树立贞节牌坊的旧礼教观念”。让黄颇受感动和鼓舞。两人在接触中不断加深了解和感情,经周恩来同意,黄慕兰接受了贺昌求爱而再结良缘。

   黄、贺结合,众人均表祝贺。唯饶漱石吃醋,对黄冷嘲热讽,说黄攀上中央委员的高枝,不把他这个小人物放在眼里。黄一娇弱女子,哪受得这样的嘲讽,思前念后,一时恍惚,将密写的会议记录本落在黄包车上,觉得坏了大事,对不起组织,无颜见人,跳进黄浦江,图一死了之,被水上巡警发现而获救。羞愧之下,胡编故事应付警察问询。第二天《申报》刊出“妙龄女郎失恋自杀遇救”新闻报道。周恩来获悉前后经过,对黄进行严肃批评教育,并以瞿秋白与杨之华为模范,要黄不必在乎他人说三道四的凡夫俗念。

   1931年秋,贺昌奉命离沪去江西苏区开展武装斗争。同年1月,受中央特科领导,黄慕兰以“互济总会营救部部长”的身份,参与营救被捕的同志。因而结识律师陈志皋。陈志皋出身名门,父亲陈其寿,前清二品大员,陈志皋办案,黄金荣见了也很客气地称其“二少爷”,足见陈家在上海滩的地位影响。陈志皋同情革命,思想左倾,对黄慕兰一见倾心,慕其美貌和高雅。黄以已脱离中共组织的宛希俨遗孀身份相告知,隐去了其他。通过陈志皋出面,黄慕兰参与的救援成功地救出了关向应,及时将向忠发叛变的消息报告党组织,并成功办理登报“伍豪启事”,粉碎了国民党的污蔑造谣。一连串的合作,使陈志皋对黄慕兰越发爱恋不已,并正式提出求婚。考虑到陈家在上海的地位影响及其对救援工作的重要性,党组织极力玉成这桩特殊婚姻,对她说:这“将有利于掩护自己的身份,极有可能将会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这绝对是合乎工作需要的。”至于“贺昌同志,将来我们都会向他说明个中缘由。贺昌是个很开明的人,他也绝不会埋怨你。”(《黄慕兰自传》)于是,黄慕兰又嫁陈志皋。

   在男女两性关系上,女性的“美色”具有不可抵抗的诱惑力与杀伤力,因而具有天然的优势,为了革命的需要,女同志作出了更多的牺牲和贡献。琼崖一隅,黄振士和吴觉群是一对志同道合相恋7年的革命情侣。为统战当地豪雄王昭陵,地下党负责人的黄振士和陵水县党组织决定,把才貌双全的吴觉群嫁与王昭陵作小妾,以换取王对革命斗争的支持。(孔捷生《林莽深处的悲剧英雄》)

   左联知名女作家关露,1939年受地下党组织派遣,打入汪伪政权内部,卧底特务头子李士群身边,收集情报,伺机策反。潘汉年专门叮嘱关露:“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如果辩护,就糟了。”关露答应:“我不辩护。”(胡绣枫《我的姐姐关露》)关露独当一面,利用李士群关系获取重要情报。抗战胜利,关露被国民政府以“文化汉奸”列入通缉名单,党组织及时将她安全转移到淮南。踏上解放区,关露心情激动无比,不仅是可以脱下伪装,而且可以见到日夜思念别离八年的心上人了。

   抗战初期关露在工作中结识王炳南,两人情投意合,确定恋爱关系。抗战八年,一个在上海,一个在重庆,尽管关山万重,但凭借鱼雁传书,相互思念更为深稠。得知关露抵达淮南解放区,王炳南欣喜若狂,当即决定乘飞机到淮南看望关露。当他把自己与关露的恋情和打算报告周恩来时,周恩来予以劝阻,认为关露是个好同志,“但是由于她的这一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留下不好的‘名声’。不少人以为她是‘文化汉奸’……”周语重心长,对王说道:“如果你们两人结合,恐怕会给社会上带来不好的影响,这对我们开展工作并不利……”(丁言昭《关露传》)为革命为大局,王炳南万般无奈,忍痛割爱,与关露中断关系。关露接获绝交书,心如刀割,肝肠寸断。受此打击,大病一场,从此心如死灰,终身未嫁。

   前面提到的瞿秋白和杨之华,其婚恋,当年在沪上,也是新闻一桩。1923年瞿秋白出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上大是国共合办而主要由共产党掌握的一所学校,学生多为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而追求进步的青年男女。瞿秋白新从苏联归来,西装革履,文质彬彬,傲然而沉稳,热情又略带忧郁,鼓吹社会革命,写得锦绣文章,让一帮学生尤其是女生很是着迷,王剑虹和丁玲为其中佼佼者。瞿秋白是由施存统而认识王剑虹和丁玲的,对她俩追求自由的叛逆精神和爱好文学颇为赏识,便介绍入了上海大学文学系做旁听生,三人由朋友而师生。王、丁是闺蜜,某日丁玲意外发现王剑虹在炽热地暗恋着瞿秋白,便当着秋白面捅破窗纸,秋白欣喜不已,他自己也在偷思着剑虹,没有表白而已。1924年1月瞿秋白和王剑虹结婚。但很不幸,同年7月王剑虹染肺病而去逝。

就在这时,杨之华闯入瞿秋白的生活。杨之华1923年年底入读上大社会学系,入学时校园轰动,无不争睹,惊为天人。当时杨已结婚,是沈定一的儿媳,丈夫沈剑龙;沈定一为中共一大时最早的59名党员之一,受其影响,儿子媳妇双双成为青年团员。但小两口是旧式婚姻,没有感情基础,婚后不谐,加上婆媳不睦,杨之华就离开了沈家,求学上海,另寻出路。1924年5月的一天,杨之华临时奉命向苏联顾问鲍罗廷汇报有关妇女情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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