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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民主沟通:雅典精英如何说服大众——以奥博《民主雅典的精英与大众》为题

更新时间:2022-09-12 23:22:01
作者: 任剑涛 (进入专栏)  

   在权力体制上已近完成,但在思想层面上尚未呈现出古今之变的对称状态,因此人们还常常借助古代国家的想象来表达自己的现代国家认同。是区分两种国家及其认同模式的时候了。否则,中国的现代建国就会始终处在一种政治建构与国家理念的错位状态,妨碍人们确立现代国家理念与体制。

  

   理解古希腊的民主政治,一直是现代政治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这是因为,沿循民主的古今线索,人们尝试勾画出民主政治的一贯性特点。这些努力,确实具有帮助人们认识现代民主政治的积极作用。但有时候也会因为努力凸显古今民主的一致性,既扭曲了古代民主的真相,也遮蔽了现代民主的特质。如何在保有古今民主政治基本共性的情况下,凸显各自的历史性构成特征,是民主史研究应当完全的一个理论任务。美国古典学家约西亚·奥博的《民主雅典的精英与大众》[ 约西亚·奥博:《民主雅典的精英与大众》,何典译,郑州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在这方面的尝试,值得人们重视:因为他努力将雅典民主、也就是古代民主的经典形态,按照其运作的真实情形再现给人们,帮助人们了解古代民主的某些真相,让人们看到民主不过是精英与大众的政治互动过程。其间,精英借助演说而与大众达成的沟通,正是雅典民主能够有效运作的一个重要支点。理解奥博此书,需要古希腊历史的背景知识和直接的政治思想史知识。古希腊史专家,可以提供前一知识基础;政治史专家,则提供后一知识储备。前者需要在长时段历史中理解古希腊历史;后者需要在古今之变的维度,看待古代政治与现代政治的异同。奥博这本书,确实是一本调动人们的知识积累,才能进入和理解的一本大书:古代民主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理想民主,也不是人们惯常轻视的低级民主。它对人们理解与运作现代民主,具有极大的帮助作用。

  

   一、民主的古今之别

  

   对约西亚·奥博来讲,他之所以选择雅典民主制作为自己的论述主题,并不是因为好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因为民主政治的古今贯通线索,让人们不得不从古典研究的视角,逐渐切进现代民主。他首先要解释的,是在现代民主制的情况下,为何要越过中世纪,回到雅典去讨论古代的直接民主。现代的民主,就像人们所熟知的那样,是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现代民主和古代民主两者是不是两回事呢?其实答案早就已经给出了,而且是个公认度极高的答案:它们确实没有直接的渊源,它们确实是两种类型的民主。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从古希腊的直接民主一下就推导到现代的代议制民主。现代民主制的形成,不仅在历史渊源上讲,有一个中世纪基督教插入的因素,代表制首先是来自基督教教会的代表制,而不是来自古希腊的平民参与机制;而宪法也主要是通过神法和人法的分流催生的。现代民主直到晚近阶段有了工商经济基础、有了权力分割制衡的重大转变,古希腊由演说术或意识形态贯通的精英与大众的直接民主联系桥梁,才变成了今天通过官僚体制串联的国家与公民这样一个间接民主机制。这是一个重大变化,这是民主进程所浮现的古今之变。约西亚·奥博也非常强调这一点,因为站在现代民主制度的批评立场抑或是赞扬的立场来回看,人们都很清楚,古希腊民主并不如我们有些把它夸成一朵花的学者所说的那样“好得不得了”,是“人类古代唯一值得夸赞的政体形式”。原因在哪里?奥博客观地表述了一个历史事实,他是在雅典获得而且是血缘性关系获得公民权利的范围内来讲人民、来讲民主的。这与现代民主根本不同。现代民主是在打破血缘机制的基础上建构的公民普遍民主机制。因此,一方面需要着重寻找古代民主的独特性,如奥博所强调的雅典精英民主、以及精英与大众的沟通模式;另一方面则需要打破以当代社会科学模型衡量古代的习性,因为“当那些模型被粗暴地或机械地应用时,得出的结果就很难令人信服。”[ 约西亚·奥博:《民主雅典的精英与大众》,何典译,第1页。]

  

   今天好多批评民主的人,从古希腊批评起,一路下来地数落民主的虚伪性:雅典民主仅以出生作为具有公民资格的唯一理由,[ 芬利指出,“通常情况下,出生是获得雅典公民权的唯一途径。”氏著:《古代世界的政治》,晏绍祥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90页。] 把妇女、外邦人、奴隶排除在人民之外,这哪是什么民主!这些对所谓“民主虚伪性”的严厉批评,从古希腊开始,一路不饶恕的批下来,落点在非常严厉地指责现代的间接民主就是“选主”,也就是金钱购买的民主。[ 参见王绍光主编:《选主批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欧树军译,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批评民主的人把历史线索拉得非常长,尽管对民主一路批评下来,但相对于现代的间接民主,他们更愿意推崇雅典的直接民主。比之于人们对法律政治事务的参与,他们更看重的是抽签这种“最为民主”的形式,或者在中国基层农村社会中实践过的“豆选”这种“颇具新意”的民主形式。抽签,多少会涉及一些数学的问题;“豆选”,操作起来就很容易了,候选人背后放一个碗,往里头扔一个豆子表示赞成。这就是他们所期许的“人民当家作主”。而这样的民主是不是保有一定的政治质量,究竟是值得还是不值得推行,究竟有没有必要花费功夫去研究?就被忽略不计了。

  

   奥博的民主研究进路,不同于那些亟于以古代民主矫正现代民主的心急如焚者,但从他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古典学家在面对希腊民主制时的争论张力之大,一般人简直忍受不了。因为同样作为古典学家,奥博的取向就与英国著名学者芬利的取向,大为不同:奥博对雅典民主秉持一种精英主导的客观还原态度,与芬利试图以古代民主的平民参与来矫正现代的精英民主,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参见M.I.芬利:《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郭小凌译,第二版前言,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页。]

  

   西方的古典学家对希腊民主制度的定位,差异极大。有将之定位为激进民主或温和民主的,也有将之确认为左派民主或右派民主的,还有将之理解为务实民主或理想民主的,不一而足。但当代所有民主理论关于政体类型、评论流派、得失意见,最后都会不约而同地聚焦到古希腊。原因是,古希腊民主、尤其是雅典民主,是现代民主的历史源头。其实,雅典民主似乎很难承载现代人类的民主负载:雅典实行民主制前后差不多两百年,辉煌时期只有大概80年,甚至有人说更短的50年。雅典民主制,跟现代民主制关联究竟在哪里?如果是两类民主,没有任何直接通向关系,人们去研究它有什么意义?对这个问题,奥博给出了明确的回答。人们之所以跨过中世纪这段对现代代议制民主的兴起有着更直接历史渊源的历史阶段,而回到古希腊、回到雅典民主,对斯巴达都没那么买账,叙拉古之类仅捎带一提,一方面因为资料的缺乏,人们只好对好多古希腊城邦的事情,干脆缄默不言,或者就把只言片语给串联起来,讲一些让人似信非信的故事。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雅典的研究资料相对比较丰富,可以循此去批评,去赞扬。至于对雅典民主制的研究热情之所以高涨的原因,简而言之,就是因为在现代民主制的发展中,人们在价值上已经几无差别地赞赏民主,而且对民主心怀一种“更民主”的追求,因此激励人们将更民主的期待眼光投向雅典。“更民主”是罗伯特·达尔所说的民主发展趋势。什么是最民主,人们说不上来;但什么是更民主,让人心怀期待。相比而言,实现“更民主”比寻求“最民主”更难,最民主可以描述,更民主则是一个不断提高预期的民主。这种政治期望心理,成为人们寻踪雅典民主或古希腊民主最直接的动力。

  

   在这样的一种处境或状态中,人们居然回过一个长达两千年的“巨头”,去审视雅典民主。如前述奥博所指出的,这是由于人们的一切政治行动都需要参照的缘故。一般而言,人类行为的参照时间点,不可能是未来,因为未来是寄托希望的一个时间向度。也不可能是当下,因为人们正在经历,以其熟知而缺乏参照意义。未来没有人能说清楚。道理在,人们都知道画人不好画,画鬼好画,画未来如画鬼,你说的天花乱坠,催人相信,但是没有一种实在感。而面对当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人们普遍的不满。因为只要人们生活在其中,无论什么样的制度,要么是局部的、要么是全局的;要么是总体的,要么是细节的;要么极度不满,或者温和不满。总而言之,对现实,人们总有不满,因为人们有切肤之痛,或者切身的感受,人生的喜怒哀乐,都融会在其中。拿现实的一个东西作为一个楷模,哪怕把高度成熟的英美民主说成是现代民主的来源和典范,人们都可以找到很多理由去批评当下一些人群所期许的英美民主,尤其是在现实运行当中它确实存在诸多缺点。

  

   因此,人们只能将关注民主的眼光,投向比较陌生、资料又少、研究发挥余地较大的古希腊。古典学家根据不充分的资料,给人们描述一个有助于改变现实状态的古代情形。这正是前述古典学家就雅典民主产生激烈论辩的缘由之所在。对雅典民主制,芬利的评价似乎并不高,他说雅典民主是农民民主。但他对这种平民广泛参与的农民民主其实是高看一眼的,且尝试以之矫正精英化的现代民主。有些古典学家认为雅典是工商业民主,这也是很难成立的说法。因为雅典做生意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甚低,[ 芬利指出,“古代世界的大部分自由人,甚至是大部分自由公民都是为自己的生计而劳动的。”氏著:《古代经济》,黄洋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82页。] 工商业人口这么少,怎么可能是工商业民主。除开芬利这种以雅典民主的行为主体来归类其民主类型以外,也有人从民主发展的程度上认定,雅典民主实际上属于一种低级民主。但在雅典民主的范围内来看,它发展出了与之相应的一套制度,有其“高级性”体现。奥博跟这些古典学家们辩论,认为雅典民主虽然是一个低级民主,是个令人不满意的、仅属于部分人的民主,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局限起来的公民民主。“天生”的意思,就是因为出生所给定的公民资格。长辈不是公民,晚辈自然就不是公民,民主便与之无关。这种极为有限意义上的民主,为什么在现代还有研究价值呢?奥博言简意赅地把它解释清楚了,他说,与其我们在今天民主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去追究雅典民主只是部分人的民主,不如去追究这部分人何以把这样一个直接民主玩得风生水起,让两千五百年之后的人类还要花这么大功夫来研究——雅典提供给我们一个可以校正令人们普遍不满的现实政体、现实政治生活和对未来进行展望和期待时没有模本的紧张。雅典提供了民主模本,提供了校正现实可以期待的历史范例,因此我们要去研究雅典民主。“关于民主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形式的本质和潜力,雅典这个榜样有很多值得现代西方世界学习的地方。雅典可以纠正文化沙文主义者持有的只有现代西方世界的经验才有当代价值的观点。在清晰地辨别原理与实践方面的异同之后,我们可以使雅典的民主更容易理解(通过它自己的语言),并使其成为民主国家的公民(或行将成为公民者)进行政治分析和行动时方便援用的工具。” [ 约西亚·奥博:《民主雅典的精英与大众》,何典译,第9页。]

  

   约西亚·奥博所用的“雅典民主”,与大多数古典学家使用的一样是一个广义概念。所谓广义的“雅典民主”,是指在古希腊历史大背景中审视雅典为时不长的民主运作。其实,在雅典的政体分类中,雅典民主之“民”可能有暴民的意思,而民主是一种并不受当时思想家待见的政体。人们对现代民主,也心怀同样的警惕,民主的“多数决”(majority rule)制度,可能催生多数暴政。这样的共同关切,使我们对现代民主和传统民主有了一种关联的渠道,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考虑。为了改变令我们不满的现实,为了革除当今民主的一些缺陷,为了使我们的政治期待能够上升到更高的台阶,所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就是我们要回过头去看雅典民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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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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