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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汝贤: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更新时间:2022-09-11 16:08:05
作者: 叶汝贤  

  

   摘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与过去和现在的研究现状密切相关,必然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传统、时代与时代主题、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世界性的哲学交流与对话等等。论文就相关问题,如哲学与政治、学术性与现实性、 理论与实践、哲学与群众、主流学派与非主流学派、革命家与哲学家、哲学研究方式与实证研究方式等进行讨论。论文的结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将仍然是主流, 过去哲学研究那种大一统的局面将不复存在,多样性的研究、主流学派与非主流学派并存,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各种研究路径互相竞争、互相切磋、互相促进,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将会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与时代主题;学术性与现实性

  

   从世纪之交到进入21世纪, 总结过去哲学研究的经验教训, 探索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走向, 一时成为中国理论界的热门话题, 至今仍热度不减。

   未来与过去和现在, 是紧密相连的。在预测未来走向之前, 有必要回顾一下过去。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形成气候, 是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马克思说: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 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1] (P11), 马克思主义哲学, 特别是唯物史观, 使正在为解放中国寻求真理、探索道路的知识分子的眼睛为之一亮, “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 一时成为他们的共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由此也可以看到,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的时候开始, 就带有政治性质。

   中国现代历史的这一新起点, 注定了中国革命的命运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这一结合, 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战略和策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使一个落后的中国取得革命成功, 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一结合的理论成果, 是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存在的形态——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取得成功, 很重要的一条, 是因为它不仅在理论上, 而且在实践上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 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用毛泽东的话说, 就是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 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 又是中国的。这种实践唯物主义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他们的后继者的期待。就此而言, 毛泽东思想是世界上一个最为成功的范例。

   建国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升为国家哲学, 成为主导一切的意识形态。在建国初期,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 理论与实践都是生气勃勃的, “实事求是” 仍是决策的理论依据。在一系列问题上, 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 毛泽东提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的道路, 解决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 创造性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始终受政治与哲学两者关系的制约, 毫无疑问这两者关系还会继续制约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走向。因此, 如何正确地处理这两者关系, 关系到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这一制约因素属于主观因素, 而传统、时代精神、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等等则属于客观因素。这种主客观因素的综合, 决定了中国未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走向。下面我试图就此作一简要的分析。

   第一,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传统, 这一传统经过中国革命实践的检验, 证明是一个正确的、行之有效的优秀传统, 是反对教条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保持与时俱进特质的传统, 在新的历史时期这一传统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实践与弘扬。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的西方, 是对当时西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产物。它并不是包医百病的药方。马克思本人反对把他的哲学看作是一般历史哲学。他以古罗马的奴隶制和美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为例, 说明 “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部分分别加以研究, 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 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 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 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 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2] (P342)马克思历史理论强调一切以时间、地点为转移, 他非常反对把他的历史理论同上述一般历史哲学混同起来。他说:“他 (指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引者注) 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 一切民族, 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 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 会给我过多的荣誉, 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2] (PP.341 - 342)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经验, 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与历史方法, 是马克思哲学实质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 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与经验。今天的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种变化非但未能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像它的反对者所说的那样已经 “过时”, 反而越来越证明它的现实的巨大价值。但是, 这种价值能否实现, 马克思主义能否在中国、在世界各国发挥作用, 关键同样是能否同中国、同各个国家的实际、与各国文化传统相结合。中国开放改革以来的历史证明,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需要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哲学研究, 受这一实践路径的制约, 其主流也必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第二, 马克思主义在同中国实际结合过程中形成的两种形态, 即实践形态和学术形态, 在新的历史时期同样存在, 但会有许多新的特点和新的问题。这两个形态,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同生共长, 互相促进, 互相配合。前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中的运用, 后者是在总结前者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的理论建构与发展。当年许多革命家本身也是学者;而许多主要以理论研究为职业的学者, 本身也是革命家。革命家与理论家、实践与理论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现在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实际工作者与理论工作者己有明确分工, 这种分工有可能使两种形态发生分离, 也就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但总的趋向是统一的, 因为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要求的。这种统一表现在它们具有共同的历史使命、共同的时代主题、共同面临的问题和共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在一个新的基础、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基础上的统一, 这种统一决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种形态互相促进的发展会走向新的辉煌。

   第三, 如果肯定真正的哲学是 “时代精神的精华” , 那制约未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就不仅是传统, 可以说更重要、更直接的是受时代与时代主题的制约。按照邓小平的说法,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我认为这是对现时代的确切的定位。现在, 虽然恐怖主义还在威胁和平, 虽然还有超级大国试图建立世界霸权, 不断制造战争, 但历史发展总的趋向是和平, “发展” 已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后发展国家全力操办之事。中国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 虽然二十多年的改革, 使国民经济有很大发展, 但按人口平均, 仍是一个贫穷的国家, 还需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赶上发达国家, 才能使广大人民过上符合“人”的本性 (不是动物式的) 的生活。中国又是一个复杂的、矛盾多多的国家, 如何发展, 比任何国家都要艰难。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不能不受这一发展主题的制约。探讨中国发展的规律, 探讨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的发展观, 应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攻方向。“发展哲学” 将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有发展前景、最贴近人民群众生活的哲学形态。

   第四, 马克思主义哲学, 应该以研究问题为中心, 特别是以研究现实的、时代性的问题为中心。但是, 这一研究是以哲学的方式思考、反映与引导时代精神, 而不是制作发展的政策大餐。哲学史上任何一位哲学大师, 莫不是从哲学的高度去思考时代性的课题; 任何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莫不是时代精神的结晶。康德、黑格尔的哲学够抽象了, 但都是法国大革命引发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深刻回响, 并引导当时落后的德国走向这种新的时代精神。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 它具有超越性、思辨性的特点, 但这不是天马行空, 不是凭空杜撰, 而是从实际出发, 站在时代的高度捕捉与思考时代性、全局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哲学史上一切真正的哲学一样反映时代精神, 不同的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止步于“反映”, 而是通过引导新的时代精神, 通过为党与政府的决策提供理论基础, 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以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第五, 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路径, 近年来不少学者提出 “学术性” 与 “现实性” 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在青年学者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一种观点把两者对立起来, 认为“学术性” 应是未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流。“学术性” 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 是有其背景的。近年来, 很多学者从 “实践唯物主义” 的角度来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与功能, 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院化、教条化。这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学术性” 的要求, 内涵着哲学探讨的独立性与超越性, 关系着哲学研究的生存与价值, 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未来哲学研究的主流。这里所谓 “主流” 是指学术规范而言。

   然而何谓哲学研究的 “学术性”, 至今无人给予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 倒是有不少对某种研究成果具有 “学术性” 的赞扬或 “没有学术性” 的批评。在研究生的论文答辩、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奖、职称的评审等等场合, 常常可以发现这样的评价标准: 研究古代的东西, 具有学术性, 越是古的东西学术性越高, 研究当代的没有学术性或学术性不高;外国人研究中国的东西具有学术性, 中国人研究中国同样的课题没有学术性;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具有学术性, 发表在报纸上的没有学术性;等等 (这种种评价标准往往是受非学术因素的制约)。这种意见实际上是以研究对象、以发表的场所为标准。

   我对 “学术性” 的理解是 “学理性+学术规范性”。学术性的要求, 对任何科学研究, 都是必要的。不同学科的性质和特点不同, 其 “学术性” 要求也不—样。就哲学而言, 一个研究成果是否具有 “学术性”, 就看其是否具有哲学之理, 是否合乎哲学学科的研究规范, 不在于它研究的是什么, 更不是看它发表在何处。有的人对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不屑一顾, 甚至嗤之以鼻, 但马克思在创造其哲学的当年, 就批判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 “喜欢宁静孤寂, 追求体系的完满, 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 “就像一个巫师, 煞有介事念着咒语, 谁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 它 “从未打算把禁欲主义的教士长袍换上报纸的轻便服装”[3] (P219)马克思认为哲学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 它要回到人民中去, 回到实践中去, 报纸无疑是一条轻便的途径。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把研究现实问题同研究的学术性诉求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把研究现实问题同学术性对立起来, 甚至认为离现实越远越有学术性, 是一种偏见, 这种偏见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格格不入。不能否定那种脱离实际、躲在象牙之塔中进行的 “学术研究”, 也有存在价值, 我们也应该尊重研究者的学术兴趣。但可以断言, 这种研究方式取得的成果, 充其量只能在 “讲坛” 上占有一席之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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