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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强:南海历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对越南学术观点的分析与回应

更新时间:2022-09-11 16:01:18
作者: 李国强  

  

   众所周知,考证领土主权不外乎两个依据,其一是法理,其一是历史,两者缺一不可,只有阐明历史事实,才能为法理依据提供前提,片面强调历史依据,或片面强调法理依据,都不足以揭示领土主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论证领土归属同样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理为准绳”。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基石,深入开展南海历史研究,科学阐释南海历史发展的进程,当然是确定南海主权归属的重要基础和前提。近年来,一些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在南海主权问题上提出的历史依据或横加指责或有所质疑,声称中国“滥用”历史、“编造”历史。这些批评、指责、质疑不仅割裂了历史与法理之间的相互联系,甚至超出了理论研究的范畴。因此,对南海历史研究加以澄清是十分必要的。

   一、关于南海历史研究的现状

   中国学术界关于南海历史问题的学术研究,从上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并持续不断,至80年代形成了南海历史研究的一次高潮。近年来,随着南海形势的变化,学术界围绕南海历史问题的研究日趋深入,并呈现出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历史与法理相结合的特征,同时更加注重对文献史料、档案舆图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正是基于大量确凿的历史文献、史料、档案、舆图,中国学术界进行了缜密的考证,进而以不可辩驳的史实证明,中国人民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经营了南海诸岛,而历代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实施了连续不断的行政管辖,从而确立了中国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管辖权的地位。可以说,中国学术界的大量研究成果,不仅为阐明中国南海主权提供了完整历史证据链,而且科学而客观地还原了南海历史的本来面目。

   从上世纪60、70年代以来越南学术界对南海历史问题进行了研究,近几年该领域的研究在越南空前活跃,越南学术界利用历史问题大做文章,不仅出版了大量论著,而且持续举办学术会议和文物展览。越南的南海历史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历史依据研究与法理依据研究的整体化。越南学术界的南海历史研究日益重视与法理研究相衔接,竭力使其所谓历史依据看起来更符合国际法的原则,在这一趋势推动下,越南学界力图形成其所谓南海历史依据的体系。

   (二)官学互为支撑的一体化。早在上世纪90年代,越南就组成了以河内国家大学所属的人文社会科学大学历史系阮光玉为主任的课题组,立足于围绕越南对“黄沙”主权“不可动摇”、“无庸置辩”的问题展开研究。越南社会科学院汉喃研究院、越南学研究院、河内国家大学、外交学院等官方科研机构和高校也参与到广泛搜集和论证越南拥有南海诸岛“主权”历史依据的工作中。

   (三)文献资料搜集的全球化。越南动用大量资源在国内外系统搜集有关南海的各类历史文献资料、舆图。如阮光玉主持的课题组在以往的基础上,对越南文献资料继续挖掘、整理和研究。此外,该课题组在其它国家收集西方航海图,如荷兰莱登大学图书馆所藏原属于东印度公司的航海图,还有葡萄牙船队的一份帕拉塞尔海岸图,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国家图书馆也搜集了中国的部分地图资料。尽管该课题组声称发现了新史料、有了新成果,但尚未披露任何有价值的具体内容。

   据越南媒体报道,2011年12月岘港市科学技术厅组织了“通过越南共和政权(1954-1975)时期档案资料中的越南黄沙群岛”的课题验收工作,该课题由岘港市委宣教部部长武功智主持。据称这是第一个利用越南共和时期中央档案资料来研究“黄沙群岛”的课题,并宣称该课题从全国各资料中心保存的史料中挑选了209份档案、共1028页的材料。由于缺乏更多的信息,我们尚无法对这些档案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可依据性做出评价。

   菲律宾觊觎中国南沙群岛始于20世纪30年代,至1948年马尼拉航海学校校长克洛马组织的探险队,擅闯太平岛并声称“发现”了南沙岛礁。显而易见的是,菲律宾不仅在和南沙岛礁发生关联的时间上远远晚于中国,而且没有任何历史文献或资料佐证其拥有南沙群岛主权,但是仍然竭力搜集和拼凑历史依据,不惜拿出一些很晚近的私人舆图来为其拥有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以及黄岩岛的主权提供所谓历史证据的支撑。如2012年4月28日,“菲律宾在其外交部网站刊文指出,一名传教士绘制并于1734年出版的一份地图,是最早、最明确地把黄岩岛(菲方称Bajo de Masinloc)标入菲律宾的地图之一,另一份由西班牙探险队绘于1792年并于1808年在马德里出版的地图也标绘了探险队到达和绕行该岛的路线”。

   显而易见的是,在南海主权争议过程中,一些国家一方面力图否定或贬低历史依据的价值和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历史依据的重要性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因此有不遗余力地搜寻历史资料,不惜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展开史料挖掘、文献整理和学术研究,以便为维护各自的主权诉求奠定论据基础。

   二、越南有关南海历史问题的观点与立场

   2012年越南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一部论文集,名为《黄沙长沙属于越南的历史依据和法理基础》,该书集中反映了近年来越南学术界在南海诸岛问题研究上的最新成果。书中分三部分,即“黄沙长沙属于越南”“黄沙长沙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记载”“中国在东海的牛舌线———一个无理的诉求”,共收录了18篇有代表性的论文,这三部分的内容首先从历史和法理上论说南海诸岛属于越南,其次反驳中国的历史依据,再次针对中国南海“九段线”予以专题研究并彻底加以否定。从这些文章看,并无太多新意,基本上是越南传统观点的延续和进一步的论证,而这些观点构成了越南政府一贯立场和主张的基础。

   2012年7月越南新闻和传媒出版社出版了曾任越南政府边界委员会主任、号称越南研究和处理边界事务的“权威”———陈公轴主编的《越南在东海的印记》一书。这部被越南主流媒体大肆炒作,被“誉为”越南在南海争议中开展外交和法理斗争“重要依据”的书,实际上仍然毫无新意,其基本观点,甚至史料的引用与上述一书的相关内容如出一辙。

   从这两部书以及近来越南学术界的其他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把越南方面的核心观点归纳如下:

   其一,在很早以前,越南国家就实际占有了黄沙群岛和长沙群岛,这些群岛在当时不属于任何国家的主权范围。《黄沙长沙属于越南的历史依据和法理基础》一书中称:1816年越南嘉隆皇帝就宣布了对黄沙群岛的主权。越南史书《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之五十二中记载:从1816年开始,嘉隆帝派遣水军与黄沙队一同负责黄沙海域的控制与测量水程,“正是这支水军的首次活动,成为标志着越南在黄沙群岛再次确定和行使主权的时间上的一个里程碑……事实上1816年的这一事件标志着嘉隆皇帝使用水军代替了黄沙队执行过去仅由黄沙队担负的巡查、测量水程和开发海产的任务”。

   其二,十七世纪以来,越南国家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对于黄沙和长沙两个群岛实际、连续和和平地行使主权。《越南在东海的印记》一书声称:“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的三个世纪中,一个国家组织———黄沙队和北海队,是大越对黄沙确立主权的雄辩证据”,“黄沙队是一个诞生于阮主初期的国家组织,既有民事性质,又有军事性质,既有经济职能,又有管理东海的职能”。

   其三,安南、法属殖民政府和西贡政府均以越南名义对“长沙”实施主权管理,越南通过1954年《日内瓦协定》从法国继承对南沙群岛的主权。

   其四,《开罗宣言》中列举了日本应归还的中国领土,但没有提及南沙群岛1951年8月签署的《旧金山和约》中规定:日本“放弃对于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之权利、权利依据与要求”,这是属于越南的权利,而在和会上越南代表发表的主权声明并未遭任何反对或保留。

   其五,面对侵犯越南对于黄沙和长沙两个群岛主权、领土完整和权利的一切阴谋和行动,越南始终积极保卫自己的各项权益和名誉。

   在提出越方观点的同时,越南学术界对中国学术界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其一,从事实依据和国际法意义上看,中国最早发现和管辖南沙群岛的证据缺乏。

   其二,中国人对于南沙群岛的开发仅属私人行为,没有确立领土主权的效力。

   其三,中国援引了一些国际社会的资料和地图,但这些非官方的资料和地图依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并不能成为确定领土主权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凭证,故而没有法理价值。

   其四,越南曾作出支持中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其目的在于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但其中没有提及黄沙(即西沙群岛)和长沙(即南沙群岛),亦未涉及承认中国的主权。

   其五,中国学者将靠近越南近海的岛屿曲解为黄沙和长沙。

   三、关于越南有关南海历史学术观点的分析

   越南学术界的研究结论,不仅是越南政府在南海主权管辖权立场的重要理论支撑,而且在国际社会多少都产生一定的误导。事实上,越南方面的所有结论不仅经不起推敲,而且完全不能支持其所谓主权立场。

   其一,现代国际法中有关领土取得的基本原则包括“无主地”、“发现”、“先占”、“添附”、“征服”、“时效”等等。综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我们把确定领土主权的归属的条件概括为: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与经营、最早并进行了连续不断的行政管辖。早在秦汉时期,中国人民已经开始了在海上的航行活动。最晚到东汉,中国古人对南海中的礁屿和浅滩就有了命名,即所谓“涨海崎头”。最晚从唐宋两代开始,中国就将南海诸岛列入“琼管”范围,开始了连续不断的行政管辖。大量史实表明,在所谓1816年越南宣布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之前,中国就在南海行使了千余年的管辖权,甚至在中国发现、命名、开发、管辖南海诸岛时,越南尚未建立独立的封建王朝,因此越南提出“很早之前”不仅含糊其辞,而且是完全不成立的。中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的立场不仅有大量史料为依据,有确凿的事实为基础,而且符合国际法基本原则,有充分的法理依据。

   越南方面以所谓1816年越南嘉隆皇帝宣布对南海诸岛主权,作为重要依据,但是这一历史事件并不属实。即使有嘉隆皇帝登岛的史实,他所到达的不是西沙群岛,而是越南中部近海区域。

越南方面认为:《大南实录正编》“记载了嘉隆于一八一六年占有黄沙群岛的事件”。但仔细核对和认真查阅《大南实录清越关系史料汇编》(许文堂、谢奇懿编,中研院东南亚研究出版社,2000.11)中有关《大南实录正编》的全部内容,却找不到这一记载。根据著名南海历史问题专家李金明先生的考证:所谓嘉隆皇帝“占有黄沙群岛”之说,源自1837年法国人路易·塔伯尔主教撰写的《交趾支那地理考释》(Note on the Geography of Cochinchina)一文,文中写道:“帕拉塞尔或普拉塞尔是由一群小岛、岩石和沙滩组成的迷宫,延伸到北纬11°和从巴黎算起的东经107°……交趾支那人称这些岛屿为Cotuang。”文中还说:“虽然这些群岛除了岩石和深海之外别无他物,且唯有造成不便而无其他好处,然而嘉隆皇帝却认为,该地虽小,但也可以扩大其领土。1816年,他庄严地在那里插上旗帜,并占有这些岩石,估计不会有任何人对之提出异议。”巴黎子午线东经107°即格林威治东经109°10′,而西沙群岛在东经110°10′以东。塔伯尔说的帕拉塞尔,一直延伸到北纬11°,而西沙群岛最南点在北纬15°47′。可见,塔伯尔所提到的帕拉塞尔,是指越南中部沿海的一些岛屿、沙洲,而不是西沙群岛[1]。这一考证充分说明,所谓嘉隆皇帝在西沙群岛宣布主权的事实根本不存在,完全是越方的有意移花接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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