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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春 郝大鹏 霍晓霖:碳中和经济学研究新进展

更新时间:2022-09-10 14:17:37
作者: 刘元春   郝大鹏   霍晓霖  

  

   目前,学术界开始关注绿色宏观调控政策。部分文献认为宏观政策应该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及其风险。[48]Campiglio[49]认为由于信贷创造和分配过程中的市场失灵,碳定价可能不足以填补低碳投资的空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金融监管可用于扩大向低碳部门的信贷创造和促进绿色投资,比如放宽低碳贷款准备金率等。Chan[50]基于环境动态随机一般均衡(E-DSGE)模型,研究发现碳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和气候政策的协调可以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共同目标,其中,当面临生产率冲击时,只有财政政策才能实现提高家庭福利和控制碳排放的目的。Schoenmaker[51]认为央行应该将资产和抵押品的配置从高碳企业转向或倾斜到低碳企业,进而降低了低碳公司的资金成本。

  

   2.绿色金融

  

   为实现《巴黎协定》气候目标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大量的资金和社会私人资本,必须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作用。绿色金融创新发展对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十分重要[52],并且碳金融在绿色金融中占据重要地位。

  

   绿色金融包括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等金融创新工具,它能够帮助解决污染防治、低碳发展等问题,引导资本流向碳中和领域,推动完善政府和市场合作共赢的新绿色发展模式。设计绿色金融创新工具的重要前提是要充分认识到气候风险。气候风险主要包括物理风险与转型风险,其中转型风险是金融机构面临的主要气候风险。[53]例如,减排政策会导致能源公司的资产无法有效利用,即变为搁浅碳资产。Chevallier等[54]基于局部随机模型和全球17家主要能源公司数据,模拟分析发现严厉的减排政策虽然能够有效降低碳排放,但搁浅碳资产的增加会导致能源类公司的经营风险、破产风险和违约风险等增大。Maltais和Nykvist[55]研究发现发行绿色债券的动机包括扩大投资者范围、降低资本成本和满足投资者对可持续投资产品的需求等,投资绿色债券的动机包括直接财务收益、商业案例收益以及合法性和制度性等。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除碳税和碳交易外的宏观调控政策如何助力碳排放方面的研究还比较欠缺。由于绿色投入和研发的收益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并且前期投入成本较高,其他宏观调控政策对弥补碳税和碳交易等政策的不足具有重要作用,因而这方面的研究值得进一步加强。

  

   (三)国际合作

  

   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实现碳中和与控制气候变暖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协作。国际合作对解决碳泄露、促进全球减碳技术的发展和实现全球碳中和发挥了重要作用。Calvin等[56]基于CGE模型,模拟分析发现工业碳泄漏会导致成本从晚实施减排措施的地区转移到早实施碳排放的地区,因而全球不协作会导致全球减排效率低下。Paroussos等[57]认为建立气候俱乐部是国际气候合作的重要补充,这能促进各国自愿增加国家自主贡献,并加强技术传播和降低绿色投资成本。左佳鹭等[58]认为气候变化三方合作模式是传统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模式的有益补充,该模式具有互补效应强、形式灵活等优势。

  

   由于二氧化碳捕获和封存(CCS)技术被认为具有减缓气候变化的关键作用,Heleen de Coninck等[59]呼吁在遵循良好协调、透明、成本分摊和沟通的指导原则下,国际社会在碳捕集与封存示范项目方面开展高效的国际合作。Helm和Schmidt[60]通过构建具有内生研发投资的气候合作模式模型,研究发现由于低碳技术的知识溢出效应会加剧搭便车的动机,各国对低碳技术的战略投资不足,从而破坏未来气候协议的潜在福利收益。因此,他们认为一个有效的国际气候变化协议需要各国高度参与,并且要建立对各国的减排努力和研发投资的合理激励措施。

  

   (四)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当前,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比例高达30%。作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我国在贯彻落实“双碳”政策的过程中面临巨大挑战。“双碳”政策的实现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现有减排技术的不足是制约我国“双碳”政策平稳落地的首要原因,加大科技投入、强化人才培养、注重减排技术创新方能更好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61]其次,我国碳交易市场的标准化程度有待提升,应当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解决环境问题。此外,制定具体的减排计划时应当充分考虑现有国情和产业部门特点,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以传统化石能源为主,电力能源依赖火力发电,因而需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并着力降低火力发电比重。

  

   目前在“双碳”目标达成的问题上,学术界仍处于“百家争鸣”阶段。丁仲礼[62]认为国家在制定具体路线图的过程中,应当秉持开放态度,全局考虑,注重行业的协调共进。虽然“双碳”政策的技术和经济可行性尚不明晰,并且短期内可能引发碳税价格小幅上升,但是从长期来看,我国仍然要积极推进“双碳”政策的制定和完善。碳达峰不能要求每个部门和每个区域同步达峰,由于很多行业存在瓶颈性因素,如果同步进行碳达峰可能会对经济造成损害,因而合理设定不同部门和地区的碳达峰目标变得十分重要。

  

   五、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实现碳中和是我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提出的战略目标,它不仅能够帮助我国实现绿水青山的环境目标,而且能够督促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与升级,这对于我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至关重要。然而,碳减排约束会对经济活动的各个层面造成显著影响,特别会对传统高耗能产业和经济发展落后地区造成较大冲击。实现减排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平衡仅仅依靠自由市场调节作用和技术进步很难实现,必须制定出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组合工具箱。在碳减排政策实施过程中要兼顾到不同地区和群体之间发展水平的差异,避免在碳排放资源配置过程中造成新的不公平和损害落后地区的发展利益。在预防和化解转型风险的前提下,有序进行绿色转型,避免用力过猛和用力不足,努力实现短期与长期、局部与整体利益的平衡。

  

   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要一系列政策组合拳:首先,在利用技术进步实现降碳和固碳的同时,尽量减轻能源回弹效应,避免陷入“杰文斯悖论”,并且要避免要求全地区、全行业同步实现碳中和,而是要根据各地区、各行业的经济、技术等实际情况稳步推进,减轻碳减排对生产力发展的负面影响;其次,要合理利用碳交易和碳税等方法,给予绿色产品和技术完整的市场定价,在纠正市场失灵的同时避免政府过度干预,减轻碳约束对经济活动的扭曲作用;再次,宏观政策要考虑气候变化风险和碳减排约束等因素,不断完善碳金融市场,做好绿色金融政策设计和规划,加强绿色金融标准体系、金融机构监管和信息披露制度、政策激励约束机制和绿色产品创新体系等方面建设,增强气候相关信息披露和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风险管理;最后,要加强国际碳减排合作,利用减排协定、气候俱乐部、三方合作等方式促进全球绿色投资和碳减排技术的普及,并尽量减轻碳泄露的负面影响。当前我国在技术、制度和经济实力等方面已经初步具备了引领全球气候变化的能力,我国应抓住时机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引领者”和“开拓者”,这既是我国基于自身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合理选择,也体现了我国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大国担当。

  

   同时,为更好地实现碳中和仍需要更多的学术研究,可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分析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实现路径和安排,探究碳减排责任归属和分配机制,构建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并测算绿色投资的投资乘数与传统的投资乘数的差别,进而探究如何有效发挥绿色投资的拉动作用;二是研究气候风险对经济各部门的具体影响机制和传导渠道,分析搁浅碳资产对企业经营风险和能源供给能力的影响,避免能源供给受限导致能源价格和生产成本上升;三是研究碳交易与碳税等碳定价方式的实际效果和差别,搭建出符合我国实际国情的碳定价体系,并分析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绿色金融等宏观政策的实际效果和最优组合,构建出绿色宏观政策工具箱,进而通过绿色宏观政策有效降低绿色技术创新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四是研究碳关税对碳泄露、全球贸易和我国经济的具体影响,分析我国应该如何有效应对发达国家对我国实施碳关税的不利影响,并加强我国在全球减排合作的政策制定和效果评估等方面的研究,积极推动全球减排合作。

  

   (来源:《经济学家》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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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50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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