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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春 郝大鹏 霍晓霖:碳中和经济学研究新进展

更新时间:2022-09-10 14:17:37
作者: 刘元春   郝大鹏   霍晓霖  
合适的碳税将显著降低碳排放和化石燃料能源消耗量并小幅降低经济增长速度,高额的碳税将扭曲物价,并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福利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Cheng等[21]研究发现,碳税与能源创新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碳税对能源创新的影响在超过一定阈值时可能是无效的。

  

   2.碳交易

  

   碳交易允许企业通过市场化手段进行碳排放权交换以优化各自的碳排放量,即通过交易形成碳价格以实现碳排放外部成本的内部化,从而引导碳排放权合理配置,达到控制碳排放总量的目的。碳交易可以有效降低碳排放量。Yan[22]发现美国通过区域温室气体计划(RGGI)的限额交易,平均每年可以有效降低13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Mo等[23]发现欧盟采用碳排放权交易机制(EU-ETS)同样可以有效降低碳排放。沈洪涛等[24]发现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能够激励企业碳减排,但主要通过减少产量而非研发减排技术来减少碳排放。

  

   3.碳税和碳交易的优劣和适用性

  

   碳税和碳交易各有优劣,均能够各自发挥减排效力。碳交易能够对碳排放总量进行有效控制,但碳价格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而碳税对碳排放总量约束力较弱,但却有利于形成稳定的碳价格。与碳交易市场机制相比,碳税具有管理简便、运行成本低、税率稳定、可再分配等优点,但同时由于政策调整较为严格,碳税的灵活性较差;与碳税相比,碳交易运用市场机制解决碳排放问题,机制灵活、能吸引多方参与主体、资源配置效率高,但是缺点在于监管成本和运营成本较高,碳市场的监测、报告、核查等交易成本会明显高于碳税。[25]

  

   虽然碳税的发展更早、体系更为成熟,近年来发达国家却更偏好于采用碳交易,而发展中国家则更倾向于使用碳税。[26]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基于政治可行性方面的考虑,通常认为推行碳交易在国内的阻碍较小,并更有利于促进国际合作;而发展中国家的法治环境相对较差、市场经济体制不成熟,采用碳税制度更为妥善。但是当前我国却优先发展碳交易制度。管清友等[27]认为我国碳税的征收对象大多为碳密集型行业,大型国企居多,征收碳税阻力较大,并且发展碳交易有助于参与全球碳排放贸易。可以看出,我国应该采取哪种碳定价措施的文献仍然较少,采用二者相结合的政策或许能够更好地促进我国碳减排目标的实现,并且我国为何优先发展碳交易制度和何时实施碳税制度的理论基础有待夯实。

  

   (二)对外定价——碳关税

  

   碳关税是由主权国家对碳密集型进口产品征收的一种关税。碳关税主要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碳关税主要被用于降低碳泄漏[28];二是碳关税能够保护本国厂商的国际竞争力,其中环境破坏成本和产品生产成本高的国家更倾向于征收高额碳关税[29]。

  

   学界对碳关税的有效性进行了激烈地探讨。部分学者认为,碳关税有利于环境治理和改善社会福利,这是因为碳关税不仅能够缓解碳泄露、降低碳排放和保护国内高耗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30],而且碳关税有助于提升全球效率和增加社会福利,进而有利于达到帕累托最优[31]。然而,部分学者认为碳关税政策的有效性较差。Bao等[32]认为各国政府鼓励广泛使用环境友好型燃料和技术比采用碳关税更为有效。他们发现碳关税政策具有强烈的负外部性,碳关税将会降低出口价格,并将其效应传导至整个经济体。此外,碳关税政策将减少世界贸易流动,并将减排的经济负担转移至非减排国家,这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福利降低。[33]

  

   近年来,欧美等发达国家一度提出将对中国开征碳关税。一旦美国等进口国向中国征收碳关税,将导致我国的贸易条件恶化,并阻碍经济增长,而进口国的状况则恰恰相反。[34]碳关税的实质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如果发达国家执意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开征碳关税,这势必会对我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但现在文献尚未就我国该如何采取何种措施来应对碳关税进行深入分析。我国应当积极开展环境外交,主动调整出口贸易结构,推行低碳经济,尽快完善国内碳排放交易体系及碳税制度。

  

   三、碳核算和责任划分

  

   碳排放与工业生产、居民消费、国际贸易等紧密相关,精准测算碳排放量是分配减排责任、制定相关政策法规、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由于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碳排放的核算方法主要基于投入产出模型(IO)。此外,随着对外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国家及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交织,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MRIO)应运而生。为识别驱动碳排放变化的关键因素,结构分解分析法(SDA)通过改变关键参数进行静态比较分析,从而估计出驱动因素对碳排放总量的边际影响大小。

  

   (一)碳排放核算方法

  

   目前,投入产出模型被广泛应用于碳排放核算领域。该模型的核心在于构造投入产出表,对某段时间、某个区域内所有行业的碳排放总量进行静态测算,具有简单、易操作、程序标准化的优点;其难点在于,整个模型的计算过程过度依赖于碳排放系数等参数,参数的准确性直接决定了模型的测算精确程度。[35]Zheng等[36]使用投入产出模型,研究发现1992—2020年期间建筑业、其他服务业、批发、零售贸易、住宿餐饮、工业机械设备等是影响我国生产端碳排放量比较大的行业,而从最终需求端来看,固定资本形成和城市消费是最大的排放源。

  

   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将传统投入产出模型进行了拓展,可以对某段时间内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碳排放量进行静态测算。一方面,通常情况下,同一国家内的投入产出数据更易得,因而MRIO模型常常被用来测算同一国家内的不同地区之间的碳排放量与碳转移量。另一方面,MRIO模型还能对国家间的碳排放进行测度,如中欧贸易中的中国净出口隐含碳含量以及全球各国之间的碳排放量比较等。[37]由此,MRIO模型能够细致刻画全球供应链上的碳流动状态,弥补了传统投入产出模型只能测度单一区域内碳排放量的不足。[38]

  

   结构分解分析法是将一个变量的变化分解为与其相关的影响因素的变化并定量评估其作用大小。具体而言,即通过改变投入产出表内的关键参数进行静态比较分析,从而测算出单个影响因素对碳排放总量的边际影响。影响碳排放总量的关键因素包括经济增长、人口增长、技术变革、能源使用效率等。[39]

  

   (二)碳排放责任归属

  

   有效的减排政策需要进行明确的责任划分,目前碳排放责任归属主要有两种原则,分别是生产者原则和消费者原则。[40]根据生产者原则,生产端对能源、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负责。生产者原则的缺点在于,第一,承担碳排放责任的部门将主要集中于能源产品生产部门和工业原材料生产部门,实际上这些产品被其他部门所消耗,存在责任分配不公问题;第二,没有区分出口和国内消费,即出口到外国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量将计入国内排放,从而影响本国碳排放的总量限制。根据消费者原则,消费端对实际使用的能源、商品和服务中所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负责,即碳排放责任与能源、商品和服务的最终用途相关。消费者原则的缺点是,碳排放责任不容易划分和分配,并且进口商品的国家并不能对产品生产的国家使用的技术和燃料产生直接影响。

  

   将碳排放的责任分配给生产者或消费者不应该是一个二元的决定,需要一个更公平的责任分配方案,即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承担碳排放责任。如何最优地分配碳排放责任,并减轻碳排放约束对传统部门的影响需要深入探究和分析。

  

   四、碳中和的实现路径

  

   实现碳中和需要从技术进步、宏观调控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共同发力。不仅要从微观企业或个体角度制定出有效的碳中和路径与措施,而且要从宏观角度设计出合理的总量目标、分配和调控机制。在确保宏观经济平稳发展的同时,更好更快地实现碳中和目标。

  

   (一)技术进步

  

   实现碳中和的关键是需要有效的技术进步,包括能效技术、减排技术、碳汇技术、碳捕获和埋存技术等的创新发展。然而,技术进步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技术进步有可能陷入“杰文斯悖论”的困境中,即技术进步虽然能够提高自然能源的利用效率,但却有可能导致能源的需求增加而不是减少。这是因为能源效率的提升所节约的能源有可能会通过替代效应、收入效应和产出效应等所产生的新的需求而被部分甚至完全抵消[41],即产生了所谓的能源回弹效应。

  

   已有文献发现能源回弹效应在全球范围内均显著存在,即使到2040年全球70%的能源消耗和相应90%的排放仍有非常大的能源回弹效应。[42] Hanley等[43] 基于英格兰生产部门的数据,发现能源效率的提升会带来明显的回弹效应,这是因为能源效率的提升会导致能源价格的下跌,进而产出效应、替代效应、竞争力效应和收入效应等导致能源需求明显上升。Freire- González[44]测度了欧盟27个国家家庭部门的能源回弹效应,结果表明整体上能源回弹效应在73.62%到81.16%之间。国内文献对我国是否存在能源回弹效应进行了讨论。国涓等[45]利用中国工业部门的能源和经济数据,测算得到我国工业部门能源消费的回弹效应为39.48%,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邵帅等[46]发现我国改革开放后能源消费存在部分回弹效应,且呈曲折下降趋势,但是我国长期回弹效应偏高。但是丘海斌[47]利用我国制造业能源消费数据,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不存在“杰文斯悖论”,技术进步能显著提升节能效果,但仍存在部分回弹效应。

  

   综合来看,能源回弹效应的存在会削弱技术进步降低碳排放的效果,并且能源回弹效应如何影响其他减排措施通过技术创新渠道降低碳排放的效果以及如何有效降低能源回弹效应需引起学术研究的重视。

  

   (二)宏观调控政策

  

   能源回弹效应并不是说能源效率改进措施是无关紧要的[43],而是说明仅仅依靠技术进步只能解决部分问题,需要配合价格调控、总量控制等宏观调控措施[47],并且我国能源利用过程中的学习效应呈现边际递减趋势,因而能源增进型技术进步的获得变得愈发困难[46]。因此,实施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对实现碳中和至关重要。除了碳税和碳交易,宏观调控措施还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绿色金融政策等。例如,财政政策包含低碳产业财政补贴、税费优惠等;货币政策包括定向贷款利率优惠、绿色信贷等;其他市场化金融政策包含鼓励低碳产业在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发行绿色债券、添加碳标签政策等。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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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50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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