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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究竟什么是供给侧管理:基本原则和政策导向

更新时间:2022-09-10 13:49:33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导读:推进经济内循环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提升内需,相应的消费政策则应该着眼于这样递进性的四大目标:(1)避免经济衰退;(2)促进经济持续增长;(3)提升幸福水平;(4)建设美好社会。为有效实现这四大目标,消费和经济政策就不应该仅仅提升消费的总量,而更应该重视和优化消费的结构。进而,为优化消费结构,就不能简单地诉诸由市场机制主导的需求侧管理,而是需要引入由政府发挥积极作用的供给侧管理。其原因在于,供给侧管理根本上遵循社会效用原则而非厂商收益原则,由此可以有意识地生产那些社会大众真实需要的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收益原则和效用原则典型地体现了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不同决策,进而也就反映在私人品和公共品的生产上。显然,效用原则为供给侧管理下的消费政策以及更为广泛的经济政策指明了方向性措施。譬如,就精准扶贫政策而言,供给侧管理的核心就在于了解和满足贫困户的差异性需要。

  

   一、引言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乃至对抗的加剧,通过海外市场拓展来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道路将会受到越来越大的阻碍,由此就会导致中国经济由原先推动国际大循环的发展战略向国内大循环进行转变,而这种转变的基础在于提升国内消费。[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前中国社会就非常重视内需,从中央到各部委以及各地方都推出“促消费”政策,如国务院开展消费扶贫以助力脱贫攻坚战,商务部积极推进汽车流通改革以促进汽车消费优化升级,文化和旅游部积极推进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示范以及文旅消费集聚区建设,精准扶贫也成为带动乡村消费的重要举措,等等。问题在于,我们推出各种“促消费”政策不应该“为提升内需而提升内需”,而是需要将内需的提升与当前时代的紧迫任务以及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结合起来,最终需要促进社会福祉的持续提高。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显然,这就需要细化经济内循环大战略下的消费和经济政策,不应该仅仅关注消费的总量,而更应该重视和优化消费的结构。

  

   正是考虑到消费结构及其对社会经济的长远影响,内需的提升就不能简单地诉诸市场机制,而是需要灵活运用供给侧管理;否则,内需的简单扩张不仅不会导向健康有序的经济内循环体系,反而会重蹈经济动荡乃至经济危机的覆辙。那么,供给侧管理为何以及如何能够优化消费结构以促进经济增长呢?这就涉及供给侧管理的基本原则和生产导向:有意识地生产那些体现社会大众的真实需要并且与当前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产品,由此来实现社会效用的最大化。然而,供给侧管理的这一本质特征和要求却至今没有得到真正的认知,以至于围绕供给侧管理往往就存在了对立的见解,以至于相关政策也在左右摇摆而缺乏明确的精神。有鉴于此,本文集中考察三大议题:(1)经济内循环战略下的消费政策所要实现的目标及其相应措施;(2)供给侧管理所基于的根本原则及其主要适用领域;(3)如何将供给侧管理运用到当前社会的具体实践中。通过对这些内容的系统考察,我们就不仅可以对经济内循环下消费政策给出方向性的引导,而且还可以对当前一些重要社会经济政策加以深层审视。

  

   二、从提防经济衰退到建设美好社会

  

   在经济内循环的大背景和大战略下推出消费政策,首先需要对这些消费政策所希望实现的目标有宏观且清晰的前瞻性把握,由此才可以避免不良后果的发展。一般地,这应该着眼于这样五大视角的目标:(1)避免经济衰退,这是当前最为直接和紧迫的政策目标,它依赖于国内需求和国内市场的扩大,由此来弥补海外市场的日渐萎缩对本国产品所造成的需求冲击;(2)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这是在相当长时间内持久存在的发展目标,它依赖于生产性消费的提升以及生产性劳动的投入,由此来促进生产力的提升并推动相应的生产性投资;(3)提升幸福水平,这是人类社会不断推进的社会目标,它依赖于收入差距的缩小乃至分配均等化,由此来提高社会大众的消费能力并由此化解消费外部性带来的内耗;(4)建设美好社会,这是最终致力实现的新常态目标,它依赖于社会财富的增长和相对均等分配,由此来推进人们需求层次的不断升级并最终实现高水平的生活;(5)最大社会效用,这是实现上述诸目标的手段性目标,它需要诉诸有效的供给侧管理,由此来选择性地生产那些社会大众真实需要的产品并有意识地塑造社会大众的消费偏好。前四大目标之间也存在明显的递进性,首先要避免经济衰退,在此基础上要着眼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的同时要保障共同富裕以提升普遍的幸福水平,最后的美好社会建设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所追求的目标,也是新常态的重要特征。为此,这里就这四大视角和目标做一简要的逻辑说明,至于如何实现社会效用最大化,则在随后的几部分逐层分析和阐发。

  

   以下内容略去

  

   ……

  

   三、供给侧管理的根本原则何在

  

   上面从四个层次分析了经济内循环战略下制定消费政策时所着眼的基本导向及其所要实现的主要目标,这四大目标要求重视和优化消费的结构而不仅仅是提升消费的总量。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些目标?这就与当下的产品供给密切相关,因为现代社会的消费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产品的供给。就此而言,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体现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以及消费者主权,但实际上,现代市场经济越来越凸显出加尔布雷斯意义上的生产者主权,乃至绝大部分需求都会受到某种“强制”和诱导。[②]进而,正是由于现代经济和消费已经显著地为生产者主权所支配,相应地,生产什么就成为现代社会要处理的重大问题。譬如,为有效实现上述四大目标,当前中国社会所生产的产品就应该侧重于满足社会大众的真实需要尤其是能够增进提高生产力的生产性消费;即使就提升幸福水平和建设美好社会层面而言,也是要最大化社会效用而不是最大化厂商收益。然而,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私人生产者更倾向于生产那些能够带来更多收益的产品,而这种生产导向通常并不能带来社会效用的最大化,通常还会相反,如经济危机就是明证。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由政府或公共部门主导的供给侧管理就应运而生了,它基于效用原则进行生产并引导需求。其实,政策本身就自然寓意着“有意识地引导”之意,相应地,当下的消费和经济政策也就应该能够将生产和消费引向适宜之所。

  

   为了便于读者更清楚地认识供给侧管理的特性和诉求,这里结合经济危机这一大背景来解析;其原因也在于,当前经济循环的转向以及内需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就源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相应的经济和消费政策也是直接着眼于对经济危机和萧条的认知。我们思考这样几个问题:第一,究竟该如何认识经济危机呢?一般地,尽管人们往往将经济危机归咎于“生产过剩”,但迄今为止的“生产过剩”都不是社会生产的全面过剩,而主要是由于供求结构的严重失衡所产生的“相对过剩”。第二,为何会出现结构性的产能过剩?根本上说,这就源于产品供给的不合理而非社会总需求的不足。第三,产品供给为何会存在如此的不合理呢?这就要剖析产品供给者的生产动机。一般地,在市场经济中,产品的供给主体是私人厂商,而私人厂商所追求的是收益最大化。那么,厂商生产哪类产品可以获得最大化收益?通常来说,这主要是市场价格(即交换价值)远高于生产成本的那些产品,尤其是(市场)价格高于其(自然)价值的产品。[③]进一步地,哪些产品的市场价格(交换价值)会高于其(自然)价值?通常来说主要有这样两类:(1)富人需求的奢侈品,富人的高购买力导致奢侈品的交换价值远高于其自然价值;(2)市场短缺的商品,稀少性是影响市场价格的重要因素。然而,偏重这两种产品的生产往往并不能带来社会效用的最大化,这里分别做一解析。

  

   首先,就奢侈品生产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经济中的奢华贵气产品(如时尚服饰、新潮手表、智能手机、豪华汽车、高档住宅)不断升级换代,但底层大众所需要的物美价廉物品却越来越难以寻觅。例如,在市场经济不受约束地扩张的那些国家(如一些拉美国家),一边是各类豪华别墅和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另一边则是大量不适宜生存的贫民窟。再如,由于受2008年世界经济情势以及国外市场萎缩的冲击,中国社会一边是水泥、钢材、玻璃、铝制品等出现严重过剩,另一边则是甚至在广州城中心50公里之外的从化、花都等地都依旧存在着不少坑坑洼洼的公路而得不到足够材料等来进行修整。由此,我们就可以审视发源于萨伊的主流经济学观点:商品的价值体现为它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而效用大小又通过市场价格而得到体现;相应地,市场价格越高的商品,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及其相应的价值也越大。果真如此吗?为辨识这一观点,我们不妨再思考下:那些衣不蔽体的非洲穷人果真对那些因卖不出去而被H&M烧掉的衣服没有效用吗?距离大城市几十公里之外的农村人果真不需要更为平坦的水泥公路吗?答案是否定的。这些人之所以无法享有这些对他们来说具有极大效用的物品,根本上是因为他们缺乏按照市场价格购买这些物品的能力。

  

   其次,就稀少品生产而言。为了获得更大收益,逐利厂商通常会投入大量资源生产那些需求量极少的高等级产品,而针对社会大众所需要得物品则会人为地制造稀缺,因为数量少的高级产品以及供不应求的大众品都会导致价格(交换价值)远高于其价值。然而,当一个物品因为稀缺而带来较高的个人价值时,社会价值却往往不升反降。其原因在于,当物品变少时,其使用价值的实现程度往往会变大,进而导致该物品对应的价值上升,而这一变动对个人要较社会更为显著;更不要说,社会价值本身还取决于单位物品价值乘以物品数量,因而物品减少本身就意味着社会财富的下降。事实上,劳德代尔悖论就揭示出私人财富和公共财富之间的不一致:一方面,对私人来说,私人财富体现在其所拥有的货币数量,而货币的多寡取决于其拥有的产品的价格高低,物品的市场价格则又取决于产品的稀缺性;另一方面,对社会和国家来说,国民财富根本上体现为其所拥有的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的多寡取决于其创造出的产品多少,而产品的稀少恰恰与国民财富呈反向关系。正因如此,当某产业或产品出现结构性过剩或失衡时,基于收益或个人财富最大化的考虑,私人厂商通常就不会降价出售给那些产品的高度需求者,更不会免费对外赠送这些“过剩”产品;相反,它们宁愿销毁或浪费掉这些“过剩”产品以提升该产品的市场价格,而这种销毁或浪费明显地减少了国民财富。由此,每当经济大危机来临往往会出现这种悖像:一方面大量的牛奶和面粉被倒入大海,另一方面又存在至多穷人得不到最基本的食物。基于同样的逻辑,H&M近年几乎每年都要烧掉数十吨没有卖出的衣服,而不会将之赠送给缺少衣服的穷人。更为甚者,有房地产大佬在2016年时就宣称:中国房地产的7亿库存量中很大一部分很难消化,只能炸掉而对土地重新规划和合理利用;而且,炸掉库存是开发商权力,也是开发商的合理行动,因为去库存与去产能是一样,而无偿将库存房分给穷人住实际上是抢劫。[④]这些都反映出,在市场经济中,私人厂商甚至会通过破坏既有财富以人为制造稀少的方式来追求收益最大化。

  

由此,我们就可以深层次地认识和理解市场经济中的这一悖像:一方面存在大量的商品滞销或浪费,另一方面又有大量人口得不到基本必需品。根本上说,经济危机时所出现的产能过剩就根源于这种产品的供求结构失衡。相应地,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时呈现出的产能过剩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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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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