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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究竟什么是供给侧管理:基本原则和政策导向

更新时间:2022-09-10 13:49:33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就不能简单地回归供给学派的市场放任主义政策。其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的运行根基于收益原则,生产的产品主要是满足富人的需求,而无法真正满足社会大众的需要,自然也就难以刺激总需要而摆脱经济危机。相反,要克服由“相对过剩”所造成的经济危机,根本上在于缓解和避免产品结构的扭曲和失衡;进而,这就需要以效用原则而非收益原则作为产品生产的根本原则,并由此来实现社会效用的最大化而不是厂商收益的最大化。[⑤]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应该从产业结构的调整而非总需求的刺激上寻找经济危机的解决办法,这就为当前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基本立足点;进而,供给侧改革的基本思路就在于,应该通过适当引入产品生产的效用原则来弥补或缓和根基于收益原则的市场经济所内在的根本性缺陷。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获得了一个重大发现:供给侧管理与需求侧管理的根本性差异,并不像流行观点所以为的那样是体现为在经济增长动力上诉诸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这四大投入来取代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而是体现为生产和产品供给上以效用原则来取代收益原则。就此而言,当我们说要进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以缓解市场供求失衡时,关键在于推进结构性改革的目的以及方式应该基于何种原则?这里则揭示出了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原则:社会效用最大化。进而,当中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一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时,我们可以理解这一主要是为了解决之前市场无节制发展之恶果所提出的特定时期任务;即使如此,在具体如何有效实现“三去一降一补”的结构性改革时也应该遵循效用原则,要深入辨识那些产能或库存是确切超出了社会发展的需要还是由市场机制造成的一种表象。事实上,即使回到“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其根本主旨和前提也是在于创造出真正有用的产品;但是,市场经济的无节制发展导致市场上充斥着由虚假需求引导的商品,从而就会导向经济危机。既然如此,现代生产又如何有效贯彻效用原则呢?显然,这就需要引入政府的积极作用而不能简单地将社会问题的解决诉诸市场,因为私人厂商根本上追求的是收益,市场交易所带来的也不是社会效用最大化。

  

   四、效用原则主要适用哪些领域

  

   随着无节制的市场发展导致产品供给越来越偏离人们的真实需求,这就赋予了在市场经济中引入供给侧管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尤其赋予了政府对供给侧管理的指导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效用原则的供给侧管理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和诉求,因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将稀缺性资源配置到人们最需要的地方而不是资本家可以获得最大利润的地方。即社会主义是为社会需要而非利润生产。正因如此,这里再次强调,生产或产品供给的效用原则是根基于生活进程的真实需要而不是源自市场诱导的心理欲求。

  

   不过,至少在现阶段,我们必须注意这样两点:第一,根基于效用原则的供给侧管理只是对需求侧管理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需求侧管理对经济的有序运行是基础性的,供给侧管理主要是对那些市场机制不及或无效的领域加以补充;第二,供给侧管理的应用典型地体现在那些具有显著公共性的产品供给以及大众必需的产品供给上,而对那些为追求收益而明显损害社会效用的私人性市场行为则主要是加以监督和遏制。举个例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占地庞大的高尔夫球场在各大中城市蓬勃新建起来,在深圳、广州等南方地区甚至建立起了人工造雪滑雪场地;但是,这些场所的门票价格通常贵得惊人,从而不是普通大众所能消费的。既然如此,在社会资源还很稀缺的情况下,我们为何不将有效的体育资源用于建设真正为市民所需且提升大众体质的基础运动设施上呢?根本性原因就在于,这些高尔夫球场和人工造雪滑雪场地大多是私人(企业)所建的,他们追求的是个人利益而不是社会效用;但是,如果是政府部门利用公共资金建的,那么,就应该建更多的大众体锻场所而不是人工造雪滑雪场地等。

  

   在很大程度上,收益原则和效用原则就体现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进行生产决策的根本性差异:私人部门生产选择何种方式或方向的目的是要实现主导者或所有者的效率,这就是收益最大化;公共部门的生产根本上则是实现社会有效性,从而也是满足全社会成员的效率要求,这就是效用最大化。相应地,收益原则和效用原则也就典型地反映在私人品和公共品的生产上。这可以从经济学说史中得到佐证。譬如,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一大批法国土木工程师兼经济学家都基于效用原则来承建公共设施,如伊斯纳尔(A.N.Isnard,1749-1803)、纳维耶(H.Navier,1785-1836)、米纳德(C.Minard,1781-1870)、古托里斯(C.Courtois,1790-1863)、埃利特(C.Jr Ellet,1810-1862)等,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边际革命先驱杜普伊特(J.Dupuit,1804-1866)。杜普伊特指出了公共品供给应该遵循的一般原则:只要公共品的价格能够补偿总成本并产生某种“净效用”,政府就应当供给这些物品;相应地,如果公共利益成为物品或服务供给中的基本原则,政府就会按照使消费者剩余最大化的方式运营企业。在这里,法国工程师眼中的效用主要体现为生活进程的需要,从而更接近于古典经济学的使用价值而不是后来的心理效用。

  

   同时,由于公共部门基于效用原则而非收益原则来提供社会大众所需要的公共品,那么,该部门就有可能出现亏损。即使如此,公共部门依然有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因为它提升了社会大众的效用水平。问题在于,又如何维持通常会亏损的公共部门呢?一般地,在混合经济中,通常需要向那些基于收益原则进行生产的私人部门征税来补贴和维持基于效用原则进行生产的公共部门,或者基于支付能力原则向富人征税,由此就导向了累进制所得税。之所以需要由私人部门来补贴公共部门,这不仅是为追求社会效用最大化的效率问题,而且也是公平问题。基本理据在于,公共部门生产的公共品不仅有利于那些直接享有的人,而且也有利于间接享受的人,尽管后者往往被忽视。不幸的是,现代经济学在进行应用政策的研究时通常都是根基于局部分析,由此来评判公共品时往往就会犯有“破窗谬误”:只看到政府为这些公共品所支出的成本,却看不到失去这些公共品而需要另外支付的更高成本。

  

   为了更清楚地阐述这一点,这里举两个例子。例1,就公共交通的补贴而言。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现代世界各国以及各大城市都极为重视公共交通的建设,而这些公共交通通常还是亏损营业的。这显然不符合现代经济学的效益原则。那么,各国为何还需要这么做呢?基本理由就是,如果缺乏廉价而便捷的通勤交通铁路,人们尤其是上班族就只能集聚在城市中心,由此就会衍生出学校、医院、管道、警察以及城市交通等问题;相应地,一个良善组织的社会就应该为人们搬迁到郊区而产生的通勤成本提供补贴,否则社会将需要支付另一种更大的成本。例2,就住房补贴而言。一些良善组织的国家和地区通常也会为那些收入较低的群体提供廉价的公共住房,新加坡就是典型例子。那么,为什么需要这么做呢?其基本理由也在于,如果没有补贴,低收入群体被迫居住在贫民窟,由此不仅会滋生丑恶和污秽,而且也容易传播犯罪和疾病,而所有这些都将威胁到整个社会。所以,伯恩斯坦就写道:“这就证明了以净亏损模式而不是盈利模式来维持公共服务是合理的,因为它们对整个社会是有益的。邮政系统的存在使我们都能受益。事实上,如果没有它,经济体系将无法运转。……邮政服务与污水处理一样必不可少。那么为什么它必须以盈利模式运营呢?既然一旦没有它,整个社会的结构会崩溃,为什么不该由社会和那些很少直接使用它的人来补贴呢?”[⑥]更进一步地,伯恩斯坦还提出一个指导原则:“服务对整个社会至关重要,我们所有人必须为负担成本做出贡献。只要求那些直接使用它的人来承担全部的成本是错误的。”[⑦]

  

   从经济学说史上看,古典经济学集中关注的对象就是生产,这包括如何通过生产来推动经济增长,如何生产满足人们最需要的产品,等等。相应地,供给侧管理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可以追溯到斯密基于必需品的生产来界定生产性劳动这一出发点上。[⑧]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西斯蒙第,他将人的需要及其满足视为经济活动的第一也是唯一的目标,进而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研究财富和国民享受的关系,而政府则应该指导和管理财富的生产、流通和分配以满足人的需要。为此,西斯蒙第考察了与社会幸福相关联的人类需求、愿望和享受,认为“穷人的享受包括丰富、多样化和卫生的食品;与气候相适应、数量足够的干净的衣服;同时考虑到气候和取暖需要的卫生的、舒适的住宅。最后,通过同样的劳动,穷人至少将得到同样的享受,确信未来的生活绝不低于现在。……达到这种标准的生活条件是人们的共同权利,对所有使共同劳动取得进展的人们来说,这种生活都应该得到保障。”[⑨]

  

   同时,我们还可以辨识经济学说史中的两个“有效需求”概念,由此来进一步深化认识供给侧管理的根本旨意。第一个是斯密提出的有效需求概念,它是指在支付足以补偿生产成本的“自然价格”下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如斯密写道:“愿意支付商品的自然价格的人可称为有效需求者,而他们的需求可称为有效需求。”[⑩]第二个是现代经济学教材中宣扬的有效需求概念,它是指在既有市场价格下消费者愿意并且能够购买商品的需求。根本上说,斯密意义上的有效需求概念就体现了供给侧视角,因为它撇开了由购买力差异所衍生出的对相对效用的追逐而更能体现人们的真实需求;相应地,这一有效需求所实现的也就接近于维塞尔意义上的自然价值,体现出一个社会进行生产和产品供给的真实能力和努力。与此不同,现代经济学的有效需求概念则体现了需求侧视角,因为市场需求中包含了由购买力所引致的心理欲求;相应地,这一有效需求所实现的就是维塞尔意义上的交换价值,体现出各个消费者的不确定性的心理反应。

  

   显然,在斯密有效需求概念的引导下,通常会有利于实现由真实成本引导的资源有效配置;究其原因,基于效用原则的供给侧管理所导向的产品生产将有利于开拓新的需求,由此不仅可以激发产品的创新以及行业的升级,而且还可以避免低级产品的过剩。与此不同,在现代有效需求概念的引导下,则会导向由机会成本诱导的资源扭曲配置;究其原因,基于收益原则的需求侧管理所导向的产品生产根本上要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由此不仅可能会抑制新技术的应用和新产品的创造,而且还会引发旧产品的生产过剩。尤其是,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商品的生产成本通常会趋于下降,由此通常就会提升斯密意义上的有效需求;进而,由于这种有效需求充分利用了社会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并且能够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从而也就可以更好地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效用的最大化。这意味着,斯密意义上的有效需求可以与技术进步实现更好的结合,由此引导的生产可以更好地利用现有技术,由此也就有助于解放技术利用的束缚而提升生产力。

  

事实上,斯密的有效需求概念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上,而是在实践中曾经得到广泛应用。譬如,早在19世纪初,法国著名工程师亨利•纳维耶(H.Navier)就实际运用这一理念来建设运河和桥梁等公共工程:他用一条运河或桥梁运送的物品数量乘以它所减少的运输成本来估算此项工程的收益,如果这项收益大于正在发生的项目年成本,那么,这项工程就应该修建,而修建成本则应该从税收中出资。[11]同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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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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