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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斌:中国经济中长期:必须重点关注三大问题

更新时间:2022-09-10 00:41:19
作者: 夏斌 (进入专栏)  
削弱各级政府长期以来一讲稳增长,就难以克服政府搞投资、对产业政策“过度干预”、低效投资的依赖,真正使国民经济步入良性的可持续发展轨道。

   三、坚持不懈,小心谨慎处理好稳增长和化风险的关系

   化解风险为什么是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一项关键性、全局性问题?为什么又是一项中长期的任务?

   1、对金融风险的四点认识

   (1)在市场经济下,金融风险往往是伴随经济周期,在不同时期会表现出或大或小的特征。上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其结果表现为世纪末金融系统大量的不良贷款。四大银行出现上万亿不良贷款,最后导致四大银行重组,股份制改造。伴随本世纪第一个十年GDP持续两位数的高增长,发展到目前GDP增长下滑到5%左右,在货币环境不是很恰当的条件下,出现大量的金融风险,恐怕也是市场的必然。不说未来化解风险的艰巨任务,就是从迄今已化解的金融风险看,近2017-2020年四年内,银行已处置了8.8万亿不良贷款,超过前12年的总和,债转股1.4万亿,加上前者,共10.2万亿元。此外,又处置了大量大资管、互联网金融中的不良资产问题。现在,大量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和房地产风险还“火烧眉毛”,等待去解决。

   (2)风险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些经济主体借的钱可能还不了。还不了,就要重组,要冲减资本或减计负债;资本抵债者若不想破产,要么筹集新资本重组,要么在市场上借新还旧(若能借到的话),要么直接由中央银行买单。一句话,风险意味着有一部分经济主体肯定要输钱。

   (3)输钱意味着什么?一是意味着输谁的钱?经济主体有企业、居民、地方财政、中央财政、商业金融机构和中央银行。二是意味着相关经济主体要缩减资产负债表。经济主体缩减的资产负债表合并一起,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影响经济增长,或冲击消费,或冲击投资,进而进一步冲击就业人口。除非这时由中央银行拿钱帮垫付。然而,如果由央行拿钱垫付,掌握不好分寸,寅吃卯粮,问题积累到一定地步,就会影响未来经济的稳定增长、就业和物价。

   (4)不同的风险化解策略对稳增长会带来不同的微妙的关系。面对已客观存在的大量债务风险,不及时处置,任其进一步发展,政府也不采取措施干预,必然导致系统性风险及金融、经济危机,甚至社会危机的爆发。若采取守住底线式干预的措施,即是局部性释放风险,守住系统性风险不爆发的底线,以时间换空间。这一原则能否最终成功,取决于用多长的时间,以什么样的策略,在风险释放的程度与经济潜在增长功能发挥之间能否取得平衡,取得社会的认可。抽象概述,在既要化解风险又要守住底线这一“既要……又要”的实践过程中,化风险策略的细微差异,会对投资、消费、收入、税收、出口等经济变量产生复杂的影响,往往最终对稳增长又会带来非常微妙、难以预期的结果。

   2、当前的风险判断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发展阶段的判断没有过时,化解风险的任务仍然艰巨。

   (1)企业总体风险

   一国经济的总体风险可以用宏观杠杆率评判。进行横向的国别间比较,或进行竖向的自身历年变化的比较,以杠杆率稳定、上升、下降进行风险程度的分析。这是间接的相对的分析指标,并不能直接用数据近似刻画具体的偿还能力。下述试图用社会融资规模指标进行风险的判断与分析。

  

   2021年,全社会从市场上筹集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共314.13万亿元,扣除政府债券、居民贷款和无息的股票融资,企业部门的有息融资存量有180.48万亿元,按2021年银行加权平均贷款利率4.95%计,企业当年需付息8.93万亿。各项贷款若按平均三年期还本,当年需还本60.16万亿。2021年共需偿还本息共69.09万亿。而企业每年有多少收入可以还本付息?2021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为127.92万亿元,还本付息能力为185.15%。此营业收入未扣除营业成本等因素(营业成本一般占营业收入的50-70%),未含应交的利税。而且这是企业总体的一般分析,排除了企业个体之间的显著差异。考虑这些因素,可见问题的严重性。规上企业营业收入与还本付息之比,在2015年还为263.90%,之后逐年下降,直至2021年降到185.15%。多年来此状况之所以能持续,可以想见,是靠借新还旧及货币的不断放松才得以维持。

   (2)房地产风险

   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形势很严峻。按同比计算,今年上半年,占全国投资份额四分之一的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5.4%。房地产销售面积下降22.2%,房屋销售额下降28.9%,新开工面积下降34.4%。土地购置面积在去年负增长基础上又下降48.3%。从买地、开工到销售,几个环节的关键指标同时出现严重负增长,恐怕是历史上是没有的。

   同时,各地政府纷纷想放松对房地产市场调控,已出现从过去严格调控的“三限”“五限”、“限涨令”转到今天的“限跌令”。烂尾楼、断贷事件频频爆发。有关机构调研,截至7月16日,烂尾楼200个,涉及房企87个,涉及城市79个。若不是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及时发声,若不是网管部门对相关信息及时制止,烂尾楼、断贷现象将进一步发酵、蔓延,将会出现不可收拾的场面。

   现在的“高房价、快增长”模式还能继续下去吗?此模式走到头了,走不下去了。从趋势看,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不会也不应该再越吹越大了,中国的房价不会也不应再越来越高了。已发展20多年的中国房市将真正出现历史性的转折,开始迈入由住房投资品为主向消费品为主发展的快车道。剩下的问题是,发展模式变了,将暴露的巨大风险怎么办?怎么防止局部风险进一步蔓延?据有关研究,房地产与上下游涉及的50多个行业增加值相加,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0%。2020年一季度GDP统计中房地产业不仅未增长,而是同比下降2%。房市不稳,土地财政收入枯竭,已严重影响地方政府各项正常运行。房市不稳,对就业、收入、消费带来严重冲击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总之,房市稳不住,已成为我国当前摆脱经济困境中极为重要的问题,成为“稳大盘”中影响方方面面的基础性问题。最近,几部门联合出台了“保交楼、稳民生”的政策,既要守住风险底线,又要坚持房住不炒的方向。而要达到这目标要求,还需要一系列制定政策的完善,需要一定的调整时间,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这决定了解决释放房市风险和稳定增长的问题,不仅是个重大的、棘手的短期问题,而必然是一个关键性、全局性的中长期问题。

   (3)地方隐性债务

   IMF估算,中国地方隐性债务61.3万亿,其中40万亿是城投债。发行利率4%-8%,2021年隐性债利息2.2万亿。债务主体2021年全年能融到的新资金仅2.4万亿,差不多只能主要应付利息的支出。地方融资多为土地抵押,近几年土地流拍又严重,土地收入2020年增加1.9万亿元,2021年仅增加2909亿元。存量还本付息压力很大,发行增量债券又受规范管理约束、且土地拍卖限制,地方政府新增财源枯竭。这一结果不仅影响了有些基层政府的正常运转,进一步牵连了专项债券作用的正常发挥,2000年有60.8%的新增专项债未形成实物投资。导致中央要求适度超前基建投资,地方政府却已有心无力。可以看出,靠一味卖地——刺激房产——增加收入,扩大投资之路在中国已不能长久。要解决此窘境,必须增大地方融资能力。而要增大地方融资能力,必须恢复地方政府的市场信誉。为此,必须先释放地方平台风险,能按时还本付息。偿还不了,或减记、冲消其部分资产或负债,让有人去承担过去的投资损失,这样才能重新恢复其融资能力。而此路在何方?解决的进程表又在哪里?

   迄今,只看到了财政部布置上海、广东等地开展自行解决隐性债务的试点。但广东,上海财力雄厚,可以预见,两年后试点即使成功,也不具普遍性,不可能在全国特别是落后高债务地区有普遍的推广意义,只是推迟了问题解决的时间。

   3,在化解风险中应注意什么?

   面对上述随经济增长模式转变而已暴露或将暴露的巨大风险隐患,如何化解?

   (1)决策者对我国目前风险的严重状况,要根据历史教训、体制特征,有动态的、充分的评估。要清醒看到,中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发展阶段的判断并没有过时。在经济增长下行期、结构调整痛苦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到底还要消化多长时间,消化多少风险,心中要有大概的底数,要有清醒、正确的判断。要充分估计到,化解金融风险的问题是国民经济运行中一个极为重要的中长期问题。

   (2)要充分认识化风险和稳增长的微妙关系。在一定时期内,想花大力气,多释放些风险,缩减部分主体的资产负债表,就会多牺牲些增长速度,多冲击些就业。尽管风险释放过后,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更扎实了,但在释放过程中对增长而言是痛苦的。但是风险不化解,原债务主体缺乏新的融资能力,同样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或者,仅借新还旧,但是一是怀疑在市场上能否如数借到,二是即使能借到,原债务主体加大筹资成本筹集新的资金,但会影响未来投资回报和增长质量,未来有偿付能力?或者,通过央行加大货币投放,以直接与间接方式救,但资金若仍流不到该救的经济主体,市场会“用脚投票”,结果,扭曲了整个金融市场的秩序,怎么办?总之,对化解风险问题复杂性的认识,越深刻,工作就能越主动。

   (3)以时间换空间,选择什么样的风险化解进度,在守住底线前提下,主要应考虑社会可接受度(包括就业),考虑科技创新促进社会生产力增长发挥的可替代作用。满足此两要求,就可追求加快化风险的进度。然而,社会可接受度本身是个非显性的可度量的指标。其本身取决于化风险的方法,风险主要由谁买单。科技创新和社会生产力的增长是个慢变量。当期风险化解的需求难以等待慢变量的及时到来,弄不好会出现全社会资金配置的时间错配。所以,以时间换空间只是个原则。能否解决好,关键取决于化风险的策略和方法,而不仅仅取决于经济本身。

   (4)政府在制定各项长远规划中,不能再着眼于“想干什么”,还要了解“能干什么”,特别是要考虑好在系统性风险未化解之前“能干什么”。要坚持不懈守住不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就要充分估计到风险是在逐步释放,风险的释放可能会影响当期的增长,化风险是一个长时期的任务。因此,搞项目、稳增长,要量力而行,具体是要量“金融而行”,绝不能寅吃卯粮。只能一代人解决一代人的问题,循序渐进。“十四五”期间,100多个国家重大项目怎么落实,资金在哪里,各金融工具怎么搭配,要与化解风险的动态进程统筹考虑。

   (5)鉴于必须牢牢守住防范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大前提,因而实际化风险的过程是以“市场逐渐出清”、“市场非出清”现状出现,因此在市场经济为信用经济,借钱经济环境下,在争取稳增长和化风险之间取得平衡,尽可能减少各经济主体资产负债表的缩减对国民经济的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的冲击影响时,同时必须是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在改革中寻求新的增长动力,以抵消化风险对稳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以问题为导向,从各经济变量相互联系性、市场体系性出发,改革完善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

   概括以上三大内容,是直面中国现实,以问题为导向,一是从投资领域,二是从消费领域,三是从国民经济总体运行领域,指出中国中长期经济要确保可持续发展必须破解的三大关键性、全局性问题。而且,是非一年半载可以解决的中长期问题。非下大决心,难以成功。非久久为功,难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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