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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磊:陆、海疆地缘秩序与传统中国的疆域成型

更新时间:2022-09-09 15:32:51
作者: 李磊  

   传统中国的疆域成型于清嘉庆年间,这一疆域是历代建立并完善地缘秩序的结果。秦朝一统六国后,建构农耕区与游牧区的结构性关系成为中国政治的首要议题。无论中原王朝,还是游牧政权均有自己的政治构想。

   对于中原王朝而言,大一统须建立在农耕区与游牧区的统一性之上。无论是施行律令如一的郡县制,还是兼采因俗而治的五服制与封爵制,抑或如清朝另建理藩院管辖藩部,其核心要义均是建构“一”与“多”的关系,即王朝与各地之间均是以一对一的方式建立政治联结,而非面对多个地方的政治集合体。在这一思想主导下,汉朝凿空西域的地缘意义在于将匈奴影响下的蒙古高原、西域与青藏高原诸多势力分别对待,既让匈奴失去了天山南路绿洲农耕区,从而不得不更加依赖内地农耕区,又让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在地缘秩序中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实现中央政权对两区域的分别治理。

   对于游牧政权而言,他们习惯于直接占领农耕区与游牧区的过渡地带,即胡焕庸线两侧的宜农宜牧区,以军事力量为后盾,通过政治途径迫使农耕政权岁贡、开榷场。在其所主导的地缘秩序中,农耕区是服务于游牧社会的。匈奴对天山南路绿洲农业地带的控制与赋税征收,契丹对燕云十六州的占据与对北宋的岁贡所取,选择地域不同、对象有异,但行事逻辑是一样的。而当其社会内部农业地区的权重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其政权将向中原的王朝体制转化,从而具备了入主中原的资质。金朝与后金的政权建构均遵循了这一发展轨迹,区别在于金朝在崛起后迅速占领华北,完成了王朝化过程,但留下了农耕、游牧、渔猎的区域整合难题,地缘矛盾、经济矛盾、社会矛盾以治内族群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后金之兴,实为渤海、辽、金、元、明历代将东北体制化的历史结果。后金既受到明朝东北治理体系之羽翼而成长,又得以借鉴其联结游牧区与农耕区的治理框架,从而在入主中原之前已经初步完成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构造。可见,游牧政权的政治逻辑与中原王朝并非截然对立,当其社会内部游牧、农耕权重比例发生逆转时,政权性质的王朝化几乎是必由之路。

   东南海疆的地缘秩序是近500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命脉所在。无论是以中原为中心建构地缘秩序的明朝,还是身处北方民族政治脉络兼续中原王朝法统的清朝,都面临东南的地缘风险。在西欧人东来之时,晚明与清朝试图以严守官方贸易的方式来管控海疆,然而这一缺乏对海疆地缘关系进行整体构想的方案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不仅东亚海域的倭患一度甚嚣尘上,而且西欧诸国纷纷将其全球殖民体系扩张至中国周边。可以说,鸦片战争之前的200年,中国便因海疆地缘秩序主导权的丧失而被迫陷入对西欧殖民者的反侵略斗争之中。而西欧殖民者却进一步了解了中国海疆与陆疆之间的地缘结构,鸦片战争的行军路线与政治策略更是清晰地反映了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近现代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传统中国尤其是晚明与清朝海疆地缘构想的先天不足。

  

   李磊,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先后任日本德岛大学综合科学部外国人研究员、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客员研究员、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学院访问学者、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招聘准教授及客员研究员。主要从事传统中国的国家建构问题研究。先后出版专著《六朝士风研究》(武汉出版社,2008年)、《从天道到天下——中国古代的政教传统及其历史展开》(湖北人民出版社,2018年)以及译著《哈佛中国史?分裂的帝国》(中信出版社,2016年)等。在《哲学研究》《中国史研究》《东方学报》(日本)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8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转载或摘编。在本刊发表的论文有:《“一带一路”与古代中国的内外秩序》(2016年第9期);《陆、海疆地缘秩序与传统中国的疆域成型》(2022年第7期)。

   来源:《学习与探索》2022年第7期,第5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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