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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卫平:中国传统哲学对欧美思想的历史影响

更新时间:2022-09-09 14:37:56
作者: 陈卫平  
而且融入了孟德斯鸠更深的思考中。

   孟德斯鸠等一些启蒙思想家对古代中国专制主义的批判,也许预示着在欧洲人的视野里,中国将不会一直是理想的“模范”。然而,中国哲学闪烁在启蒙运动璀璨星空中的耀眼光芒,无疑是中国与西方相沟通的历史基因。前述《论语导读》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就象征了这一点。

   二、马克思主义学脉渊源里的中国哲学因素

   欧洲启蒙运动造就的社会文化土壤,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理论来源,即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19世纪法国及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在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学脉渊源中,同样流淌着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血液。

   这常常不为人们所关注,而郭沫若发表于1926年的《马克思进文庙》 则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以“穿越剧”的笔调写道,“孔子”正和三位得意门生“在上海的文庙里吃着冷猪头肉”,只见从朱红漆的轿子里走出“大胡子马克思”。两人一番交谈后,“马克思”感叹起来:“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14]161-167“马克思”称其为“老同志”,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吸收了包括这位“老同志”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养料。

   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之一的空想社会主义吸取了孔子的大同思想。在郭沫若的“穿越剧”中,孔子向马克思发问:“你的理想世界是怎样的呢?”答曰:“这就是我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社会。”庄重的孔子不禁拍手叫绝:“你这个理想社会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谋而合。”于是,背诵起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而马克思似乎不以为然,“孔子在他眼中,这时候,顶多怕只是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者’罢”[14]165。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讲了一件趣事:德国传教士居茨拉夫10在离开欧洲20年后,从中国回来,宣传当时中国“面临暴力革命的威胁”,“更糟糕的是,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过去和现在一直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当他听到欧洲的人们“在谈论社会主义,于是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别人向他解释以后,他便惊叫起来:‘这么说来,我岂不到哪儿也躲不开……这正是中国许多庶民近来宣扬的那一套啊!’”接着马克思、恩格斯说道:“中国的社会主义和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15]264-265

   这里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指儒家的大同思想。1850年正值太平天国起事前夕,洪秀全等人在广东和广西广泛活动,撰写的宣传品重提儒家大同学说。居茨拉夫主要在广东一带布道传教,自然知晓这些情形。这里的“欧洲的社会主义”指的是欧洲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相距万里的两种社会主义至少有一个共同点:主张公有制。他们曾引用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卡贝的一段话:“你们这些反对集体制的人……就让我在你们面前询问一下历史以及所有的哲学家吧:请听!我不来对你们谈及许多实行过财产共有制的古代民族!也不来谈及希伯来人……埃及的祭司、米诺斯……莱喀古士和毕达哥拉斯……孔夫子和琐罗亚斯德,最后两人之中,前者在中国宣布了这个原则,后者在波斯宣布了这个原则。”[16]617为了与某些不主张公有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相区别,马克思、恩格斯称卡贝为空想共产主义者。他们也在如此的意义上说:“完善的中国人才是共产主义者。”[16]312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把空想社会主义作为自己思想的来源之一,包含着对儒家大同思想的考察。

   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尤为突出。他们指出中国哲学和黑格尔哲学有共同点,这是郭沫若《马克思进文庙》的“穿越剧”中缺失的。不过,他在晚年倒是作了“补记”。美国汉学家斯塔尔说:1972年郭沫若在和一位法国政治家兼作家谈话时提到,“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思想都存在着辩证法的渊源”“在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的思想占据支配地位之后,西方思想已丧失了它的辩证性,与之相反的是,古代的辩证法在中国依然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思维模式”。他“确实认为(可能也不是没有一点嘲讽意味),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概念可能都是从中国借用的”。[17]12其实,黑格尔不是“可能”而是确实借用了,由此影响到了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对于黑格尔的批判继承包含着对中国哲学的批判继承。

   尽管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等论著中对《周易》和老子多有贬黜,但抹不去两者对他构建“正反合”即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的影响。黑格尔说:“中国人也有哲学,其基本定律已经相当古老。譬如‘阴阳’(这里指《易经》——译者注)这部命运之书论述了‘生’和‘灭’,这部书里出现了一元和二元的非常抽象的观念。所以中国哲学似乎和毕达哥拉斯学说一样,从同一个基本概念出发。其原理是理智,称作‘道’。” [18]131阳爻和阴爻“那两个基本的形象是一条直线(,阳)和一条平分作二段的直线(- -,阴):第一个形象……表示肯定。第二个形象的意义是……否定。”[19]121而“‘道’(理性)的成立是由于两个原则的结合,像《易经》所指出的那样。天之道或天的理性是由宇宙的两个创造性的原则所构成。地之道或物质的理性也有两个对立的原则‘刚与柔’(了解得很不确定)。‘人之道或人的理性包含有(有这一对立)爱邻居和正义。’” [19]126显然,黑格尔意识到《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蕴含着“正反合”:阳是“正”(肯定),阴是“反”(否定),道是“合”(否定之否定)。他以为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与此类似。他说道家“这派的主要概念是‘道’,这就是‘理性’”而“‘理性产生了一,一产生了二,二产生了三,三产生了整个世界’,宇宙” [19]125-128。“令人奇怪的是道教里面,即总体里面,出现了三的规定,一创造了二,二创造了三,三创造了宇宙,……一只有包含二在自身之内,它才是现实的,由此产生了三”。[20]107这里尤为关注“三”,是将其看作“正反合”之“合”,认为“一”(道、无)潜含着否定自身的“二”(有)在内,因而分化出阴阳二气,由此形成了“三”,即阴阳二气的和合而生化万物。黑格尔说斯宾诺莎把东方观念“纳入了欧洲的思想方式”[21]95,他的“正反合”可以说是以“欧洲的思想方式”表达了中国的“阴阳合”,即把中国人“完全散文式的理智”纳入“范畴规定的王国”[21]132。

   马克思洞察到了这一点。1842年他在批评德国书报检查制度时说:“书报检查官涂改时画的叉叉杠杠之对出版物,正如中国人的直线——八卦——之对思维。检察官的八卦是著作的各种范畴;而范畴,大家知道,这是多样的内容中本质的典型的东西。”[22]62透过揶揄检察官的话语,不难看到马克思对于纳入黑格尔范畴王国的《周易》辩证法是不陌生的。他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时指出:“如果黑格尔说,中国占主导地位的规定性是‘有’,印度占主导地位的规定性是‘无’等等,那么,绝对的批判就会‘十足地’附和黑格尔,并把现时代的特性归结为‘非规定性’这个逻辑范畴,并且会更加十足地把‘非规定性’同‘有’和‘无’一样列入思辨逻辑的第一章,即列入关于‘质’的第一章。”[23]114此处说的“思辨逻辑的第一章”即黑格尔《逻辑学》第一章,主要是论 述“有”(正)、“无”(反)、“变”(合)的否定之否定。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黑格尔的“有”“无”“变”存在着《周易》辩证法的深重印迹。不仅是黑格尔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的其他人物也受到中国哲学的影响。康德被称作“哥尼斯堡的中国人”,意谓康德哲学有着浓厚的中国哲学意蕴。谢林更是倡导在哲学上“使全世界中国化” [24]150,费尔巴哈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论证同情心是“首要的最重要的德行”。[25]578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包含着对内化于其中的中国哲学的批判继承。

   马克思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前的法国重农学派称为“第一个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25]23的体系,因而将其领袖魁奈视作“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26]15恩格斯将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并提,将他们看作是启蒙运动在政治经济学上的表现:“由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作了正面阐述的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是18世纪的产儿,它可以和同时代的伟大法国启蒙学者的成就媲美”[27]529。在郭沫若的“穿越剧”中,马克思告诉孔子:实现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是“要以莫大的力量来增殖社会的产业”,即大力发展生产力。孔子点头称是:“我也说过‘庶矣富之富矣教之’的话,……”总之,“尊重物质本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思想”。为了强调所尊重的物质是农业生产,他又说:“我对于商人素来是贱视的”,批评在场的弟子子贡“不肯听命”而热衷于做生意。如果我们续写郭沫若“穿越剧”的话,大概是“马克思”告诉他,有“欧洲的孔子”之誉的魁奈,确是借鉴了孔子儒学重农的思想。

   魁奈指出儒家四书五经等十一部著作,表现了“中国人对于道德和政治,根本未加区分,在他们看来,美好生活的艺术也就是良好统治的艺术,两门科学合二为一,彼此相同”[28]56。认为儒家仁政思想把道德和政治合二为一;而提出仁政说的《孟子》,讲的几乎全是政府的良好管理以及建立这种良好管理的办法。魁奈将儒家仁政思想发挥为两个方面:以农为本和自由放任。魁奈认为儒家仁政说主张给农民以“恒产”,因而中国是以农为本的模范,由此提出重农学说,即把农业看作国家一切财富的源泉,强调导致财富增加的剩余产品只能来自农业。对此马克思评价道:“重农学派的功绩和特征在于,它不是从流通领域中而是从生产领域中引出价值和剩余价值”[26]23,“这样就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26]19。“自然秩序”(“自然法”)是魁奈理论的核心概念,他以为这如同儒家的天理天则,依照天理天则即“自然法”,取消政府的“人为秩序”对经济活动的强制,而让其“自由放任”。这“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对应的是汉语的“无为而治”,重农学派先驱希卢艾特说:“中国的哲学家孔子的著作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听从自然的吩咐,自然就能以其自身之力让事务运行。”其根据来自《论语·卫灵公》的“无为而治者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希卢艾特正是从这里提炼出了法语的“自由放任”一词。[29]197马克思说重农学派“以自己的自由放任的口号”来“根本否定政府对市民社会活动的一切干涉”。[26]42马克思高度评价了魁奈的重大理论成果《经济表》:“魁奈医生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他在自己的著作《经济表》中概括地叙述了这门科学。”[30]217魁奈去世时,他的大弟子米拉波在哀辞中认为《经济表》是推行孔子儒学的结晶,“孔子的整个教义”是一种“宗教道德伟大教言”,对此“似乎不可能再有所增补”,而将其“行之于大地,这就是我们老师的工作。他已发明了自然给予的秘传,这就是《经济表》”。11把《经济表》仅归结为对儒学的传承,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但儒学对重农学派确有重要影响。马克思看到了这一点,指出“魁奈本人和他的最亲近的门生,都相信他们的封建招牌”[31]399。朱谦之认为这里“所说的封建招牌当然即指孔子”[2]316。在前引的恩格斯论述中把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并提是有缘由的,因为后者著名的《国富论》是在居留法国两年期间酝酿而成的,当时他与被马克思称为把“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最高峰” [26]28的杜尔哥常相过从,而杜尔哥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比魁奈更为明了。这对亚当·斯密产生了影响,《国富论》应用了颇多的中国材料,其“自由放任”的思想是对重农学派的继承12,魁奈“自然法”被演化为“看不见的手”。显然,重农学派对儒家仁政思想的发挥及其对亚当·斯密的影响,是马克思、恩格斯构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的学脉之一。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思想来源都受到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学的影响。当时欧洲思想界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有明显的中国成分,他被论敌杜林讥讽为“中国人式的博学”[27]510,(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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