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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之光:超越霸权中心主义——主权平等的第三世界历史经验

更新时间:2022-09-07 00:28:05
作者: 殷之光  

   一、导言

  

   1953年12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开始举行谈判。谈判开始时,周恩来在与印度代表团谈话中提到,处理中印两国关系,遵循“互相尊重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1]很快,在中国1954年参与日内瓦会议,处理越南反法战争,以及1955年参与万隆会议,处理亚非国家民族独立问题时,这五项基本原则成为了新中国塑造国际秩序的基本方针,并被沿用至今。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貌似理想主义的五项原则,从它提出伊始,便与国际上反霸权主义、寻求民族独立的现实斗争以及国内的建设发展诉求密不可分。早在1949年中国解放战争末期的“紫石英号”事件后,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言人起草的声明中,便出现了五项原则的基本形态。声明中强调,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外交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2]在这里被放在第一位的平等原则,贯穿了五项原则的每一个方面,更是“和平”的基本前提。同样,在20世纪美苏冷战末期,全球局势再次面对重大变局时,建立在“各国一律平等”前提下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被邓小平、江泽民等视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基础。[3]与之相对的反题,便是那些“非结束不可”的用“势力范围”方式处理国际关系的“霸权主义”,以及“集团政治”秩序模式。[4]同时,作为一种秩序理想,平等原则也给出了中国处理自身发展与国际地位的一个不变方针,即习近平主席重申的“中国永不称霸”。[5]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这一判断的政治意义。[6]

  

   在现有国际关系领域中,对于主权平等问题的研究与国际法研究密不可分。作为现代国际法的根基,主权平等是现有国际组织、国际交往的公理性原则,也在基本原则上标志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秩序与之前西方主导的霸权差序世界格局的根本不同。[7]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霸权就此消失,更不代表现代国际秩序已经走出了霸权中心主义。实际上,研究者们注意到,作为理想的主权平等,与作为现实的国家实力不平等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鸿沟。这一矛盾也成为推动国际法技术发展的重要问题意识。[8]

  

   如何承认这种差异,并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国际法、国际秩序规则的普遍性?在今天的国际关系、国际法研究中,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多少令人满意的答案。现代国际法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方法是将法律的世界从政治的世界里人为地抽离出来。所有在实践中现实存在的不平等,在法律语言创造的名义世界(nominal world)中,都被人为磨平。[9]这就像是对法律平等主义(legal egalitarianism)在国际法层面上的自然沿用。国家被视为一种理想化状态下,具有无法继续分割权利的法律主体。然而,即便是从二战之后的国际政治实践历史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这种主权平等理想更多时候仅仅是水中明月。甚至在近几十年的气候政治、国际贸易活动乃至军事干涉行动中,主权平等原则还极容易成为极少数霸权国家宰制国际秩序,甚至胁迫其他国家、造成人权灾难的武器。[10]此外,这种抽象的主权平等原则,还倾向于忽略主权国家内部由于经济发展程度、自然条件、文化以及殖民与帝国主义历史影响所造成的国家能力差异。这无疑是在“为一种高度不平等的世界秩序赋予合法性”。[11]

  

   本文认为,避免国际秩序变成少数霸权暴政的重要前提,需要将主权平等原则历史化、语境化,并且将谋求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诉求作为“主权平等”的理想目标,而不仅仅止步于法律形式主义上的平等。而达成这一任务的理论前提,需要将第三世界反抗霸权的政治实践以及寻求发展的现代化经验,纳入主权平等观念的讨论中,丰富其政治与历史内涵。

  

   二、主权平等观念史的欧洲中心主义问题

  

   人群互动这一自然状态促生了对主权与平等观念的探索;对主权平等原则的追求也反过来制约并改造了人群间的互动。从思想史角度出发,对欧洲现代主权观念的探讨最早被追溯到让·博丹(Jean Bodin,约1530—1596)。博丹从对罗马法中“治权”(imperium)概念的分析出发,尝试在有限领土内部建立起一个不受天主教会干涉、不可分割的“绝对且永恒的权力”(la puissance absolue & perpétuelle)。他用法语词“la souveraineté”来描述这种“对公民与共荣联邦臣民”的权力,以表示其超越罗马法传统的独创性。[12]本质上说,博丹对主权的探索,是期望对谁有权利管辖什么地方这个政治性问题提供合法性与理论的佐证,并以此将无处不在的罗马教会权力从国家的政治、法律生活中剥离出去。[13]因此,欧洲中心的主权认识主要是一种关心政治独立而非国家间平等的理论。[14]然而,当这种排他性权力需要处理国与国关系时,便显得捉襟见肘。随着历史发展,这种传统的主权认识甚至无法处理欧洲国家在殖民扩张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诸如殖民占领、人口流动等多元问题。因此,在这种主权观念基础上形成的欧洲国家,在面对整合全球秩序的问题时,不约而同选择了主体民族、主体政治群体支配其他国家、民族、群体的霸权模式。[15]

  

   作为主权平等观念中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平等也同样遭遇着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一般认为,欧洲学者对主权间平等原则的论证是自然法在国家主权上的逻辑延展。这种视国家为一种共同权力且具有统一人格的共同体的理论,最早通常被追溯到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16]这一理论在欧洲16世纪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开始形成的初期,为欧洲新兴国家之间的互动提供了重要便利。一个不可分的、独立的、具有统一人格的国家,淡化了欧洲内部新兴政治共同体各种纷繁复杂的政体差异,并在实践上使得欧洲国家间的互动成为可能。[17]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主权平等在理论上被视为一种自然权利,但是,在国家之间的互动实践上,这种平等从未成为过现实。因此,主权之间相互独立、平等的法律原则,也被一些批评者认为是一种“有组织的伪善”(organized hypocrisy)。[18]

  

  

   现代国际法采用了一种法律中心主义的策略处理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冲突。经典的国际法理论强调,国家在法律层面享有平等的权利,国际法生效的基本前提是来自所有国家的同意。同时,国际法对所有国家具有平等的约束力。[19]而在现实中国家由于能力、大小、发展程度等客观原因造成的实际不平等,则并不影响在法律理想层面上认定的主权平等原则。为了处理法律上的主权平等原则以及政治实践中的主权不平等现实,一些理论家提出,主权平等需要被看作一个动态的且有多重内涵的概念。它由三部分组成,即功能性平等(functional equality)、法律平等(legal equality)、以及政治平等(political equality)。三者内任何一个方面的发展变化,都影响国际主权平等的程度。而其变化基础,则依赖各类国际组织的性质,以及该组织中分配权利的制度性安排。[20]

  

   实际上,在国际关系领域,即便对现实主义者而言,主权国家间形式上的平等也是不可否认的基本原则。[21]而这种平等之所以在政治实践中缺失,还是由于国际秩序不像国内事务那样,存在一个最高“威权”(authority),确保各方遵循平等原则。[22]不管是对国际法研究者或是国际关系研究者而言,在共同承认的平等原则之下,如何处理不平等现实,才是实现理论自洽的关键。[23]早期的国际关系研究者们承认,无论是信奉普遍法理权威的理想主义者,还是推崇强力政治的现实主义者,其最终目的都是在他们寻找平等的道路上,获得理论的自洽。而追求理论自洽这种看似道德理想主义的追求,本质上也发挥着重要的现实作用。正如爱德华·卡尔(Edward H. Carr,1892—1982)借用伯兰特·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回应乌托邦主义的话所说的那样,“道德伦理……几乎总是一种结果、一种手段,用来使我们自己的利益具有普世的法理权威”。[24]

  

   理论自洽的另一个价值在于,它为重构历史提供了道德锚点。除了在理论上将不平等视为需要不断被法律修正的非正常状态之外,法律中心主义还尝试通过历史重述,描述一种主权在法律保障下不断通向平等地位的理想。这种对历史重构的尝试,也将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问题意识连接起来。在这个以欧洲为中心的目的论式历史中,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作为一个起点事件,占据了重要地位。对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的经典化叙事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首先,这场发生在17世纪中期欧洲的和会代表了民族国家独立“主权”对普世帝国“治权”的胜利。1648年和约的签订,被今天国际关系学者普遍视为一种对“哈比斯堡王朝霸权野心的制约”。[25]更具理想主义色彩的表述甚至将其视为“普遍君主制(universal monarchy)”的终结[26],“反普世帝国霸权斗争的高潮”[27],对“神圣罗马帝国重建基督教统一神权”的回击[28],以及对“宗教自由”的追求[29]。其次,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更被视为欧洲现代主权国家的开端。[30]这种认识强调,国家通过军事联合,不但可以形成对霸权的制衡,也能在相互之间构成权力平衡的机制,随之确保不形成一极独大的局面。[31]

  

   有趣的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似乎抛弃了20世纪初英国学者对道德理想与现实政治关系的历史批判兴趣。以新现实主义为标签的这批理论家,更乐意通过对欧洲历史的塑造,建构出一套“普世”的国际秩序“客观”原则。在这个脉络中,有学者提出了以主权平等与国家互不干涉为准则的所谓“威斯特伐利亚原则”(Westphalian principles)。[32]而这套原则的基础则是对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信念。值得注意的是,在权力平衡信念之下,20世纪末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与新现实主义思想潮流出现了更深层次的融合,也通过法律实证主义的逻辑,同国际法秩序结合在了一起。进而,代表普遍诉求的乌托邦主义理想在这个条件下,变得虚伪且空洞无物。以自由主义为乌托邦基础的秩序想象,更多时候变成了美国全球霸权的托词。“自由帝国主义”(liberal imperialism)的政治暴力,通过武装干涉、经济制裁以及法律,转化为一种全球“威权”的自我实现[33],真正意义上沦为爱德华·卡尔所批评的只为“粉饰特权阶层的利益”而存在的“乌托邦主义”。[34]

  

今天这种从欧洲历史出发、以霸权视角为中心的叙述试图让我们相信,作为一种规范性的主张,主权平等原则虽然从未被严格遵守,但其体现的诸如主权、平等、互不干涉等原则仍旧应当被尊重。[35]这种视角强调,随着一代代西方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努力,国际关系始终在朝向平等的方向发展。对国际关系历史、国际法历史的精巧编织反过来更强化了这种潜藏在现实主义表层之下的霸权理想。以主权平等观念为例,今天的研究一般认为,早期欧洲国际法学者,诸如格劳秀斯(Hugo Grotiu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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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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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报》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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