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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勤:构建新中国史叙事体系的“三个面向”

更新时间:2022-09-05 11:51:39
作者: 宋学勤  

  

   作为专门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全国以后的历史学科,新中国史研究不仅有着强大的学术功能,在发挥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方面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新时代,新中国史叙事面临着新的重大使命,迫切需要构建一个符合自身发展属性的、与大国身份相适应的叙事体系。新中国史叙事体系的构建,需要着眼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塑造,更需要面向历史、面向现实、面向未来,用中国的话语体系和叙事逻辑,讲好新中国故事。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出台,为新中国史叙事体系的创新指明了方向。

   构建“面向历史”、具有中国特色、科学化的新中国史叙事体系,“坚持大历史观”是基本经验

   “面向历史”就是如何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守历史进步的立场,锚定新中国历史发展方位,客观书写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画卷。第三个历史决议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贯穿其中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聚焦中国共产党人把握历史主动、创造历史伟业的艰辛历程,指明再创历史新辉煌的奋斗方向,要更加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锚定历史方位和奋斗目标,发挥党和人民创造历史的主观能动性,坚守历史进步的立场,继续推动历史前进。

   在新中国历史进程中,或重大或微小的历史事件对其演进方向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但对其中蕴含的主流和本质的认识,必须从客观历史进程出发,抓住其中起主导性、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比如,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曾遭遇“大跃进”的严重挫折,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这一全局性失误,但对曲折性的认识应该置于前进性之中,即使在“文革”这样的错误路线占主导的时候,也并不是一团漆黑,社会建设、国防科技、外交工作、文化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对此,邓小平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强调:“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历史细节浩如烟海,历史脉络盘根错节,把握新中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是首要任务。科学认识新中国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要处理好新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主流”事件与“支流”事件、成绩成就与失误曲折的关系,这应该由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及其总体进程来确定,要将其视为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来看待。毋庸讳言,新中国历史进程中成绩成就与失误曲折相交织,但不能抓住探索过程中的某些失误大做文章,借以淡化甚至全盘否定已经取得的历史成就。在“主流”与“支流”、成功与失误的矛盾关系中,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才能使新中国史叙事构建起有“意义感”的完整的历史图景。因此,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发展表象,厘清新中国史的发展脉络,探讨新中国史的本质特征与发展规律,是新中国史叙事体系构建的基本要求。

   构建“面向历史”、具有中国特色、科学化的新中国史叙事体系,“坚持大历史观”是基本经验。坚持大历史观,就是要强调从历史的长时段、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广覆盖、世界文明进步的宽视野,审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及特定历史阶段。第三个历史决议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贯穿其中的另一个鲜明特点,就是集中体现了大历史观的核心要义。坚持大历史观,就是要从整体上认识新中国史,从整体上认识主题和主线的历史连贯性,需要把新中国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在起草第三个历史决议时,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处理好“历史连续性和历史阶段性”“全面总结和突出重点”“总结成就和分析失误”“已有结论和最新认识”这“四大关系”。这种体系化思维给新中国史叙事体系构建指明了方向。这就要求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坚持大历史观,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从整体来把握新中国史叙事。

   在新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生过许许多多对历史发展与演化有不同影响的历史事件。这些历史事件有全局性的,也有局部性的,对历史发展进程的作用也不一样。比如,研究新中国社会保障史,既要看到在不同历史时期国家所发挥的托底功能,更要考察诸如废除农业税这样的系统性政策的辅助加持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新中国史的过程中,必须以大历史观为指导,从整体上认识主题和主线的历史连贯性。从历史的本质来讲,一切历史都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的有机统一。在大历史观的指导下,从整体上认识新中国史主题和主线的连贯性,才能深化对历史规律性、经验性的认识。

   坚持大历史观,就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述史论事。这是学术研究的需要,更是尊重新中国史学科自身特性的必然要求。新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充分表明,坚持大历史观对于深化新时代的新中国史研究始终是第一经验。

   构建“面向现实”、具有中国气派、系统化的新中国史叙事体系,正视并尊重“中国案例”和“中国经验”是基本要求

   所谓“面向现实”,就是如何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回归国情。新中国史是已经发生的历史和正在发展着的历史的有机统一。从历史科学的基本功能考察,现实发展需要是学科发展的第一动力,这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关注现实实践动态,并将其融入学术研究之中,是构建新中国史叙事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代性”是新中国史的重要特征之一,即新中国史研究是当代人研究当代史的认识活动。如何努力展现新中国历史的辉煌成就与发展的丰富性,如何充分理解新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历史现象,达到对新中国历史规律和现实社会关系的系统性与整体性认识,如何从学理上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成果、历史经验,是摆在当前新中国史研究视野中的重要任务。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坚持问题导向与现实关怀来构建完善新中国史叙事体系,首先要着力研究中国发展和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着力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只有以当代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系统化的历史叙事体系,新中国史研究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比如新中国医疗保障史的研究,就要从国家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出发,立足具体时段国家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系统考察国家财力、物力支持的力度和方法,发现诸如“赤脚医生”“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历史存在的学术表达方式。所以,学术研究特别需要提出一些有价值的理论、概念与范畴,以此理解和解释一些现实问题,努力让其在更大的场景下被更多的人所看到,达到真理性认识。如何真正发挥这样一种优势,特别是要真正关注现实,然后把它吸收到我们的学术研究中,以此推动学术研究的进步,这是新中国史研究的核心要义,具体路径包括:从实证出发,回归现实,回归国情,深入社会,把握社会的变迁、社会发展的程度、社会历史的总体面貌;深入民众,访谈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把握民众的历史意识和对现实的认知程度;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发挥调查手段多样化的优势,促使获取的史料更为系统、科学和便捷,以便史料的科学性能够得到更为直接和多方面多渠道的检验。

   正视并尊重“中国案例”和“中国经验”,已成为社会发展对新中国史研究的学术正当性的主流期待。“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立场”“以中国为方法”,是正确看待中国自身历史和事物、得出科学认识与结论的学术研究规律。

   “以中国为中心”,就是要强调历史研究的中国中心观。早在 1942 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就提出了“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他强调:“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一论述既切中时弊,且启发后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这就要求我们发挥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主体性,研究并尊重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规律。美国学者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提出“中国中心观”,强调要从中国内部观察中国历史,反对过度依赖西方叙事模式来解读中国历史。该书在中国学界受到了欢迎,引发了反思,去重新审视中国道路的文明根源,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同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相结合,一方面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精神相贯通。

   “以中国为立场”,标志着新中国史研究的价值取向。立场由思想和理论支撑,决定着方向,也体现着叙事主体的目的性,即为谁叙事和为什么而叙事,是一种价值选择。中国立场是新中国史叙事的出发点,价值选择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活动,新中国史叙事的主体性要自觉地尊重自身的历史发展,新中国史叙事体系的价值选择毫无疑问是建立在尊重新中国历史的客观性基础之上。坚持中国立场就是坚守新中国史叙事的“中国特色”,坚持自身的“本土性”,去寻找中华民族发展的普遍根据和原则。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史叙事必须通过坚守中国立场,真正做到自身的独立性与民族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 升华中国理论,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更加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不以中国立场开展新中国史叙事,就会出现太多被扭曲的解释、被屏蔽的真相、被颠倒的事实。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坚守中国立场可以实现历史认知、现实评价与未来预期的统一,明白“挨打”“挨饿”之根源,探寻不再 “挨骂”之路径。

   “以中国为方法”的提法来自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其倡导中国学术研究不仅要“以中国为中心”,立足中国,回答中国问题,提出中国性命题,还要在学术话语的整体观念与方法上重新构建一个中国,其不再仅仅作为西方话语体系的附庸而存在,而是让以中国为中心所产生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知识能够成为一种国际“尺度”或“标准”。沟口雄三认为:“把中国作为方法,就是要迈向原理的创造——同时也是世界本身的创造。”多年来,有些人“把我们党、我们国家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诱使人们跟着他们的魔笛起舞。各种敌对势力绝不会让我们顺顺利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郑重提醒全党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一个原因”,这也是新中国史研究工作者需要特别警惕的现象。“以中国为方法”,就是抵制和反对“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根治学术界大量移植西方概念、范畴、研究方法的弊病,“以我为主”,在中外的交流交融交锋中发展自主性和原创性,有选择地吸收有利于自身的新质因素,在增强历史自信中不断壮大自身。

研究中国需要尊重中国自身的经验,尊重中国自身的历史。第三个历史决议在述论新中国的历史时,用“自力更生、发愤图强”描绘了新中国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用“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描绘了新中国创造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用“自信自强、守正创新”描绘了新中国创造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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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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