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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泳涛:中美日关系:变局与逻辑

更新时间:2022-09-03 23:33:26
作者: 归泳涛  

   在当前的亚太地区,有两场战略博弈正在展开。一场在中美之间,另一场在中日之间,两者紧密关联。国家间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经济相互依存的“武器化”风险、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以及国内民族主义的推波助澜,使得中美之间、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难以化解,甚至日趋激化。

   中美关系的逐渐下滑始于2009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阿富汗(2001-2021)、伊拉克(2003-2011)两场战争对美国造成了严重冲击,而中国的实力却迅速上升。在此背景下,中国更加坚决主动地维护和争取国家利益,美国则决不放弃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这导致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逐渐加深,战略较量日益加剧,战略合作愈加困难。如何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成为中美关系面临的严峻挑战。中日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出现得更早。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日关系先后因历史认识问题和钓鱼岛问题而恶化。尽管经贸关系仍取得长足进展,但双边关系的竞争性日益凸显。

   在这两场博弈中,中国和美国发挥着主要作用,但日本的战略自主性也在逐渐上升,这使得三国之间的政策互动明显增加,相互牵制的行为更加活跃,三边关系的整体联动性显著增强。本文将回顾2009年以来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变化过程,分析其背后的逻辑,希望有助于理解中美日三边互动的趋势。

  

   一、奥巴马上台:日本担心美国“近华远日”

  

   日本政策界基于以往和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交流的经历,往往更信任共和党,认为其重视同盟关系,支持美国在海外的军事部署;而对民主党总是心怀疑虑,担忧其对同盟承诺的不确定性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日本的许多媒体更是简单地认为共和党亲日,民主党亲华。因此,奥巴马(Barack Obama)在2008年11月当选总统后,日本就开始担心美国会接近中国,疏远日本。奥巴马任命希拉里(Hillary R. Clinton)担任国务卿,更增添了日本的忧虑,原因是她2007年在《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与中国的关系将成为本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在提到盟国和友好国家时,她强调印度在亚洲具有特殊意义,却没怎么提日本。这让日本觉得有可能再次受到被中美两国绕过(Japan passing,又称“越顶外交”)的待遇。

   美国政府对日本的这种失落感心知肚明,特意给予其优先礼遇。希拉里选择日本作为她就任国务卿后的第一个外访目的地,奥巴马也让日本首相麻生太郎成为他在白宫接待的首位外国政府首脑。但这种礼遇只是象征性的。在美国看来,麻生当时在日本国内缺乏领导力,因而没有动力与他发展关系。

   更让日本感到不安的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美国的倡议下,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升级为领导人峰会,大有取代七国集团(G7)峰会的趋势,而日本多年来一直以G7峰会中唯一的非西方国家自居。显然,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正在转向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相比之下,经济规模很快将被中国超越的日本黯然失色。

   美国尽管愿意消除日本的疑虑,但思维方式与日本不同。对美国来说,问题不在于选择日本还是中国,而在于整体战略中的轻重缓急。从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看,美国既重视同盟和前沿军事部署,又重视与中国管控分歧、扩大合作,没有在中日之间采取厚此薄彼的态度。然而,如果从全球而不仅仅是地区的视野来看,奥巴马政府的最优先事项——恢复世界经济、应对气候变化、反恐斗争、防止核扩散、结束南苏丹内战(2013-2020)、确保能源安全等——几乎都需要或至少会受益于与中国的合作。因此,对于更加关注全球问题的奥巴马政府而言,中国的重要性显然高于日本。

   纵观奥巴马总统的两个任期(2009-2017),尽管其地区和全球政策的重心时有变化,对华关系也起伏跌宕,但总体而言,奥巴马政府一直期待中美两国在全球问题上加强合作。日本国内的强硬派把美国的这种倾向视为对华软弱和迁就的表现。然而,与日方拘泥于双边关系的亲疏远近相比,美方的视野是全球性的,这反映了双方利益范围和政策焦点的差异。

  

   二、鸠山由纪夫上台:美国担心日本“远美近华”

  

   事实上,不仅日本担心美国偏向中国,美国也一度担心日本偏向中国。2009年8月,日本民主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取得历史性胜利,党代表鸠山由纪夫于次月当选日本首相。在选举前不久,鸠山在日本杂志Voice上发表文章,阐述他构建“东亚共同体”的理念。鸠山在文章中称,国际金融危机和伊拉克战争预示了美国主导的全球主义的终结和多极化时代的到来,日本只有推动东亚一体化,才能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找到符合自身经济和安全利益的位置。鸠山还在竞选宣言中称,普天间美军基地至少要搬迁到冲绳县外,这意味着如果他赢得选举,就要与美国重新谈判此前两国政府达成的基地搬迁协议。这篇文章的英文节译版很快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网站上发表,立即引起美方的担忧。

   当时美国尚未从国际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而中国却通过经济刺激政策很快回到增长轨道,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着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人们因而猜测,日本会不会从亲美转向亲华。2009年12月,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率领143名本党国会议员访华,进一步引起日本正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臆测。

   美国政府本来以为鸠山的言论只是选举中的辞令,但没料到他上台后执意将其付诸实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Jeffrey A. Bader)在回忆录中列举了鸠山上台之初给美国造成的四点困扰:一是鸠山要求重新谈判普天间基地搬迁协议,目标是让美国海军陆战队全部移出冲绳。二是鸠山在很多公开发言中强调日本应该实行更平衡的外交政策,意图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转而接近中国。贝德指出,美方其实欢迎中日两国改善关系,因为对美国来说,同时保持良好的美中关系和美日关系有利于其推行地区和全球政策,但是如果日本试图在美中之间构筑平衡,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三是鸠山内阁公开呼吁美国首先放弃使用核武器,并开始调查历史上美国政府与日本自由民主党(自民党)政府缔结的有关载有核武器的美军舰船停泊和经过日本的“密约”。在美方看来,这种动向可能颠覆美国几十年来的核政策,动摇美日同盟的根基。四是鸠山倡导“东亚共同体”构想,贝德认为这是最大的麻烦,因为这一构想把美国排除在亚洲之外。

   如果说日本对美国的担忧主要源于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那么美国对日本的担忧则主要源于鸠山上台后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日本国际政治学者中西宽指出,针对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日本国内一直存在“利益论”和“从属论”两派对立的观点,前者强调同盟给日本带来的利益,后者批评同盟给日本造成的负担。日本民众往往同时承认这两种观点,心态矛盾。而这种矛盾心态偏向哪一边,则取决于日本的威胁认知和美国对日承诺的可靠性。2010年中日船只在钓鱼岛海域发生“撞船事件”(下详),加剧了日本的威胁认知;2011年驻日美军参与东日本大地震救援活动,改善了驻日美军在日本的形象,日本国内围绕普天间美军基地问题的争论随之平息,舆论重新变得对美国有利。

  

   三、中日争端与美国的左右为难

  

   2010年9月,中国渔船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在钓鱼岛海域发生碰撞。日方非法抓扣中方渔民、渔船,并企图按日本法律对中国船长进行审判,以此表明钓鱼岛属于日本,这让中日关系受到冲击。2012年9月,日本政府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和反复规劝,执意“购买”钓鱼岛,诱发钓鱼岛危机,逼使中方对钓鱼岛海域实施巡航,以体现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中日关系再次跌入低谷。

   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既要维护美日同盟的可靠性,又要避免被卷入与中国的冲突,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1996年中日围绕钓鱼岛发生争执时,佩里(William J. Perry)声称《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成为第一个作此表态的美国国防部长;但当时的国务卿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却犹豫未决。2010年“撞船事件”后,希拉里成为第一个重申《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的美国国务卿;2012年“购岛事件”后,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Leon E. Panetta)又重申美国对日本的安全承诺。《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规定,各缔约国承认在日本管辖的领土上对美日任何一方的武力攻击都是对日本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宣布依照日本宪法的规定和手续,采取行动应对共同危险。但是,奥巴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首要关切却并非如何适用《美日安保条约》,而是如何避免危机升级,导致美国被卷入中日冲突。为此,美国政府持续敦促中日双方保持冷静和克制,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但日方却感到美国作为盟国没有完全支持日本,特别是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因而心生疑虑和不满。

   美国对日本的不满却更为严重。在美方看来,2012年的钓鱼岛危机不是由中国而是由日本引起的,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挑起了“购岛事件”。在日本政府诉诸“购岛”行动前,美国曾秘密敦促日方直接与中方沟通,但日方却一厢情愿地极力游说中方默许其“购岛”。尽管中方从未作出肯定答复,但日本政府仍向美方保证称,已经说服中方理解和接受其“购岛”计划。美方对此感到怀疑。直到日本即将宣布“购岛”之前,任职于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的拉塞尔(Daniel Russel)还在海参崴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询问日方是否有计划淡化此事,比如立即指定这些岛屿为自然保护区;但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回答说没有。结果,日方的“购岛”行动引起中方强烈反制,东海局势骤然紧张。

   在美国看来,是日本的严重误判导致事态升级。为了缓和局势,美国政府派出一个跨党派的四人小组访问中日两国。小组成员包括曾在共和党政府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哈德利(Stephen Hadley)、常务副国务卿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曾在民主党政府担任常务副国务卿的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助理国防部长纳伊(Joseph Nye)。四人小组在访问中传递的消息是:第一,《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但美国不想在现实中被迫援用这一条;第二,中日双方都应后退一步,并建立起危机管理机制;第三,中日必须想办法搁置钓鱼岛主权问题。

   美国之所以如此反应,原因之一是为了降低被盟国牵连(entrapment)的风险。如2012年12月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对记者所说的,美国不会为了“太平洋中间的一块石头”而打仗。对美国而言,最重要的是避免钓鱼岛争端升级为中美冲突,为此希望中日双方避免挑衅、管控分歧、增加军事透明度,并制订接触的规则。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事项并非军事问题,而是全球问题和经济问题。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三世(Samuel J. Locklear III)甚至反复强调,气候变化才是亚洲安全的最大威胁,完全没提中日争端,这让日方大为震惊。2014年4月奥巴马访日时,尽管在《美日联合声明》中明确宣布《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但美方故意延迟了声明的发表,以换取日方在贸易问题上让步。这让日本怀疑,美国政府是否真的认为猪肉关税率比防卫日本更重要。

引起美方不满的不只是野田政权在“购岛事件”中的严重误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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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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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22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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