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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银宏:“兵刑合一”:中国古代“大一统”观念的国家主义表达

更新时间:2022-09-02 00:10:28
作者: 王银宏  

  

   摘 要:国家统一与繁荣富强是中华民族的最高价值准则。国家统一既需要理念、精神与文化的滋养作为基础,也需要通过制度、法律和军事力量来予以维护。中国古代注重通过法律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秩序,在必要时依据法律动用国家军事力量以“兵刑合一”的方式维护统一、稳定秩序。在中国古代的“大一统”观念下,“兵刑合一”既体现为法律上的制度规制,也体现为政治上的军事强制,以其秩序功能联结起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政治诉求与法律实践,实现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之间的互动。儒家文化和“大一统”观念的文教功能与制度维系功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大一统”观念的制度化、法律化,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奠定了“历史中国”的文化基础,丰富了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涵及其表达。

  

   国家统一与繁荣富强是中华民族的最高价值准则,是华夏文明核心的精神内涵。秦汉之时,“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观念即已在中华各地区、各民族深深扎根。国家统一既需要理念、精神与文化的滋养作为基础,也需要通过制度、法律和军事力量来予以维护。对于严重危害国家统一、破坏政治和社会秩序的行为,中国古代不仅通过法律明确规定其罪名与刑罚,而且在必要时动用国家武装力量,依据法律对其实施政治和刑事制裁。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和“大一统”观念从思想观念、行为规制等方面有效维护了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促进了民族融合,保障了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发展与繁荣。

   一、“大一统”观念下“兵刑合一”的“国家主义”意涵

   中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天下”“华夏”等观念,并形成以文化为基础和纽带的“共同体”。中国古代的“大一统”观念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其内涵也不断丰富,不仅意指政治的统一,也涵括思想、文化的统一等诸多方面。千百年来,“大一统”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国家与民族的一种凝聚力和精神力量。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百家争鸣,但在国家统一方面具有共识,“欲天下之一乎周”成为一种理想,尤其是成为一种文化理想,可谓“实不一统而文一统”。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汉武帝时,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以贤良对策焉”,他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董仲舒不仅论证了“大一统”的正当性及其“天人合一”的特性,还表达了“大一统”在政治、法制、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丰富内涵。在“吴楚七国之乱”平定未久、汉武帝意欲加强中央集权的历史环境下,经董仲舒等人发展的“大一统”思想对于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诸侯势力具有重要意义。经过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的努力,“大一统”具有了“正统”的内涵,“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

   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政治的实现通常需要“武统”与“文统”“和统”并行共施,在多数情形下至少需要以“武统”作为基础。通过武力实现一统是法家的重要主张。但是,仅有“武统”是不够的,儒家文化和“大一统”观念本身所内含的“文教”功能以及以法律为基础的政治统治与国家治理也是必不可少的。中国古代的诸多典籍都将“文教”与“武功”并列,将其视为实现国家“致治”的基础,借用孔子的表述就是:“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

   (一)“兵刑合一”的“国家主义”意涵

   在中国古代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条件下,要维持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中央集权制是一个合理和必要的选择,也是维护国家权威、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国家承担着保障政权统治、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等一系列职能。以“大一统”观念为基础而建构起来的制度体系能够使不同层级和不同功能的国家机构有效履行职能,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管理,对于中国古代的大国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有学者指出,“国家主义”是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最为显著、影响最大的特性之一,中国法律文化在肇始之初就融入了“国家主义”的基因,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国家主义”不断融入传统中国的政治法律体制和意识形态之中。所以,“大一统”观念也可以被称为“中国的国家主义”。在中外学术界,“国家主义”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法论予以理解和认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和意义。本文所述的“国家主义”主要是指一国内部政治和法律意义上的“国家主义”,主要是指以国家本位为基础和底色的“国家主义”。

   对于“兵刑合一”,中国法律史学界通常将其作为解释中国古代法律起源的一种学说,即“刑起于兵”,认为中国古代的法律起源于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和军事征伐,战争本身就是一种刑罚,具有“兵刑不分”或“兵刑同制”的特征。作为中国历史上诸政权实现“大一统”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基本方式,本文所述的“兵刑合一”意为法律上的规制(“刑”)与政治上的武力(“兵”)统合并用,虽非意在解释中国古代法律的起源,但与“刑起于兵”相关,并且明显地体现出“国家主义”观念。在中国古代,“刑”的基本含义同于“法”,也指刑法、刑罚,并且刑罚多是基于法律或命令而实施的。《盐铁论》载:“法者,刑罚也,所以禁强暴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道:“?,罚罪也,从井从刀。《易》曰:井,法也。” 《尔雅》亦载:“刑,法也。” 《唐律疏议》解释道:“法,亦律也。”中国古代的刑、法、律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我们理解“兵刑合一”提供了基础。在中国古代,法律被视为国家统治的工具,而刑罚成为法律发挥作用的重要体现,同时法律的实施也需要通过刑罚等体现国家强制力的制度和措施来予以保障。

   “兵”字见于甲骨文,字形似人双手握着兵器,其本义为兵器。《说文解字》将“兵”解释为“械”, “械者,器之总名”,“用器之人亦曰兵”。所以,“兵”也可指战士、士兵或军队。这在《诗经》中也有记载:“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在此基础上,古代的“兵”也可指军事或战争。《史记》记载:“赵四战之国,其民习兵,不可伐。”在远古时期,军事战争与刑罚在大多数情形下没有明确的区分,即所谓“兵刑不分”。 《国语》载:“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故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在此意义上,军事征伐与“陈之原野”的“甲兵之事”都是刑罚的一种。钱锺书先生对此有过详细的论述:“兵与刑乃一事之内外异用,其为暴力则同。故《商君书·修权》篇曰:‘刑者武也’,又《画策》篇曰:‘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荀子·正论》篇以‘武王伐有商诛纣’为‘刑罚’之例。‘刑罚’之施于天下者,即‘诛伐’也;‘诛伐’之施于家、国者,即‘刑罚’也……《晋语》六范文子曰:‘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后振武于外……夫战,刑也……’《尉缭子·天官》篇曰:‘刑以伐之。’兵之与刑,二而一也。”所以,在中国古代,军事征伐和刑罚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国家或以国家的名义实施的强制力,但它们的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有所不同,即“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

   国家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维护统一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明确规定。例如,《唐律疏议》规定,“谋叛”中的“抗拒将吏者”“以已上道论”,对于“已上道者”的处罚是“不限首从,皆斩”,亦即处以唐律规定的最重刑罚。《大清律例》中也有类似规定:“若逃避山泽不服追唤者,以谋叛未行论;其拒敌官兵者,以谋叛已行论。”?《唐律疏议》在《名例律》中具体解释“谋叛”时所列举的两个事例也体现出中国古代维护国家统一的基本方式——军事讨伐,其中莒牟夷投鲁和公山弗扰拥费邑自立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事例,并且这两个事例中都有“外国”势力的介入或者依附以及借助“外国”势力而实施“谋叛”的行为。

   因此,“兵刑合一”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中央权威和国家统一、稳定社会秩序,“兵”与“刑”的原初涵义也体现出国家权力的强制性及其“国家主义”立场。这种国家主义的法律观念与军事上要求统一和服从的观念具有一致性,因而,“兵刑合一”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和法律表达上体现出“国家主义”的典型特征。在通常情形下,“兵刑合一”通过法律规制和军事震慑而发挥作用,但是,若法律被违反,在正常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被破坏的情形下,政治和军事措施就成为紧急状态下不得不采取的强制性措施。因此,“兵刑合一”既是常态下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秩序的基本方式,也是非常态下实现国家统一、稳定社会秩序的必要方式。由此,“兵刑合一”起到联结政治系统与法律制度的桥梁作用,通过其法律规制功能和军事强制作用执行国家意志和政治诉求。

   (二)“大一统”观念下“兵刑合一”的制度基础

   秦始皇统一六国,“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天下”观念“被实体化”,具有了“详备的制度化表达”,并且与大一统的帝国体制相适应。这种“大一统”不仅包括政治和法制的统一,还包括“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秦汉以后,历朝历代在建立政权之后都注重通过一整套制度来巩固中央政权统治,维护国家统一。以这套旨在维护“大一统”的制度为基础,“兵刑合一”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应当指出的是,“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兵刑合一”是在政治和法律秩序遭到破坏、和平解决方式无效的情形下,基于“大一统”的制度和法律所采取的维护国家统一以及稳定社会秩序的必要方式。

   1.郡县制和中央集权制基础

   在中国古代,郡县制是维护中央集权统治和“大一统”格局的基本制度。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郡县制有利于维护中央集权,有效管理和控制地方,防止地方割据。“郡”字本身就体现出君主直接统治之意:“郡之言君也,今之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为元首,邑以载民,故取名于君,而谓之郡也。”在一些典籍中,“县”也有君主直接管辖之地的意思,例如,《礼记》载:“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郑玄注:“县内,夏时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晋人范宁在《春秋谷梁传注疏》中解释道:“寰音县,古县字……”;“‘寰内’者,王都在中,诸侯四面绕之,故曰寰内也。”

   在郡县制下,“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郡县制与皇帝制度、官僚制度联系密切。皇帝拥有分配国家资源、任命重要官吏的最高权力,官吏的任命、管理、处分等权力最终集中于皇帝之手,皇帝集最高的立法、行政、司法、军事等权力于一身。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提出,在郡县制下,“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治理效能,而且贤能之人的有效治理又能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通过郡县制和相应的组织体制,皇帝和中央的政令能够达于基层,实现中央对地方的治理和社会控制。如宋代李纲所言,郡县制能够“举千里之郡而命之守,举百里之县而付之令,又有部刺史督察之,片纸可罢,一言可令,而无尾大不掉之患,尺地、一民、财赋、甲兵皆归之于天子”。明代陈邦瞻也指出郡县制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的重要意义:“朝廷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

   秦汉以后的各个朝代根据实际情况和政治统治的需要,不断完善和强化中央集权体制。以郡县制为基础,职官、土地、赋税、兵制等国家制度都有助于维护中央集权统治,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和管理。此外,中国古代皇帝决策的法律机制,特别是清朝的皇帝决策机制,保障了皇帝的决策权与中央权力的集中行使,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整体利益和“大一统”的政治格局。

   2.以官僚制为核心的制度基础

与郡县制相联系,秦汉以来的官僚制度也旨在巩固和维护中央集权,这种官僚制度是联结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重要纽带,也是实现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制度基础。通过官僚制度,中央的政令得到自上而下的贯彻和实施。在马克斯·韦伯看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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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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