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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寅:中国历史上华夏认同的演进与升华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笔谈(二)

更新时间:2022-09-01 23:51:05
作者: 刘正寅  
发展成为统有广大北方地区的强大政权。辽政权既保有草原游牧民族的传统,又受到中原政治制度的影响。根据南北地区民族、文化的不同,实行不同的治理方式,“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

   随着民族交融与汉文化影响,契丹文化快速发展,并仿汉字创契丹文;同时积极学习中原文化,表现出对华夏文化的高度认同。辽朝统治者在注重民族文化发展的同时,亦以中华自居。据《松漠纪闻》载,辽道宗时“有汉人讲《论语》至‘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宗曰:‘吾闻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邪?’至‘夷狄之有君’,疾读而不敢讲。则又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辽朝统治者以文明高低作为区分华夷的标志,认为契丹文明已“不异中华”。辽朝尊孔崇儒,自居中华正统,将当时的南北政权并立局面比作南北朝,自称“北朝大辽国”,甚至为标榜辽朝正统而欲“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金灭辽,辽宗室耶律大石率部西走,在西域复建辽政权,“尊号曰天祐皇帝,改元延庆”,“期复大业,以光中兴”。西辽在很大程度上是辽朝的延续,“不仅在种族和王统继承方面,而且在典章制度和文化传统方面也是如此”,大大拓展了汉文化的传播与影响。

   与辽宋并峙的还有立国于今宁夏一带、由党项人建立的大夏政权,史称西夏。党项是羌人的一支,于唐后期兴起于西北。唐末至宋初,其首领先后以唐、宋节度使身份统治西北。11世纪前期,其首领元昊称帝,仿华夏制度设立官职,并开科取士,州县遍设学校,分有“蕃学”(党项学)和“国学”(汉学)两类学校;又建立太学,教育以儒学为主。党项统治者虽自称“番”,并创制文字(时称“番文”), 但同时学习汉文化,“继承并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显示出西夏对中国文化的充分认同,也证明其对中国的高度认同”。

   继辽而起的金朝是由地处东北的女真人建立的。在灭辽、北宋的过程中,金朝初仿辽制,实行女真旧制和汉制并行的双重体制,后改行汉制,“城郭宫室,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金灭北宋不过30年,就“已接受中原王朝的正统观念,基本完成了从北族王朝到汉化王朝的转变”。随着金的南下,大批女真人迁出故地,散居契丹人、汉人地区,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居于汉地的女真人学习汉文化,迅速走上了汉化道路。熙宗推崇并积极学习汉文化,被称为“宛然一汉家少年子”。世宗太子允恭“读书喜文,欲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女真普通民众所受汉文化影响则更多地表现在社会习俗、服饰的汉化,以及说汉语、改汉姓等日常生活方面。

   同时,金朝统治者注重保持女真传统风俗,入主汉地后,强令汉人改从女真之俗。面对女真人的汉化,世宗、章宗时曾多次发布“禁女直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等禁令,并力倡学习和使用女真语、女真文,保持骑射传统,但这与金朝学习和继承华夏传统文化并不矛盾。入主中原的金朝已将自己纳入中华统绪之中,即便是力图保持女真旧俗的世宗、章宗也致力于学习中原典章文化。世宗曾下令将五经译为女真文,“正欲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章宗“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金统治者奉行尊孔崇儒政策,北方儒学几乎与南方同步发展。金以华夏正统自居,熙宗就说:“四海之内,皆朕臣子,若分别待之,岂能致一。”海陵王则明确表示,“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以为正统”,志在统一全国,实现真正的大一统。

   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促进了各民族的交融发展,加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统一性。辽、金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皆以中原王朝自居;西夏虽偏居西北,亦自认华夏。辽、金、西夏政权通过学习中原典章文化,尊孔崇儒,“修文物彬彬”,强调自身已达到“不异中华”的文明程度,以此自居华夏;同时坚持本族旧俗,有意识地保持民族文化传统。这时的华夏认同已超越了族类语言、习俗的认同,上升为更高层次的政治与文化认同,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的认同,从而使中华整体意识得到升华。

   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结束了五代以来长期分裂的政治局面,实现了空前的大统一。蒙古族在兴起和建立元朝过程中即注重学习汉文化;入主中原后,以华夏正统王朝自居,表现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元世祖忽必烈在《即位诏》中宣称:“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祖述变通,正在今日。”明确表示将参用中原王朝的体制改变“文治多缺”局面。同时采用中原王朝建元之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强调新政权的华夏正统地位。又建国号为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表示“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表明他所统治的国家,是大一统思想支配下的中国历代王朝的继续。忽必烈又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以实现“书同文”的大一统之治。为了显示元王朝的正统性,元朝统治者又继承中国历代王朝为前朝修史的传统,为辽、宋、金朝修史,“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既反映了蒙古统治者以中华正统自居,又反映了元人“天下一家”、不辨华夷的中华整体观念。

   元朝是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政权,它所实现的空前统一,打破了分裂割据时期的此疆彼界,将各民族置于一个大熔炉中,促进了各民族的大交流、大融合。元朝时期,原金国治下的契丹、女真等民族大都已汉化,蒙古族和其他边疆民族又陆续内迁,在更大范围内与各族杂居,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进一步交融,强化了华夏认同与中华整体意识。

   四、明清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与华夏认同的升华

   明太祖朱元璋在其讨元檄文中宣称,自古“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实乃天授”,“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因而喊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明以元为“天授”正统,并不反对蒙古“以北狄入主中国”,只是反对元末君臣的腐朽统治,“救济斯民”,从而表明自己是代元而有天下的新朝。明太祖多次表示“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天命入主中国,将及百年”“天生元朝……太祖之孙以仁德著称,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蛮八夷,海外番国,归于一统”,强调元朝的正统性,以彰显明朝继元统治的合法性。明朝诸帝反复强调“华夷一家”,宣称“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表示“华夷本一家,朕奉天命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朕赤子,岂有彼此?”

   有明一代,退据塞外的蒙古统治者仍不忘中原旧地,祈盼有朝一日再“回转过来着落于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恢复故元统治。蒙古统治者仍以“大元汗”自称,如被誉为“中兴之主”的巴图鲁蒙克称达延汗(《明史》又作歹颜哈、答言罕),即“大元汗”。达延汗之孙、漠南土默特蒙古首领俺答汗也多次南下攻明,声言“将摧毁汝之大方城(指明京师)等城镇,夺取汝大政恢复我大统”。这种天下一统于蒙古的信念,还反映在明成祖系元顺帝遗腹子的传说中。这一传说不仅见于《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纲》、罗卜藏丹津《黄金史》等蒙古史书,也盛传于蒙古民间《大元太子和真太子》等传说中,它从一个侧面“说明在中原居留百余年的部分蒙古人,不仅在经济上适应了汉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在文化上思想上也适应了汉族的传统”“因而积极制造和传播这个故事,藉此证明元运不衰,仍在统治中国”,反映了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认同。

   清起于东北,原是一个由满人建立的边疆政权。然其入关代明,继承了中原王朝的制度与文化,以华夏正统自居,以建大一统之功为己任,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建立空前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现代中国疆域的基础。清朝对原明朝州县治理下的地区,沿用明朝旧有治理体制,实行直省统治;对广大北部和西部边疆地区,实行不同于直省的理藩体制进行管理。清朝虽然对这些地区的治理方式不同,实施的政策法规有别,但都服从于以中原传统王朝体制为主体的君主集权统治,以保证清朝对版图内所有地区的有效治理。

   清朝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强调继明而有“天下”,是明朝的直接继承者。清朝祭祀历代帝王,旨在强调清朝继承中国历代王朝的统绪;将辽金元帝王均列入,旨在向世人表明非汉族帝王亦可据有正统,进一步证明清朝统治的合法性。为了树立“大一统”正统王朝的形象,清朝大力提倡尊孔崇儒,立太学,行科举,推崇程朱理学。康熙帝强调理学的君臣、父子伦理,以君臣关系驳斥“华夷之辨”。雍正帝则更在《大义觉迷录》中,系统阐发自己的大一统理论,首先强调“有德者可为天下君”,“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夫天地以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以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强调清朝统治是应受天命,不容毁谤,进而指出在清朝“大一统”政治下,所谓“华夷之别”,只是地域的不同,“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清朝“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雍正帝驳斥汉人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歧视:“今日蒙古四十八旗、喀尔喀等尊君亲上,慎守法度,盗贼不兴,命案罕见,无奸伪盗诈之习,有熙皞宁静之风,此安得以禽兽目之乎!”强调尊君守法的“大一统”之治。

   康雍两朝的稳定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至乾隆帝统治时期,社会稳定繁荣,一派盛世景象。乾隆帝不再如其父祖那样以君臣之义掩饰华夷之别,而是明确以华夏自居。在乾隆帝看来,清朝是据有大一统之实的无可争辩的正统王朝,不仅作为统治民族的满人是华夏,就连清朝大一统王朝中的其他少数民族也已不是“夷狄”,而是与汉人同为华夏:“蒙古、汉人同属臣民……且以百余年内属之蒙古,而目之为夷,不但其名不顺,蒙古亦心有不甘。将准噶尔及金川番蛮等又将何以称之?”按照乾隆帝的观点,只要是居于清朝大一统政权下的民族均为华夏,只有尚未被纳入版图的民族才是“夷狄”。按照这一理论,随着清朝对全国统一的完成,整个清朝版图之内的各民族俱为华夏,而以外为夷狄。

   清朝统治者与金元王朝统治者一样,出身边疆少数民族,且在进入中原前即已建立政权,入主中原后并没有割断与“龙兴之地”的联系,仍保持着对故地的有效统治,以“祖宗根本之地”而予以格外重视。满人与前代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一样,在大一统思想引导下,采用中原典章制度文化,强调其政权为中原历代正统王朝的继承者,以华夏正统自居,在保留自身语言、习俗等的同时,继承和弘扬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传统文化。华夏认同超越族类,上升为更高层次的认同,进而升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

   中华民族先民们经过夏、商、西周时期的交融发展,于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一个稳定的华夏民族共同体。随着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确立与发展,华夏民族进一步吸收、融合边疆民族,发展成为人数众多的汉民族。经过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内迁各民族以华夏自居,中华民族的内在联系与整体性逐步加强。隋唐大一统促进了各民族的交融发展与华夏认同,而此后辽宋夏金多民族政权并立背景下各民族进一步交融发展,华夏认同发展为超越族类文化认同之上的更高层次的认同。元朝规模空前的大统一促进了中华各民族间的交融凝聚,强化了这种超越族类的共同体意识。历经明、清时期各民族的交融发展,华夏作为中华各民族的共同认同,成为中华民族和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身份标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日渐清晰,并在近代各族人民反对列强入侵的救亡图存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得到进一步升华,化为凝聚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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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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