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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云志: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演变

更新时间:2022-09-01 22:16:57
作者: 耿云志 (进入专栏)  

   人们常常喜欢引用西方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话可能令不研究思想史,或不喜欢思想史的人们不快。但这话是确有道理的。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而人是有思想的。所以,为了揭示历史运动深层次的各种机制,不能不研究人们的思想。凡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以及艺术史等等领域中发生的矛盾、论争,在思想史中都会有反映。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思想史确可以涵盖和深化其他各项专门史。然而,历史又很少是按照人们所想的那样实现出来的。历史是由多种力量的合力造成,是由怀有各种不同思想的人们,按其不同的主张进行活动,互相较力的结果。其结果自然便与各个参与者事前所预想的不一样,以致人们常常有被欺骗的感觉。但这不足以否定思想在历史上的作用与意义。

  

   中国近代思想史是个有待深入开掘的富矿,这里可以引人发生兴趣的问题实在太多了。一百多年近代中国的历史,充满着内外交织的各种矛盾,外部的威胁,内部的危机,格外逼人。先觉分子们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即,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在近代中国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大感应接不暇。一种思想还没来得及成熟,又一种新的思想便发出挑战。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 这就决定了,中国近代思想史充满矛盾,色彩斑斓,群英汇聚,异说蜂起。同时也显现出思想家和思想者们的历史角色常及身而数变。原曾经率先接受新思想者,后来却变成落伍者甚至是守旧者。所以,我们研究近代思想史的人,在把握其主导线索的同时,又须展现其多样性和复杂性。

  

   我和我的合作者们写这样一部多卷本的《中国近代思想通史》,是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近代思想的演变,做一次较详细地梳理。力图展现这个大变动的时代,中国思想界的纷繁复杂,和贯穿其中的主导线索。

  

   本书的部头较大,我想有必要在这里先勾勒一下中国近代思想发展演变的基本轨迹。

  

   思想都是应对问题而产生的。中国近代遇到了什么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劈头而来的列强的侵略。这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不曾遇到过的问题,是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从前,中国人遇到的只是周边一些民族,偶而滋扰边界,派得力将军挥师一扫,或者给些好处,直至和亲嫁女,就归于平静了。但有时候,某些游牧民族,勇武善骑射,大兵涌来,腐败朝廷无力抵抗,乃由少数民族建立中央政权。但他们无法抵抗汉文化的强大力量,都不同程度地接受汉文化,以致自己变成了中华民族的一员。

  

   近代靠军舰、大炮打进中国来的,竟是国人完全不认识的西方国家,种族不同,习俗大异。国人以向来对付夷狄的态度对待之,激烈排外。但西人展示出他们的生活方式却自有本末,显示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中华文明同化不了他们,他们却用他们的器用、工艺等等,影响着中国人。每一次以激烈排外的手段对付他们,结果却使自己民族受到更大的伤害。各种排外的口号、手段都失了效用,不得不被迫与之打交道。交往日多,少数先觉者认识到,西人不仅是炮、舰,器用、工艺有其长处,且发现他们的文化决非向来所遇的夷狄可比。中国人吃了亏,受了辱,没办法,只好渐渐承认自己有“不如夷”之处。于是开始学其舰、炮和工艺技术,搞所谓“自强运动”,又称之为“洋务运动”。

  

   搞了一点洋务,造成前所未有的中国北洋海军,结果甲午一战,尽遭毁灭。于是感到,制度不变,人心不齐,不知奋发,有了兵器之类,也不足以强国。甲午战败,民族危机更加严重。乃有康有为、梁启超辈出而倡言,不变法不能救国;不大变,不全变,不足以救国。他们视“自强运动”是“变事”而非“变法”。于是有戊戌维新运动,后来又有规模更大的立宪运动,其目标是要建立某种形式的实行立宪制度的国家。

  

   “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立宪运动”,都是为了救国。虽然没有成功,但其思想都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而且多少发挥了教育群众的启蒙作用。

  

   第二个问题是,清王朝的统治发生严重的危机。临到末运的清朝政府,自身腐败,无能应付外来的侵凌,却仍变本加厉地盘剥民众,以供帝国主义侵略者和统治集团的需要。以致在人们的心目中,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于是中国面临的外部危机与内部危机纠结在一起,人民的反抗运动也呈现出对内与对外互相交织的局面。在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中,主要有两股力量,一是力主以暴力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党,一是力主以和平改革实行立宪制度的立宪派。革命党人持以坚决和激烈的态度。其中有一些留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以及华侨资产者和个别与革命党领袖关系密切的国内资产者。他们有一定程度的近代民主思想,期待推翻清朝统治之后,建立民主共和国。他们对帝国主义有幻想,以为那些先进的国家会帮助他们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事业。但参加革命的大部分群众,多半来自民间反清会党,或受会党影响的其他群众。他们反抗清朝统治者的主要动机是反满。而反满的重要理由之一是,他们是“洋人的朝廷”。我在《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与辛亥革命的结局》,以及《论清末的反满革命思潮》两文中,对此有颇为详尽的论述。

  

   改革派的主要成员及其支持者,一部分是维新运动以来,参加历次改革运动的人士,一部分是国内资产者和部分华侨资产者,一部分知识分子(其中一部分是留学生,一部分是长期从事教育、新闻出版等事业的自由职业者)。他们有相当的民主思想和发展本国工商业的强烈要求。他们发展本国工商业的要求势必与帝国主义的利益相矛盾。所以,改革派同列强国家的朝野人士,既有联络,也有斗争,而且斗争的一面越来越加强。 收回利权运动,反对借款筑路运动,最清楚地反映出这一点。改革派的目标是建立一种统治权受到限制,而人民可以拥有参政权和监督权以及基本人权的立宪民主制度。

  

   清朝统治者最后的灭亡,实际是由三种力量较量的结果:革命党,它的武装起义是造成清朝灭亡的第一个条件。改革派,其立宪运动是从旧体制内部瓦解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这两种力量基本上造成了清朝统治者必然垮台的条件。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军事实力派居间运作,挟南方势力(革命党与改革派)以压清朝廷;又挟清朝廷以为与南方讨价还价的筹码,达到他夺取统治权的目的。最终是由以革命党与立宪派联合的所谓“南方势力”为一方,和以袁世凯为代表“北方势力”为一方进行谈判,迫使清廷退位。

  

   民国初建之时,革命党在声势上占有相当的优势,但实际力量不足以控制局面。改革派声势不如革命党,实力更远不如袁世凯一派。如革命党与改革派联合,应可与袁世凯较量一番,也并非没有取胜的希望。如此,则民主性力量或有可能支持国家渐渐走上民主之路。但两派自清末以来,长期争斗,特别其领袖分子之间芥蒂甚深。在清皇室退位之前,他们尚能暂时联合一致,对付代表清室的袁世凯。一待清室退位之后,他们颇有丧失明确目标之感。改革派对革命派一直颇怀疑惧,怕他们仍持激烈革命的态度,造成“暴民政治”。他们对清末立宪运动中表现尚好的袁世凯却颇怀期待,认为可以利用他的实力,稳定全国社会秩序,渐渐引导国家走上立宪之路。革命派完全没有合法斗争的经验。起初误信袁世凯,继则怀疑和反对袁世凯,终至再度发动武装起义。然而,实力相差太远,旋即失败。

  

   这种力量格局,决定了民国初年,经历暂短的民主政治试验性的运作之后,权力重新落入专制者之手。共和国差不多就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了。

  

   在这种情况下,一直怀抱民主理想参加清末以来的革命与改革运动的先觉人士,以及经过新式教育和留学归国的新知识分子们,乃不期然而产生一种共识,即在共和国体之下,人们仍受专制政治之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绝大多数人,身在共和国之中,而脑子里却仍装着专制时代的思想观念。若寻求真正民主政治,必须先清除人们脑中的专制思想观念,需要来一次启蒙运动,需要进行一场文化革新运动。于是由老革命党出身的陈独秀出来办起《新青年》杂志(初名《青年杂志》2卷起,改名《新青年》)以号召青年,进而唤醒国人。

  

   此时,欧洲大战爆发了一年多,欧洲以外的国家陆续加入,成了一场世界大战。中国经多番争论和曲折,终于也加入战争。虽没有派军队参战,却先后派出二十万劳工到欧洲(赴欧华工的数量,有不同的说法,近年有人估计是14万人),再加上此后不久掀起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有大批青年到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留学。由此中国真正开始进入世界大潮之中。这一点对此后中国政治及思想文化的演进,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大战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世界大事不再是与国人无关痛痒的了。有关战争,乃至世界各地发生的变故,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能引起国人的注意。而且即是西方各国的教育、学术、思想、文化方面的新说,也能比较迅捷地被介绍到中国来。文化革新运动在这个时候发生,实在是天时、地利、人和条件具备,一场规模空前的思想启蒙、文化革新运动的大幕随即拉开了。

  

   新思想、新观念虽是《新青年》创刊时起,即开始提倡,然而新文化运动却是因1917年初开始的文学革命而兴起。文学革命主张以白话为国语,以白话创作一切文学,取代文言成为文学正宗,成为人们交际的主要工具。这给广大人群带来便利,所以迅速赢得广大青年和广大群众的欢迎。新思想、新观念借白话的利器,迅速地,广泛地传播到各地,各阶层。文学革命的成功,白话国语的通行,对中国近代化的各项事业的开展,其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此后,发生任何一种关系到广大人群的事情,只要有人登高一呼,都可能演成一场群众运动。这自然有利也有弊。

  

   大家知道,整个近代时期,中国所面临的主要议题是救国和强国的问题。在新文化运动起来之前,影响中国人的新思想、新观念主要是进化论和民族主义。它们曾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充当着支撑救国强国运动的思想基础。新文化运动起来之后,它们多少改变自己的形式,继续发生作用。

  

   救国与强国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新文化运动领袖们开始的时候曾宣称,他们主要致力于思想文化上的革新,不谈政治。然而他们任何人都不否认,这样做的目的,还是为政治革新建立基础。所以,即使最坚持优先做思想文艺的改革,以至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也终不能不在逼人的政治问题迫在眉睫之时,放弃不谈政治的戒约。

  

   从政治方面看,新文化运动起来之后,在中国传播较广,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三种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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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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