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陈甦:票据质押效力范畴界分辨析

更新时间:2022-08-30 01:32:53
作者: 陈甦  

   摘要:票据质押规范分别规定于票据法及民法典物权编,其间呈现出规范体系应有的内在统一性,所谓制度冲突完全是阐释者建构的论述体系所自致。对于票据质押应否界分为票据法上的票据质押和物权法上的票据质押,认可物权法于此有独立适用价值的多为票据法学者,不认可物权法于此有独立适用价值的多为物权法学者。这一学科本业与立论倾向之关联异于常态的学术现象,反映出语境设置与前见定识可以严重影响阐释过程。利用现行法提供的规范资源,将票据质押效力在票据法与物权法之间作精准界分,既能更有效地提升相关制定法的适用效能,也能更充分地满足票据质押实践的制度需求。

  

   关键词:担保物权;票据质押;票据质权;设质背书;票据权利

  

  

  

   一、票据质押效力界分问题久论不决及再论必要

  

  

  

   票据作为货币之外信用程度最高的支付工具,既有较强的权利确定性又有较强的可变现性,因而在应用担保的交易活动中,票据经常被用作权利质押。在《票据法》第35条、《民法典》第440-442条,对票据质押均有所规定;在曾施行的担保法和物权法中,对票据质押亦有规定。但是,这些法律对票据质押规范的行文表述不一,且呈现出与其他类型质押明显不同的特点。

  

   首先,票据质押分别规定于两种性质不同之法律中,一是票据法,如其关于票据质押之规定;二是物权法,如原担保法、物权法以及现行民法典物权编关于票据质押之规定。尽管我国采行民商合一立法体例,但票据法作为典型商法,其与物权法这一典型民法在立法理念及适用规则上迥然有别。

  

   其次,不同法律对票据质押生效要件之规定不同,票据法规定以设质背书为生效要件,如《票据法》第35条规定,“质押时应当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物权法规定以票据交付质权人为生效要件,如《民法典》第441条规定,“以汇票、本票、支票......出质的,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时设立”。两者规定之内容不同,既导致实务之异见,亦导致学理之歧争。

  

   再次,票据法关于票据质押生效要件的规定迄今未有变化而物权法有关票据质押生效要件的规定却几经变化。如《担保法》第76条规定,“质押合同自权利凭证交付之日起生效”,该规定亦适用于票据质押;《物权法》第224条规定,“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时设立”,该规定亦适用于票据质押;《民法典》第441条虽然也规定“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时设立”,却又附加“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看起来物权法对票据质押效力的规定不断校正,但却在规范表达上蕴含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特别是《民法典》第441条中“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用语与《物权法》第224条规定相比,反倒柔化了物权法上票据质押效力规范的简明性。

  

   对于票据质押的生效要件,当前立法表面上似乎没有给出统一的确定方案,由此导致司法审判实践中对票据质押效力判定的犹疑与歧见。在处理票据质押效力时经常面临的问题是:以票据为质物的质押是否一概以在票据上作设质背书为必要;或具体而言,未经设质背书而单纯将票据交付质权人占有的质押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就此问题并未在学理及实务上形成一致见解,主张该项质押无效者有之,主张该项质押有效者亦有之,且双方持论势均力敌。此项讨论至今莫衷一是,而票据质押实践却并不因学理分歧而稍作等待。为形成裁判上的统一见解,司法解释不得不做专项规定以期统一处理。但历次司法解释并未有效解决票据质押的效力判断问题,甚而强化了票据质押效力判断上的疑惑与混淆。

  

   其一,2000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审理票据纠纷规定》)第55条规定,“以汇票设定质押时,出质人在汇票上只记载了‘质押’字样未在票据上签章的,或者出质人未在汇票、粘单上记载‘质押’字样而另行签订质押合同、质押条款的,不构成票据质押。”依其规定,未作设质背书的票据质押只是“不构成票据质押”,但并未明确否认其可另行构成物权法上的票据质押。《审理票据纠纷规定》之解释对象限于《票据法》,其第55条中“不构成票据质押”的解释语境亦应限于票据法范畴。也就是说,未作设质背书的票据质押是否构成物权法上的质押,并不能依据票据法及《审理票据纠纷规定》第55条进行判断。

  

   其二,2000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解释》)第98条规定,“以汇票、支票、本票出质,出质人与质权人没有背书记载‘质押’字样,以票据出质对抗善意第三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依《担保法解释》第98条预设情形,如果票据质押“背书中未记载‘质押’字样的,质权人虽仅享有质权,但在对外关系上,其如同所有人,也就是说,如果质权人转让证券,善意第三人可取得所有权。”据此可见,《担保法解释》第98条的预设情形是以未作设质背书的票据质押有效为前提的:一是认可未作质押背书的票据占有人为“质权人”;二是如果设质票据未经质权人转让,即不存在对抗第三人之情形。因此,只是在质押有效而质权人又擅自将设质票据转让第三人的情形下,才有所谓“对抗善意第三人”事项需要司法处理。

  

   其三,在202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担保部分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民法典担保解释(意见稿)》)第57条第1款规定,“以汇票出质,未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质权人仅以汇票已经交付为由主张质权已经设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项解释是未作设质背书票据质押效力事项的最为激进的处理方案,明确否定了未作设质背书汇票质押的一般法律效力。据此方案,实际等于在票据质押效力判断范畴,直接否定《民法典》第441条中“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时设立”的规范适用价值。

  

   其四,2020年12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以下简称《民法典担保解释》)缓和了《民法典担保解释(意见稿)》的见解,其第58条规定,“以汇票出质,当事人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并在汇票上签章,汇票已经交付质权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质权自汇票交付质权人时设立。”该条规定的票据质押效力判断情形,既有设质背书事项又有质物交付事项,试图兼顾票据法与民法典关于票据质押效力的规定。但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一规定不仅没有达到规范兼顾的预期目的,反倒增大了处理票据质押效力案件时潜在的规范冲突和思路分歧。

  

   细究之,《民法典担保解释》第58条规定存在严重的解释效益倒置问题,表现为其正向解释的应用效益为零,而反向解释的应用效益为负。所谓“正向解释的应用效益为零”,是指在该项规范的假定情形中,汇票上作设质背书并交付质权人后,其汇票质押已然设立,无论学理还是实务对此均未见争议,完全不需以司法解释专此言明。所谓“反向解释的应用效益为负”,是指据该项解释可引申出相反假定情形的处理方案,但处理结果及效果反倒不明,或者说反倒不如不作司法解释。《民法典担保解释》第58条的反向解释可针对两种假定情形:其第一种情形,持票人已作设质背书但未将汇票交付质权人,其质权设立效力如何;其第二种情形,持票人未作设质背书却已经将汇票交付质权人,其质权设立效力如何。就其第一种情形而言,依《民法典担保解释》第58条可推导出,如果设质背书票据交付则质权设立,如果未交付则质权未设立。但该项解释的此种引申意义并无任何应用价值,因为根据《票据法》第27条第1款规定,“持票人可以将汇票权利转让给他人或者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其第3款又规定“持票人行使第一款规定的权利时,应当背书并交付汇票。”可见,票据行为本身就包括记载与交付两个阶段,“票据在依法记载完成后,必须由票据行为人将票据交付与持票人。”只作“质押”记载而未将票据交付则票据质押行为并未完成,该设质背书当然不生效力,其汇票质权亦当然不能设立。可见,票据法已明确规定票据质押时既要作成设质背书又要交付,即票据质押效力事项依票据法已能充分明确,完全不必由司法解释再行明晰以作蛇足。就其第二种情形而言,倒是实践中经常发生却没有确定处理方案的,也是司法实务中确实需要通过解释明晰的问题。但依字面含义的逻辑推论,根据《民法典担保解释》第58条,已作设质背书的汇票交付质权人的,其质权设立;未作设质背书的汇票交付质权人的,自应认定其质权没有设立,即不生汇票质押的效力。但这种逻辑推论不仅难以找到明确的法律依据,也难以从司法解释的态度演变中获得确认。因为如果该司法解释有“未作背书的汇票质押无效”的原初含义,就完全不必取消《民法典担保解释(意见稿)》第57条的原定方案。但是,既然明面上否定了取消《民法典担保解释(意见稿)》第57条的原定方案,却又能从《民法典担保解释》第58条中反向得出原方案的含义。这种含义模糊、定则犹疑的做法,是司法解释经验史上少见的事例。

  

   以上情形可谓:“物权法与票据法的规定不一,相关司法解释相互矛盾,学者间更是见解纷呈。”但至今为止,学界意见并未统一。民法典颁行后,相关释义或评述亦未就此统一见解。笔者认为,问题的真正解决方向或许在于对票据质押效力事项处理思路的质疑:为什么一定要在票据质押效力上寻求票据法规范与物权法规范的外在统一;分别以票据法和物权法判定票据质押的效力,究竟会导致民法体系的外在割裂还是依然能够实现内在统一;对票据质押区分为票据法上质押和物权法上质押,究竟是提高还是降低了票据的使用效率,究竟是强化还是弱化了市场交易安定;如此等等。当然,进一步的追问就是,在票据设置问题上,论者们何以产生截然不同的观点;除了学术视野、价值取向以及论证逻辑上的差异之外,是否还有语境设置交叠偏差导致的观念冲突及立论并峙。

  

   本文就是要回答上述这些问题,以图在学理上再次阐释民事行为的法律效力须依法律语境而定的认识,以及如何把握不同法律规范的外在分置与内在统一的关系,并为实务上对未经设质背书的票据质押效力提供更为合理的判定规则,以有助于票据质押效力纠纷案件的妥当处理。

  

  

  

   二、票据质押效力“归一论”与“并行论”及其学科偏向错位

  

  

  

   因票据质押事项分别规定于票据法和民法典物权编,其自然既受票据法规范又受物权法规范。于是在票据质押效力的认定上,如何对待票据法和物权法的适用效能,就体现了阐释者内蕴的票据法与物权法的知识交叠。因阐释者对票据法或物权法的知识体系选择偏好,以及其预设场景、观察视点、分析思路及价值选择不同,可能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阐释思路与立论倾向。

  

对于票据质押,尤其对于未作设质背书即交付质权人占有的票据质押,如果依据票据法认定该项质押没有法律效力,据此也认定其没有物权法上的效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6250.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