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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璐璐:从制海权的角度反思中日甲午海战

更新时间:2022-08-30 01:23:47
作者: 刘璐璐  

   摘要:中日甲午海战的实质是日本通过效仿西方海权国家,积极主动争夺东北亚海域的制海权,从而实现如同西方所谓“海洋国家”般向外扩张利益的重要一步。反观清朝在甲午海战中的败局,其根本原因是当事者不具备争夺制海权的战略意识与执行力。从鸦片战争以来到甲午战争前夕,尽管关于“海防紧要”问题有了从朝野关注者甚少到搬上朝政日程的转变,但朝臣在筹办船炮、海军时多是出于为形势所逼的被动防守,而非真正具备积极主动夺取制海权的海洋战略目标。在海防思想上,与筹办海军相始终、对甲午战争的成败有直接权责关系的李鸿章,他的海防指导思想是以固守京畿要地为目的,重视威慑而不求实战,与积极主动进攻以控制对方海岸的制海权战略相去甚远。在筹办过程中,因北洋海军并不以控制东亚海域为目标而缺乏持续的财政支持与决心,在北洋海军初成规模之后三年就完全停止购置发展了,致使日本在军备上迎头超越。在实战中,日本在争夺制海权上的明确作战目标与严密部署,有效地主动出击,而将不以夺取制海权为目标的北洋海军击败于我方海岸。

   关键词:甲午海战 李鸿章 海防思想 制海权

  

   自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以来,学界对其研究可谓不遗余力。[0]而中国学者中,以戚其章、王家俭等诸先生的研究尤为显著。对其成败的分析,以往研究中从世界局势和东亚局势,中日国情、国力、军力、文化的对比,当政集团的战略思想、对局势的情报掌握与判断力、外交手段,将领素质和实战部署等诸个方面的探究,多不胜数。同时,随着学界对海洋的重视,从海防的角度尤其涉及制海权的层面来分析中日甲午战争的,亦有论著。[1]但整体看,完全从制海权的角度来重思此役的,相对较少且尚有深思的余地。甲午一役,对中国而言痛深创巨,几乎完全打破了东亚原来的秩序,成为日本实现自明治以来鼓吹的“脱亚入欧”的起步。其实质可以说是日本通过效仿西方海权国家,在与中国的较量中,成功夺取东北亚海域的制海权,从而得以如同西方所谓的“海洋国家”般扩张其利益。本文试图从制海权的层面重思中日甲午战争,是与当时从帆船时代向蒸汽船时代转变,海上力量成为战略决胜中之关键,海权国家开始主导世界的趋势相一致的。由是察之,或有益于加深对中日甲午战争的认识,有资于来者。

  

   一、晚清以来朝野的海防思想

   大航海时代以来,对海洋控制能力的强弱开始直接影响到各国国势乃至世界格局。西方国家对海上力量的重视并有著书立说以谈海军战略者渐为时人所知所用,并对东方国家造成影响。在19世纪后期美国海军战略理论家艾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所作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中,明确将这种“控制海洋的能力”与海军战略联系起来,并认为对海洋的控制——海权(sea power),已经是当时各国战争与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通晓影响海权的战略条件将成为获取胜利必须遵循的行动指南。马汉的“海权”理论,或称为“制海权”的这种思维,随即在不同国家传播或认可,亦为历史所应证。[2]而对中日两国而言,海权意识的程度,有无“制海权”的海军战略,以及在实战中制海权的现实较量,正是中日甲午战争成败的关键。就中国方面,晚清以来朝野海权意识的程度如何,有着怎样的海防思想与海防战略,值得深究。

   按照戚其章先生之论,将整个晚清时期海防思想之发展被分为五个阶段,即萌芽(1840—1861)、重倡(1861—1874)、趋实(1874—1879)、深化(1879—1884)和高潮(1884—1894)。[3]这种划分基本上是根据对晚清海防筹办影响重大的几个关键事件而来的,戚氏所言海防思想由理论走向实践,点明了晚清以来尤其是自中英鸦片战争至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海防之轨迹。但海防思想,事实上并非与海军筹办及其实际战略完全一致的。从这个时期有关海防的论调来看,实则经历了“廷臣知其要者犹寡”到“海防关系紧要”成为朝廷日常话语。

   具体来说,“廷臣知其要者犹寡”,大概是自1840年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至1874年日本借口牡丹社事件侵台时期。这个时期,虽因东西方文明器物层面尤其是西方坚船利炮的深刻撞击,晚清朝野对海防问题有所萌动和筹划,但尚未至“海防关系紧要”成为普遍认识,真正忧心海防者只是小部分有识之士。其中最具代表的是林则徐和魏源。关于林则徐,他是最早也是最直接面临晚清海防新形势的,对其海防思想,一般被归纳为“以守为战”,是一种以严防为主的陆战思维。事实上,他也确实提出许多严防港口、以守为战、诱敌深入、以陆战或火攻聚集兵力的优势而歼敌。但这并不代表林则徐的海防战略就是陆地的、只守不攻而不主海战的。笔者认为对林则徐海防思想的认识,首先,应该把他提出的实战经验与海防思想有所区分,从林则徐那个时期清朝水师的实际情况出发,考虑到木制帆船的局限,与拥有坚船利炮的英国人海战,论速度、火力、行动力等无疑处于下风。在没有新式战船的情况下,避英法之长技所提出的实战战略亦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并不能等于就是林则徐的海防思想。其次,林则徐正是认识到倚仗“以守为战”的战术绝非长久之计,提出“外海战船,宜分别筹办也”、“此系海疆长久之计,似宜及早筹办。”[4]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时就主张:

  

   逆船倏南倏北,来去自如,我则枝枝节节而防之,濒海大小门口不啻累万,防之可胜防乎?果能亟筹船炮,速募水军,得敢死之士而用之,彼北亦北,彼南亦南,其费虽若甚繁,实比陆路分屯、远途征调所省为多。若誓不与之水上交锋,是彼进可战,而退并不必守,诚有得无失者矣。[5]

  

   在这里,林则徐不仅看到光凭防守海口的“以守为战”的方式是防不胜防,外敌直接战于我海面有如先发制人,只有筹办炮船,与之战于洋面方是可胜之策!林则徐这种战略主张虽未明确提出制海权的概念,但已经看到夺取制海权的重要性。他这种海战的思维在以后的书牍中经常出现,譬如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就提到“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所能往者,我亦能往,岸上军尽可十撤其九。以视此时之枝枝节节,防不胜防,远省征兵,徒累无益者,其所得失固已较然,即军储亦彼费而此省。”[6]林则徐的海防思想是不断深化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侧闻议军务者,皆曰不可攻其所长,故不与水战,而专于陆守。此说在前一二年犹可,今则岸兵之溃,更甚于水,又安所得其短而攻之?······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军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7]此时,林则徐已在远谪西北的赴戍途中,其后他虽远离沿海防务,但十分关注火炮利器的图书,筹办海军战于海面的战略思想实已洞然心中。

   关于魏源的海防思想,集中体现在《海国图志》一书中。其中《筹海篇》有四卷,在原叙中他概括为“以守为攻,以守为款,用夷制夷,畴司厥楗”[8],其中“以守为攻”的想法与林则徐海防实战中的经验之谈多类似,这应该是魏源借鉴了好友林则徐的一些看法。对于魏源的海权思想,争论颇大。学者们多引用《海国图志》中“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9]来说明魏源的思想并未超越明清以来陆基防御体系的传统构想。[10]但王家俭先生则认为《海国图志》中《筹海篇》所论,与马汉的海权理论十分接近。[11]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笔者认为首先应该注意区别魏源思想中的权宜之策和长远打算。魏源认为“御诸内河不若御诸海口,御诸海口不若御诸外洋”的说法行不通,主要是考虑到“制敌者,必使敌失其所长”,[12]而很明显他认为外夷的长处在外洋,以当时水师的实力只有诱敌深入才可能有胜算。但作为长远打算,仍是需要造船制炮,“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13]其次,魏源思想中有许多与马汉理论类似之处,但并不意味着他就已经对如何夺取制海权有明确认识。不可否认,魏源已经认识到外海水师的重要性,“水师多而不敷,以无战舰也,无战舰出洋,则口岸处处出防,以水师当陆师之用,故兵以分而见寡。今以精兵驾坚舰,昼夜千里,朝发夕至,东西巡哨,何患不周?是兵以聚而见多。英夷各处市埠,自大西洋至中国,首尾数万里,何以水师不过九万即能分守各国?又何以入寇之兵不过五十艘,而沿海被其骚动?······吾谓不如并岸上水师为船上之水师”,[14]并且,对海战的认识上也表明,“此后则非海战不可矣。鸦片趸船仍泊外洋,无兵舰何以攻之?又非海战不可矣。”[15]但总的来说,魏源是保持攻守结合,并偏向于守的态度的,“内守既固,乃御外攻”[16],并且在有了洋舰洋炮后,认为“客兵利速战,主兵利持重。不与相战,而惟与相持,行与同行,止与同止”,[17]仍是保持固守不先攻的态势,这与马汉海权论中的先发制人是大异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魏源《海国图志》中大部分所论的主要是针对“夷”即西方国家而言,对于日本则有截然不同的态度,这一点很少被谈及,现征引如下:

  

   或又谓倭寇专骚内地,故舍外洋御海岸、舍海岸御城外者,御倭寇之法,非御英夷之法,不知此又适得其反也。倭寇长于陆战,短于水战,由其入寇皆穷岛亡命,无力置大艘大炮,惟恃其胆力渡洋,恃其刀枪豕突,故登陆则不可敌。使以倭船遇闽、粤之船,则如石碾米也。使其倭船遇大炮火器,则如狼驱羊也。明代剿倭名将,亦惟唐顺之、俞大猷始惓惓于击贼海中,且谓击归船不若击来船,深得治倭要领,而戈船水犀之备,亦未及见施行。夫倭之所长在陆,击之外海,在攻其短。英夷所长在海,待诸陆岸,则失其所长。乃明人御倭者不知御之于外,而今日御英者,又不设伏于内,故天下实效之事,必与庸众之议论相反。[18]

  

   魏源将日本倭寇与英国人区别对待,强调日本人陆战之实力,若要取胜,应依靠海战。并且,他援引明代嘉靖御倭战争时期名将唐顺之、俞大猷的实战经验指出,与倭寇相争必须依仗大船在海面上主动追剿击败之。惜乎此论未为后人重视,虽在后来与日本的冲突交涉中,沈葆桢等人亦有看到日本陆军难胜之处,但并未就此形成专以先发制人、御倭海上的战略,而是仍择取海陆相重的办法。结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陆军溃败不支,海军亦未能发挥其最大效力。

   此外,这时期随着洋务运动兴起,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丁日昌等人都有重视海防,置办船炮的思路。但真正对海防危机感的产生,应该是在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台湾之后。比较明显的标志是,清政府的谕旨中开始明确提到“海防关系紧要”、“海防紧要”、“海防亟宜切筹”,筹备海防提上朝政日程中。此后,日本吞并琉球,沙俄侵我边疆,尤其是中法战争期间法舰队在闽浙台一带的战事,“海防紧要”的话语就一直不断地出现于廷臣的奏折、书函中。

同治十三年(1874),日军借琉球一案侵略台湾,清政府谕令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钦办台湾事务,沈葆桢直接置身于海防并深有感触。他的看法也反映了置办海防中最紧要的事宜和当时的海防思想与现状。沈葆桢一到澎湖,马上发现“守之极难,其口有砖砌炮台一座,薄仅树寸,炮门甚多而无炮。然坚其台,多其炮,孤峙亦不可守。若炮台林立,甚不知所费几何。徘徊久之,觉无从下手。”[19]虽然之前晚清朝野对海防亦提出不少主张,甚至已有购置舰炮与外敌战于海上的思维,但在实际操办中,并未力行。临敌之际,已非守外洋还是守港口,先发制人还是固守不动的考虑,因为最基本的装备如炮台、弹药、轮船等还有待筹办,海防思想与实际筹办中尚有很大一段距离。由是,沈葆桢到台后,多次要求修筑炮台、置办洋枪洋炮、尤其是深刻体会到炮台和铁甲船对海防的重要性。他对李鸿章说,“蒙赐铜炮、火龙、火药、贫儿暴富,陆路可恃无恐,惟水路仍极盼铁甲船。”[20]他认识到利用铁甲船截断海面控制海洋的重要性:“总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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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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