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锐:从巩固国权到联省自治——章太炎政治主张的转变及其内在逻辑

更新时间:2022-08-30 00:25:48
作者: 王锐  
乡土秀髦,权力绝尤,则害于民滋甚。乃者诸妄豪强把持公事,政府固惎疾之,虽齐民亦欲倳刃其腹焉”。因此,在思考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时,应避免由于地方自治权过大而出现豪强富户把持地方政权的现象,造成更为严重的政治不平等。

   最后,章太炎在清末撰写了大量关于语言文字学的论著。之所以在投身革命活动时仍不忘致力于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希望通过考证、分析中国语言文字的历史演进形态与基本特点,从学理上论证中国各地具有共同的文化基础,中国各地的向心力可从语言文字上得到证明。比如,关于《说文解字》的“六书”当中的“转注”与“假借”,章太炎认为此乃汉字特有的造字之法,可驾驭文字的繁简。有了转注,则“方言有殊,名义一也”,各地读音相似的字可以互相表达,使各地民众有了相互沟通交流的前提。而假借的意义在于执简驭繁,能让有限的汉字表达更多的意思,达到“意相引申,音相切合者,义虽少变,则不为更制一字”的效果,有助于文化普及。

   此外,章太炎的方言理论主旨即认为“中国方言,传承自古,其间古文古义,含蕴甚多”。中国各地的方言虽然发音歧异,但或多或少都留存了古代经籍中的字音,展现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风俗多样的共同体长期延续、统一的历史事实在语言文字上留下的印记。若将方言视为地方民间文化的代表,且方言与古音关系如此紧密,也就证明中国历史是上层与下层共同塑造,“雅言”与“方言”绝非水火不容,而是水乳交融。章太炎并不反对“文言合一”,但前提是“九服异言,咸宜撢其本始”,必须要在充分考察各地方言特点的基础上才可践行。因为许多经籍所载之故训以变相的形式保留在各地方言之中,类似于“礼失求诸野”。各地方言虽然发音不尽一致,但彼此语根并无差别。在这样的论述里,既尊重各地方言自身的特色,又维持经籍与民间语言之间、不同地域方言之间的平等与统一,将以方言为代表的地方文化整合到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之中,使“文”与“言”的关系绝非简单的对立,而是互有交融。中国各地方言虽有差异,但并不妨碍其共性。

   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在日本期间,通过与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的交往,意识到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对个体的压迫,撰写了数篇批评近代国家主义的文章。他在发表于1907年的《国家论》中指出:首先,近代国家主义将国家视为超越时间的存在,在民众与国家关系上,宣称国家是主体,民众是客体。这样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国家是历史与时势的产物,如果没有民众,也就没有国家,因此民众是主体,国家是客体。认识到了这一点,就能发现19世纪以降国家主义理论的破绽。其次,国家的性质是为了防御外敌,是不得已才出现的,它并不带有特别神秘的要素,也不像国家主义所论述的那样神圣。如果超出防御外敌的任务,变为侵略他国的先锋,那么这样的国家就没有存在的正当性。最后,与国家有关的政治事务往往需要多人协作才能完成,特别是离不开民众的支持,但在近代国家主义的论述里常将其归功于某一人,让其余的大多数人默默无闻,通过突出政治领导者的功绩来激发人们的爱国之念,这其实也属于颠倒是非之举。

   联系到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常常以国家利益为借口来掩盖社会矛盾、巩固自身统治,并时常把让本国统治阶级获利最多的殖民扩张活动说成是为了国家整体利益,章太炎的这些观点就显得极有洞见。在晚清的政治论说里,受到日本国家主义的影响,不少人认为近代国家从民族主义变为民族帝国主义是一种历史必然,中国要想在列强竞逐的时代里生存,就必须效仿列强所为,使自己变得和它们一样。而在章太炎的视域里,这样的政治主张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未来的发展也绝非仅此一条路可行。而要想探索其他实现救亡图存目标的方案,就先得揭示近代国家主义的本质,拆穿在这一意识形态话语笼罩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神秘性”与“神圣性”,为开启更为广阔的政治视野创造前提。

   不过,章太炎虽然批判近代国家主义,但并不简单否认世间所有国家存在的价值。他说:“爱国之念,强国之民不可有,弱国之民不可无。”像中国、印度、朝鲜、越南等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国家,为了抵御强敌,必须加强国家实力。而这些地区反抗侵略的过程,恰恰也是在用行动批判近代西方的国家主义,因为这让那些打着国家主义进行对外扩张的国家无法实现其野心。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弱国来说,“他国一日不解散,则吾国不得不牵帅以自存”。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章太炎不同于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对国家主义的批判,与反对帝国主义、强调救亡图存的思想并不矛盾。

   二、“巩固国权”的设想与实践

   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章太炎从日本启程回国。在回国途中,章太炎与日本人谈及革命之后中国的政治局面,提到“同志中颇有洋洋自得者,以为今日天下尽在吾党掌控之中,实则大谬也。今日吾党人惟有惕励加勉,不可再存侥幸投机之心。宜众志成城,全力以赴国事。如其不然,恐万劫不复。今日者,正是吾人发愤之秋也”。可见,他已经意识到在复杂而严峻的内外形势下,新政权的建设不会一帆风顺。

   他的这番担忧是有根据的。武昌起义之后,除了中国南北双方展开或明或暗的政治博弈,东西方列强也在注视着中国政局的变化,或是希望保证在华利益不受损害,或是企图火中取栗,扩大在华势力范围。在北方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固然不停地通过各种渠道向列强寻求支持,孙中山从美国回国途中也进行了许多外交活动,希望西方列强能够承认新政权,并给予新政权经济上的支持。1912年1月,孙中山发表《对外宣言书》,其中提到:“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革命以前,满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这种妥协的态度不但使革命党长期宣传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大打折扣,而且让新政权刚建立就面临遭受列强操控的危险。因为签订贷款、索取赔款、利用不平等条约,正是列强控制清政府的常用手段。英国汇丰银行的负责人希利尔明确告诉时任财政总长的周学熙:“我欧洲各国之外交政策之对于中国,有二种意思:既不愿中国为野心之国所并吞,亦不愿中国有异常之发达,以二者皆足以破列强之均势也。自中国共和告成,我欧洲各国未尝不有戒心,深恐中国能力发展,扩充国权。”

   在此背景下,对于新政权的建设问题,章太炎着重思考的是如何能在列强环伺的危局之下维护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让中国具有名副其实的独立地位,这也与他在清末的政治思考一脉相承。因此,在刚回到国内时,他将自己定位为政治上的“调人”,致力于“联合之谋”,即协调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尽可能让他们都能以国事为重,团结共事。基于这样的立场,他认为革命党,特别是同盟会,应消除革命时期较为封闭的、圈子化的小团体特征,开诚布公地接纳其他政治力量,共同建设新政权。所以他公开主张“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

   同样是基于这样的考虑,1911年11月,章太炎与程德全发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其主旨即为联络各方,共谋统一、巩固新政权之道:

   当困居专制政体之下,其功在于破坏;而在今日已脱离旧政府之羁绊,所重尤在建设。虽起义之初,事变仓卒,但能各自为计,粗维秩序,省、府、州、县不尽联合,势固其所。一旦大局粗定,即不可不速谋建设统一之机关。倘或划分界限,各竞权利,纷扰错杂,无有纪极,不独内政、外交无统一之办法,势必分崩离析,一变而为东周、晋、唐之末造,重醸割据之乱,致招瓜分之惨,此后危险将有不可胜言者。

   在他看来,中国疆域广阔,人口众多,各地之间交通很不便利,这极易造成不同地域之间的隔阂。加之辛亥革命本由各省独立而成,如无促进统一与联合的政策,势必加重已现苗头的割据之势,不利于集中力量巩固政权、抵御外侮。在此情形下,他建议武昌起义后被推举为领袖的黎元洪在施政方针上应以“国土之保全为重,民权之发达为轻”。

   1912年初,章太炎又参与将中华民国联合会改组为统一党。之所以用“统一”为名,章太炎解释:“‘统一’二字,若当国势巩固之后,本无庸说,现在则不得不有所需求。以中国此时南北尚未和合,外藩尚未亲附,政权兵权尚未集中,故宜标示此义。”关于统一党的政治纲领,他强调:“伸张国权为吾党唯一之政见。吾党之监督政府者,监督其丧失国家权利耳。辅助政府者,辅助其勿再丧失权利耳。已丧失之权利,吾党希望其恢复而已。恢复权利,全赖有强有力之政府,吾党亦但尽其辅助之力而已。”也正因为这样,当他听闻孙中山等人打算以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为条件,向日本政府借款来解决临时政府财政危机的消息,就致信孙中山,批评他不应该无视汉冶萍公司对于中国工业发展的重要性,也不应该不经集体讨论,仅凭与一二亲信商于密室,就决定卖给日本人。他指出:“斯乃秘密结社时之所行,而不可用之于抚世长民之日也。”此外,他还反对革命党人将新政权首都定在南京,因为这不利于稳定北方边疆。

   章太炎这样批评孙中山,包括主张“革命党消”,一方面是因为他对1909年前后革命党内部那场内讧记忆犹新,看不惯孙中山等人对与自己意见不一样的革命同志视若仇敌;另一方面与他目睹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新的自相残杀有关。在上海光复的过程中,光复会组织的光复军起到不小的作用。但沪军政府成立后,却由陈其美担任都督,陈氏颇为忌惮陶成章,欲除之而后快。作为前者的小跟班,蒋介石明白陈其美的盘算,于是亲自去刺杀陶成章。陶氏之死让章太炎对同盟会越发失望。他给孙中山写信,劝他不应搞小团体主义,要摒除秘密会党习气,以仁恕之心对待革命同志。他劝告后者,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纵令一二首领,政见稍殊,胥附群伦,岂应自相残贼”,这只会让“挟私复怨者,得借是以为名”。当然,章太炎的这番言说,自然很难得到孙中山周围人的理解。戴季陶斥责章太炎“牺牲中华民国全国之国民,甘心为袁世凯作走狗”,其言论“变本加厉,竟不惜以向日民党之主张,置诸脑后,另换一副面具,主张专制,排斥民党”。他甚至声称:“直可认为著《訄书》之章炳麟,已与邹味丹同死,其至于今日存在者,并非章炳麟,特禽兽而冠人名者耳。”

   在政治主张上,不少革命党人标榜自己致力于“民权”,以此区别于其他强调“国权”的政治派别。其实章太炎并不反对民权,他在清末的一系列政论里就反复探索如何在中国建立名副其实的民权。在他那里,民权与国权并非截然对立,国权巩固了,民权才有实践的可能。若中国亡于列强,民众沦为亡国奴,民权又从何谈起。因此,在施政方针上,章太炎有自己的思考。在《大共和日报》的“发刊辞”中,他建议:

   民主立宪、君主立宪、君主专制,此为政体高下之分,而非政事美恶之别。专制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秕政。我中华国民所望于共和者,在元首不世及,人民无贵贱,然后陈大汉之岂弟,荡亡清之毒蜇,因地制宜,不尚虚美,非欲尽效法兰西、美利加之治也。

辛亥革命之后,不少政治与文化精英都很关心如何建设共和政府,但关于中国未来的诸多重要问题,大多数参与其中者却没有一个十分清晰的答案。总体来看,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大多数政治人物不是从中国社会的基本现实与基本矛盾出发,而是向各种域外学说讨求答案,比如总统制、共和制、联邦制、邦联制之争。许多人对于中国问题的意见分歧除了现实的利益诉求不同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自汲取了不同的西学资源,并且这种汲取在深度、广度与准确度上都十分有限。而在章太炎看来,新政权的政治合法性除了革命党一直以来强调的推翻“异族”统治之外,主要是建立在“元首不世及”与“人民无贵贱”二者之上,前者体现对帝制的扬弃,后者则体现民众地位因新政权而改变,过去由于职业身份、政治特权与民族差异而造成的不平等将不复存在。他希望新政权能“因地制宜,不尚虚美”,聚焦于“政事”之美恶,而非抽象地追寻“政体”之高下。章太炎回溯历史,认为一种政治制度起源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下。君主立宪肇始于英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6236.html
文章来源:《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