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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前进:构建日常生活的叙事

更新时间:2022-08-28 11:44:25
作者: 徐前进  
从琐碎、微小、流动的日常景观中发掘存在的象征。

  

   这些象征物是具体的,又是绝对的,因其是自足的,不受制于抽象观念,反而是抽象观念的基础。日常叙事会成为未来阐释学的根源,穿越时间,向我们的后代展示这个时代的日常性。

  

   日常叙事是一个文本学策略,重视被文字制度裁剪的日常性,也是一个时间策略,从“过去—现在”的结构转向“现在—未来”的结构。除此之外,日常叙事关乎当下的阐释权。对于被忽视的日常生活而言,这种阐释权具有启示性。在文字制度中,它们本来是不可见的,但只要变成叙事,它们就是可见的。这种启示性制造了一个矛盾:存在是叙事的前提,叙事却决定着存在的可见性,甚至变成存在的前提,即没有叙事就不存在。在未来的阐释学中,这种叙事也就具有了垄断性。一个日常叙事片段一旦出现,由于本身的稀缺性,在历史阐释学中,它可能会获得不受质疑的权力。

  

   中国学术界应该重视关于当下的阐释权。在世界历史上,中国问题既深刻又丰富,自中西交往以来一直吸引着西方人。他们不断记录中国见闻,由此制造了一个日常叙事类型,即域外游记。这个类型垄断了那些已经消失的当下的阐释权,我们只有借助于这类叙事去复原在那个时刻出现的人物、事件与空间。

  

   一九七四年,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到中国旅行,之后完成了一个日常生活文本,即《中国行日记》(Carnets de voyage en Chine)。他在中国仅仅生活了二十几天,面对一个丰富、深刻的历史—现实知识体,或是由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或是由于西方文化的优越性,他忘记了在未知的深刻面前保持沉默的道理,于是一个东方的奇异世界出现了:“完全没有时尚可言,零度的衣饰。没有任何寻求、任何选择,排斥爱美。”他坐在从南京到洛阳的火车上,看着窗外闪过的景观,下了一个判断:“一个没有皱痕的国度……没有任何东西在讲述历史。”(罗兰·巴特:《中国行日记》,怀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0一一年版)他以此描述这条铁路线,甚至认为整个中国缺乏历史厚度,单调乏味。罗兰·巴特没有理解中国,却制造了一个奇异的文本。中国是深刻的,这个文本是粗浅的。中国有长时段的历史,这个文本展示的却是短时段的日常景观。他有杰出的想象力与修辞学技艺,却没有发掘中国的丰富性,以及这种丰富性的历史内涵。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生产落后,物资紧缺,生存是最迫切的问题。这是一种表象的单调,而非本质的单调,因为其中隐藏着八亿多人对于独立、富足的渴望。面对这种隐而不显的丰富性,罗兰·巴特的分析方法失效了。他不懂汉语,他的符号学理论被悬置起来;他在中国匆匆而行,无法深入日常生活,他的大众文化理论也被悬置起来。他能做的仅仅是根据域外视野制造一个表象意义的中国。二00九年,这个文本刊行于世,在西方文明停滞和中国进步的对比中,这种奇异性对于中国不再具有冲击力或伤害性,但对于那些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仍旧会引发误会或偏见。

  

   自十六世纪以来,外国人观察中国时提出了很多深刻的观点,但也无法避免无端的想象。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里,他们往往难以进入深层的日常知识领域。日常性才是一种文化的实践状态,也是这种文化对于自身内涵的全面展示。他们对于流动的表象可能会有独特的理解,但未必能突破时间—空间距离,理解其中的内涵。日常叙事不能停留于表象分析,无论这种停留是时间性、空间性,还是知识性的,因为停留会触发非实证性的想象力,然后制造虚拟的叙事类型。这是域外视野的缺陷。

  

   对过去,我们能做的只是从本土文化角度去审视或批判这类奇异的历史文本。然而对于当下的日常生活,我们有必要,也有能力创造本土化的叙事类别,即使不能引导域外视野,至少能使之进入一个接受本土化质疑的实证空间,弱化因稀缺而导致的垄断性。这个工作是紧迫的,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存在都不想受制于那些匆匆而行的外国眼睛。

  

   如果本土文化意识放弃了当下的阐释权,域外视野可能会滥用这种权力。日本APA酒店社长元谷外志雄是一个谙熟此道的右翼人士。二0一七年,他在酒店的每间客房放置了一本书,否认日本侵华罪行。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中,他要以一己之力重塑历史记忆。中国政府和民众严正抗议,在日华人组织了反对元谷外志雄的游行,要求他实事求是。但他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支持,有恃无恐。

  

   元谷外志雄意识到日常生活具有重塑历史记忆的功能,只要在一段历史记忆上不断覆盖异质性的日常生活,就有可能改變它。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日常事件,他就获得了部分意义的成功。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个事件,他就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否认有罪的历史,这是一个违背历史理性的行为。我们要如何应对呢?记录,将这个很快消失的事件变成文本,使之进入长时段的、具有批判性的思想领域。表面上,这是日常叙事的历史功能,实际上是当下阐释权的历史功能。

  

   二十世纪末,西方学术界提出了很多新概念,例如当下史、即时历史等,但在文字制度的冲击下,相关实践并不成功。鉴于此,在构建中国日常叙事时,如果我们像在其他领域一样,过度依赖西方理论,忘记了当下,以及当下的处境,可能会掉入理论的陷阱,就此放弃了当下的阐释权。而放弃当下可能会失去构建中国话语的机会,因为当下才是理论之源。

  

   (《流动的丰盈:一个小区的日常景观》,徐前进著,上海书店出版社二0二一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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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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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 2022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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