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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斌:变局与抉择:丁未政潮前后的郑孝胥

更新时间:2022-08-28 11:25:54
作者: 张建斌  

   郑孝胥是清末民初的经世之才,同时又是同光体诗歌的代表,先后入幕李鸿章、张之洞、岑春煊、端方等封疆大吏,深得倚重,对于清末政局颇为熟悉,宦海沉浮,也难免卷入政局之中。庚子之后,统治集团内部积怨已久的派系之争愈演愈烈,至光绪三十三年(一九0七,农历丁未年)终于集体爆发,军机大臣瞿鸿禨、四川总督岑春煊等人,与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直隶总督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互生嫌隙,各方势力裹挟进入政争,清廷高层进行了人事大调整,史称“丁未政潮”。政潮前后,面对朝中党同伐异的各方政治势力,郑孝胥逶迤于岑春煊与两江总督端方(袁世凯一系)之间,想借此有所作为,又恐陷入政局漩涡不能自保,一时进退两难。

  

   对于此段往事,郑孝胥的日记有所记述,学界多有引用。不过当事人一方之言真假难辨,难以揭示当时复杂的政争过程与政情内幕。幸运的是,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端方档案中查到这一年郑孝胥、端方、袁世凯等政潮中人的往来电函,内容多涉及隐秘情事,远比郑氏日记复杂详实,借此能够厘清郑孝胥与多方势力的复杂关系,考证各方对于郑氏仕途抉择的介入与操纵,这些档案还未见学人利用。深入研究此段历史,可窥见郑孝胥的双向性格特点,亦有助于丰富有关清末政争与官场生态的认知。

  

   郑孝胥以诗文享誉文坛,人称“卧龙”先生,湖广总督张之洞对其尤为赏识,聘请入幕,委以重任,在人才济济的湖北官场,幕僚们称其为郑总文案。时任署理四川总督岑春煊于庚子勤王有功,深得慈禧太后崇信,准备广揽名士,开拓一番事业,因钦慕郑孝胥之才,于光绪二十八年连续两次保举了郑孝胥,郑氏之名得以在军机处存记。据岑春煊称,之前两人“并无杯酒之欢”,仅是“访之公论,察其行事,确为今日难得之才”(《署理四川总督岑春煊折》,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朱批奏折)。郑氏自此改换门庭,进入岑府。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岑春煊调两广总督,郑孝胥跟随来到粤地。时广西匪乱,地方事务颇为棘手,郑氏督办桂省边防事务,与时任署理湖广总督端方结识。两广兵力不足,军机处调拨湖北武建军助剿,端方提出武建军近年训练初具规模,所辖两旗统领不足以独当一面,“虽有贤将,不如苏盦(郑孝胥字)”,点名由郑孝胥统帅鄂军(《端方致岑春煊电》,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二十八日,端方档案)。郑孝胥不负所望,调度有方,连战连捷。湖广作为广西的协饷省份,端方尽力支援前线军饷。端方与郑、岑于政务互相支持,相处融洽,私人交际极为投契。不过,受困于捉襟见肘的边防军饷以及复杂的官场纷争,郑孝胥还是以身体不适为由,辞去广西军务督办,诗言“弃官才信一身轻”(《移情》,《海藏楼诗集》卷六)。辞官隐居,等待时机。

  

   郑孝胥交代边务之后,乘船赴上海。自光绪八年乡试中举,至光绪三十一年,宦海沉浮二十余年,四十六岁称疾致仕感慨颇多。光绪三十二年他在《元旦试笔》中写道:“胜天由素定,吾意稍施行。归老方耽学,投荒久厌兵。一闻春风至,复有少年情。只恐清樽侧,回肠醉不成。”表达出对政事的厌倦,内心又不甘于归隐山林。

  

   光绪三十二年,郑孝胥摆脱宦海束缚,旅居他乡,闲适从容,却度过了人生中不平凡的一年。临近岁杪,总结这一年写道:“丙午一年又辞我去矣。一生最奇之境莫如今年,吾之待己与待世者,皆开从古未有之新意。”(《郑孝胥日记》,1076 页)。孤傲自负的郑孝胥,感叹“从古未有之新意”,显然有得意之作。

  

   此年正月,郑孝胥乘船由上海赴烟台,此行是为见其“挚爱”—名角花旦金月梅(郑孝胥呼其“凤雏”,应是与自称“卧龙”相呼应)。两人相识有年,此后郑孝胥随幕主辗转各地,与金分居两地。此次赴烟台,先前应是久未联系,临行之际郑氏情感交杂,担心见不到,或者金氏嫁人。郑孝胥戰场上运筹帷幄,却对此行不存胜算,日记中流露出忐忑之意:“意凤雏不在烟台,余当不遇而返”,“又意凤雏已嫁,则当谢余不见;或请见余,略谈所遇情状,余何言以对乎”。幸运的是,金月梅未嫁,“悲喜相持,为余下榻,絮语终夕”,郑氏将迎回金月梅与诸葛亮收姜维相比:“吾神机妙算,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此次来烟台,如诸葛孔明之收姜维。可谓快矣!”(《郑孝胥日记》,1027—1028 页)上年离开广西,曾遭广西巡抚李经羲弹劾,军饷未造册报销。或许郑氏离职解交的军费并非实数,发了军饷财,此时又抱得美人归,凡此种种都可称得上“从古未有之新意”。

  

   不仅如此,光绪三十二年四月,郑孝胥在上海置办了房产,临近河岸,屋后洋房一幢,明亮宽敞。摆脱了紧张的军务与幕府兼差,身边有佳人相伴,又在苏州、太湖等地买了土地和多处房产,做起了地主和寓公,不时在上海会见名流,生活闲适惬意。正如三十一年除夕自书“名教乐地,风流人豪”二语,准备在上海这片华洋杂居之地享受一番。郑孝胥是六月初四日搬入新屋的,就在同日,出洋考察大臣端方(三十一年被派出国考察)回国途经上海,张謇、瑞澂、赵凤昌等沪上知名人士设宴招待,郑孝胥位列其中。酒桌上,郑孝胥建议政府包买进口洋药,加抽土药税,为制造机械筹集资金,此后全国施行禁烟,得到名流们的认可,“申言其理致,举座皆然之”(《郑孝胥日记》,1050—1051 页),其才华又一次在华洋齐聚的上海得到认可,想必性格狡黠的端方也说了一通客套话。

  

   解甲归田,郑孝胥隐于喧闹的上海,享受十里洋场的繁华,也时刻观察着朝局动向,在《隐几》诗中写道:“卸甲归来倚市楼,腾腾人海独吟秋。浮云北极天将变,落日中原事可忧。”凭借多年宦海经验,他已意识到朝局将变,自然做好了随时入仕的准备。对于己才,十足自信:“倘竟有豪杰再起,必将求我,虽埋头十年,至五十六岁出任天下大事,依然如初日方升,照耀一世。”(《郑孝胥日记》,975 页)三十二年七月中旬,端方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拨款筹建中国公学,聘请郑孝胥为校长。郑孝胥适机入幕端府,再次踏入政界。

  

   老东家岑春煊与郑孝胥也一直保持联系,光绪三十二年,岑氏出资在上海成立宪政研究会(当年九月改为预备立宪公会),请郑孝胥参与帮办。十月初,岑春煊乘船来到上海(岑由两广调任云贵,并未赴任,又补四川总督)。自此,郑孝胥逶迤于端方与岑春煊之间,开始了“一仆二主”的生活。

  

   临近岁杪,广西巡抚林绍年内召为军机,途经湖北,约郑孝胥汉口一见,应是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讨论了朝局异动。郑孝胥在给林绍年的诗中写道:“朋党兆已萌,勿使祸再起。”提醒林氏此次入京多加小心 (《赠林赞虞侍郎》,《海藏楼诗集》 卷六)。几日后郑孝胥记道:“铁良将入军机,瞿子久(瞿鸿禨)将不能自固,京都情形视上半年更加黑暗。”(《郑孝胥日记》,1073 页)郑氏已经隐约预料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狂飙渐作的高层政争即将上演。

  

   光绪三十三年,清廷高层爆发群体性政争事件——“丁未政潮”。政潮发起的直接引线是一直以病为由,滞留沪上的岑春煊,以赴任四川总督之名,擅自入京觐见,参劾北洋一系。揆诸史实,岑春煊并非贸然扣响宫门,而是经过了精心筹备。三月初二日,即入京前两周,邀请郑孝胥“同入都”。郑氏“谢不能同行”,应是出于京中动向不明,不想伙同进入是非之地(《郑孝胥日记》,1085 页)。

  

   较早探知岑春煊借道北上的人正是两江总督端方,上海在其辖区,自岑入沪,端方即派眼线时刻监视。三月初四日,据袁世凯电告盟友军机大臣徐世昌称:“午桥(端方字)电开,云帅(岑春煊)初四自沪开行,初六七过。此行名为入蜀,实则入都,有荐膝之陈。”(《袁世凯全集》,第十六册,河南大学出版社二○一三年版,71 页)。需要说明的是端方自上年丙午官制改革后,与袁世凯政见相合,结为金兰之谊,交往愈发密切。反之猜疑岑春煊有谋求江督之位,渐生嫌隙。

  

   岑春煊入京关系朝局走向,端方急于探知内情,邀请郑孝胥到南京面谈。端方从郑氏处探知:“北来蓄志已久,在沪向苏盦(郑孝胥)说此行专为推翻政府,改良外部,必欲达目的而后已。当事(奕劻)力薄,不足制之,请公(袁世凯)用全力密为布置。此子智小谋大,怨家太多,诚如公言,无能为也。”(《端方致袁世凯电》,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十八日,端方档案)端方将信息告诉了袁世凯,所提及的“推翻政府,改良外部”,是希望引起北洋的注意,同时有捧袁贬岑的意蕴,“诚如公言,无能为也”,实际还是为了唆使袁氏“全力密为布置”。

  

   岑春煊入京后,接连受到两宫召见,借此打击异己,弹劾朝中重臣,以北洋居多。令北洋一系深感不安的是,岑春煊觐见后,竟补邮传部尚书,将常驻京城,对此郑孝胥不无得意:“余在沪尝告云帅,入京必补邮传部。果然。”(《郑孝胥日记》,1088页)岑春煊尚未履任新职,即将北洋亲信邮传部左侍郎朱宝奎参劾去职,一部之长未及上任就将卿贰拿下,这种刚劲的办事风格,在官场是极为罕见的。

  

   岑上任后,立即致电郑孝胥赶紧入京,想必邮传责重事繁,急盼帮办。为稳妥起见,岑上奏保举,“特旨调令来部,在丞参上行走”(《岑春煊保举郑孝胥、张元济折》,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录副奏折)。

  

   岑春煊此时正承两宫雨露,获得连续独对的恩宠,报界风传入军机指日可待,加之与郑多年交情,自信“卧龙”不日即到。事情却未按其设计进行,这是岑氏始料未及的。

  

   端方为阻止郑孝胥进京,告知御史江春霖参劾奕劻,慈禧太后甚为不满,京中局势异常,名为担忧郑的仕途,实为暗示不能贸然行事。而得知都中形势未定,郑孝胥自然不愿冒险,但迫于岑氏压力,复电称“容即赴沪,料理北行”。

  

   此一阶段,相比仕途的进退两难,郑孝胥更为情所困。金月梅于三十三年二月回烟台,三月初突然寄来诀别信,称“依君一年,自惭无功坐食……高情厚爱,终身不忘。今愿自苦,复理旧业。请勿相迎,婢不来矣”。郑孝胥接信后,“肌跳头眩,几不能坐”,悲痛欲绝,连复三书,其中一书曰:“汝病疯耶,乃为此语:我诚有负情义,使汝有去志耶?”以图挽留(《郑孝胥日记》,1086—1087 页)。所作“琅琊王伯舆,区区为情死”(《三月十二日四十八岁初度是日自上海赴南京》,《海藏楼诗集》卷六),正是此时的心境。

  

   不过,有“官屠”之称的岑春煊顾不上郑孝胥的这些苦衷,劝其尽早入京,同时上奏保举郑为邮传部丞参。端方得知即电促袁世凯阻止,“苏盫在此深资臂助,西林(岑春煊)近拟攘之入邮,闻已奏保丞参上行走。苏盫见局势扰攘,不愿往。……鄙意苏盦大材,亦断不可为西林有,能为苏盫在外边谋得位置,既使彼有所展布,亦免为某附翼”(《端方致袁世凯电》,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初一,端方档案)。

  

端方建议将郑留在南方,安徽按察使或可运作,“若以苏盦接替此席”“暂令迴翔,亦所甚愿”(《端方致袁世凯电》,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初二日,端方档案)。同时,端方也向朝廷保举,“将候补四品京堂郑孝胥破格擢用,于大局实有裨益”(《两江总督端方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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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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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 2022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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