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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铭:数字时代印刷媒介的危机与变革——基于传媒历史的视角

更新时间:2022-08-27 10:04:22
作者: 张耀铭 (进入专栏)  

  

   摘要:11世纪中国人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此后的800多年里虽然代有改进,但始终未能替代雕版印刷术而成为主流。究其原因,在于技术、制度、文化、经济层面的因素阻碍了活字印刷术在中国的推广。15世纪德国人古登堡发明了新的活字印刷术,标志着机械化、分工化、批量化的书籍生产方式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古登堡活字印刷术”大大推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的进程,建构了印刷媒介,使人类进入印刷文明,并塑造了今日世界。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受到数字技术革命的多次冲击,印刷媒介逐渐失去了曾经的权威。危机或许就是转机,也许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场历史性的转折。我们看到,新兴媒体正在雷霆出击颠覆印刷媒介的结构和形式,倾力一搏创造数字媒介的新功能、新形式和新观念。印刷媒介正走向数字化转型的自我救赎之路,媒体融合充满了张力,许多传统媒体人正在上面做着充满想象力的探索。

   关键词:数字时代;印刷媒介;活字印刷术;毕昇;古登堡;媒体融合

  

   数字技术的应用,催生了一个全新的数字时代。“我们正生活在数字技术突飞猛进、让人目不暇接的时代——计算机硬件、软件和网络是其核心。”数字技术的整个框架已经搭建完成,它是过去几十年技术创新的延续,从自动化到信息化,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都是数字化不断演进的体现。数字化正在重塑一切,数字世界和现实世界正变得浑然一体。数据的永久性、可复制性、即时性、高效性、倾向秩序性和动态性,已经成为数字时代的显著特点。由数字技术引领的这场革命将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变革,当然也将会给印刷媒介带来巨大的挑战。数字时代的到来,是否预示着印刷时代的终结?由纸本转向屏幕阅读,是否敲响了书籍和期刊的丧钟?数字媒体的崛起,是否意味着报纸行业正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传统媒体人为印刷媒介的前途而焦虑,为印刷媒介的生存而挣扎。不过,数字时代的故事才刚开始,数字媒体才刚露头。中国传统媒体只有整合资源,拥抱新技术,加快数字化转型,才能对印刷媒介的未来给予重定义与再想象。

   一、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悖论

   中国是印刷术的发明者,印刷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古代文字印、青铜器活字范、拓印等技术的相继发明,为印刷术的最终产生铺平了道路。“印刷术是以反体文字或图画制成版面,然后着墨(或其他色料)就纸(或其他表面),加以压印以取得正文的一种方法。这里所说的以‘反体’取得‘正文’乃是印刷术发明的一个基本原理;无论是中国传统的雕版或活字,或是西方凸版、凹版或平版,基本上都是应用这个原理而产生的不同方法。”中国印刷术的产生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是发明雕版印刷术,其次是发明活字印刷术。中国的雕版印刷术“肇自隋时”,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雕版印刷术诞生后,很快就传到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汉文化圈”,在世界文化传播史上发挥了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

   (一)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

   关于毕昇的籍贯,过去研究者们多认为是浙江杭州人,与沈括同里。1990年在湖北省英山县睡狮山毕家坳发现毕昇及其妻李氏合葬墓碑,1996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确认了考古专家的最终结论:此墓为宋朝庆历中胶泥活字印刷术发明者毕昇之墓,毕昇为湖北省英山县人氏。

   关于毕昇的身份,沈括记载为“布衣”,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是“锻工”,葛金芳等的《中国经济通史》称其为“工匠”,潘吉星在《中国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史》中称其为“印刷工”,刘崇民在《论毕昇的身份及其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动因与过程》中则称其为“雕版印刷作坊主”。郑士德推测为“书籍铺主人”,“从生产经营来看,他有这种发明的需要,从研制所花费的人力、物力来看,他能够承担得起,并可组织刻工、印工来共同从事各项试验”。这种分析更合乎情理。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毕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是人类印刷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八记载:“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帖之,每韵为一帖,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为余群从所得,至今宝藏。”沈括不仅把毕昇发明的整套活字印刷工艺(制字、贮字、排版、拆板和刷印)详细记录下来,而且把毕昇制造的泥活字也保存起来,传给了他的后人。在《梦溪笔谈》之前,世界上没有任何文字记载过活字印刷术,也没有任何世界文化遗产显示,有人类使用过活字印刷。所以,人们普遍把毕昇视作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

   南宋绍熙四年(1193年),周必大在给友人的信札中,讲述他用活字印制所著《玉堂杂记》:“近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版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这是将泥活字安放在铜质版片上印书,也是关于活字印刷的第二次文献记载,从而说明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并非孤证。

   (二)活字印刷术在西夏、回鹘的传播

   西夏是中国历史上由党项人在中国西北部建立的朝代,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不仅在政府机构中专设掌管刻印事务机构刻字司,而且还首创了木活字印刷。内蒙古考古队1983年至1984年对黑水城遗址进行系统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献、文物。其中《三代相照言文集》,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其明确指出该书系活字印刷。“发愿文”末尾有三行题款,译成汉文是:“清信发愿者节亲主慧(明),清信发愿助僧道慧,新集活字者陈集金。”从书中字型、行款、透墨、补字等方面分析,都具有活字印本的特点。1991年从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废墟中出土一批文物,其中有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九册。此书具有典型的活字版特征,是木活字印刷体量最大的早期珍贵实物,其印刷时间大约在西夏仁宗时期(1140—1193年),相当于南宋前期。另外,“敦煌研究院在莫高窟北区洞窟发现多种西夏文献,其中也有很成熟的木活字印本。”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2005年考察贺兰山东麓山嘴沟石窟,发现了一批西夏文献。其中《妙法莲华经集要义镜注》第八卷末有六行带有活字印刷分工的题款,记录了参与印刷该经的人名及分工情况,包括校印面者、选印字者、平印面者和印刷者。这是中国活字印刷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发现,表明西夏人创造并掌握了木活字印刷新技术,是一项比毕昇的泥活字更为合理的技术路径。民族史家史金波认为:“西夏使用活字时间大约在12世纪中叶至13世纪初,从使用时间上填充了中国印刷术西传中两个世纪的过渡时期,从地域上由中原地区向西推进了约2000多公里。”这些出土的西夏文木活字,仅距北宋毕昇发明胶泥活字100多年,以“实物历史记忆”的形式维护了中国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地位,并把元代农学家王祯发明木活字印刷术的时间提前一个多世纪。

   回鹘是中国少数民族部落,唐天宝三年(744年)建立回鹘政权,控制的地区东起今额尔古纳河,西至伊犁河流域。公元8世纪,回鹘人受粟特文影响,开始采用粟特文字母来拼写自己的回鹘语,逐渐演变为回鹘文字。回鹘文是一种全音素文字,由18个辅音及5个元音字母来拼写字词,字母分词首、词中和词尾三种不同的书写形式。回鹘文由上至下拼写成列,列与列从左至右排。9—15世纪回鹘文通行于河西走廊、西域诸地和中原地区,被广泛应用于宗教典籍、契约文书以及公函诏令等的书写。回鹘文不仅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而且对中亚其他突厥语民族的文化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08—1995年敦煌莫高窟曾先后4次发现了1152枚回鹘文木活字实物,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唯一发现回鹘文木活字的地方。(1)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在莫高窟北区洞窟盗掘所获回鹘文木活字968枚。其中960枚现存法国巴黎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另外8枚分别送给日本东京东洋文库(4枚)和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4枚)。(2)1914年,俄国人奥登堡率领考察队在莫高窟北区洞窟盗掘发现130枚回鹘文木活字,现存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3)1944—1949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收集到6枚回鹘文木活字。(4)1988—1995年,敦煌研究院考古所发掘莫高窟北区时发现回鹘文木活字48枚。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共收藏54枚回鹘文木活字,其大小、形制、质地、构成完全相同。因每枚木活字表面均有墨迹和磨损,说明曾经频繁印刷过书籍和文献。敦煌莫高窟北区发现的回鹘文木活字的时代,大约推定在12世纪末到13世纪上半叶之间,“既与方块汉字活字有相同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与西方拼音文字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明显区别。它属于‘中介类型’的活字。从而使我们似乎找到了宋代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在向西方传播中缺失的一环”。

   (三)活字印刷术在元明清的发展

   元代姚燧《牧庵集》记载,姚枢弃官隐居河南辉县期间,“以小学书流传不广,教弟子杨古为沈氏活板,与《近思录》《东莱经史论说》诸书,散之四方。”可见毕昇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术200年之后,依然有人在应用这种技术工艺,并且目的明确,颇具规模。元代中期,农学家王祯在《农书》中详细地记载了木活字印刷的整个工艺流程,包括“写韵刻字法”“锼字修字法”“作盔嵌字法”“造轮法”“取字法”“作盔安字刷印法”。他曾用两年时间对木活字从制作到检字、排印和收储管理作了改进与完善,并在一个月之内即排版印刷了100部6万余字的《旌德县志》。元代文献《知州马称德去思碑记》《至正四明续志》,还记载了奉化州知州马称德制作一套10多万字的木活字,印刷《大学衍义》20册。这反映了王祯改进的木活字印书法随着《农书》的传布而为世所知,并且有人躬行实践,具有很高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明代活字印刷蔚然成风,尤以江苏、浙江、福建、江西、云南、四川等地繁盛。据文献记载,明代以活字印刷著称者如江苏长洲韩氏、吴门金兰馆、虞山荣荆堂、无锡华氏会通馆、上海顾从德、浙江倪灿、江西陈嘉谟、四川张佳胤等。明代活字本的内容丰富,经史子集四部都有,还有不少类书。木活字印刷术的优越性,为书籍的批量、快捷、精良复制提供了极大方便。明弘治到万历时期,无锡印刷世家华氏、安氏印制了《锦绣万花谷》《容斋随笔》《文苑英华纂要》《音释书经》《白氏长庆集》《吴中水利通志》等一批金属活字书籍。过去不少印刷史研究者,普遍将其视作铜活字版印书的坚硬证据。辛德勇教授认为,“所谓‘铜板’只是表明承放活字的‘字板’系用铜制作,而它与字钉的材质本来毫不相干。比较可靠的历史文献记载表明,明代曾经盛行一时的金属活字印刷,应当是锡活字,而且锡也是明代以前中国金属活字印刷所用字钉的主要材质”。采用锡活字的目的,主要是增强字钉的耐久性,以加大字钉重复使用的次数和时间。

清康熙末年为印制《古今图书集成》,朝廷决定采用铜活字排印,武英殿专门设立了“铜字馆”,浇铸了大小铜活字达100多万个。雍正四年《古今图书集成》印成,虽然只有65部,但成本之高颇为惊人。乾隆九年(1744年),皇帝下令将贮存在武英殿铜字库内的铜活字全部交铸炉处熔毁,以铸造雍和宫大殿的三世佛。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皇帝下诏刊印从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大批失传古书。因数量大,刊版耗费财力和人力,总管内府大臣兼武英殿修书处事金简建议用木活字排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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