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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哲 欧阳霄:中国宇宙论及“其自身的因果与逻辑”

更新时间:2022-08-25 00:28:15
作者: 安乐哲   欧阳霄  

  


   摘 要:西方很多研究中国哲学的专家倾向于认为中国哲学思维是“关联思维”,有讲究秩序、富有有机性等特点。本文继承相关前辈对中国哲学的解释,提出焦点-场域式解读方式,认为这种方式可以有效说明关系具有富有活力的、内在的、构成性特质。我认为,关系并非指涉某种外在于、且时间上先于发生着的事物可被感知的组合结构的主体,而是指诸关系本身所具有的那种富有创造性的、相互依赖的因果性。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宇宙论有其自身的因果与逻辑。本文提出中国哲学中的“势”概念作为对“物”之逻辑及“外在因果”的审美化替代方案,并希望借助《易经》来开发一份宇宙论词汇表。基于中国古代宇宙论的自然观,我们可以将“自然”宇宙中的因果理解成具体焦点及其无垠场域的背景或前景,其中任何事物都可能是其他事物的原因,而所有事物又是任何事物的原因。可见,“自然”因果意味着“自己”“自”在,“自然而然”,独一无二,如其所是。与此同时,这种因果和逻辑也囊括了任何特定事物或事件的所有延伸关系,因为此关系总和共同作用,赋予那种令该事物持之以恒如此独特的自然倾向以生命。总之,本文认为,中国古代宇宙观当中,一切事物可以产生任何事物,故而任何特定事物既是其他一切事物的原因,也是其他一切事物的后果。这种因果论及其逻辑,与西方哲学的因果论和逻辑存在明显区别。

   关键词:宇宙论; 因果; 逻辑; 关系; 自然; 势;

   作者简介:安乐哲(Roger T.Ames),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席教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1978)。曾任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1978—2016)、《东西方哲学》(Philosophy East and West)主编(1987—2016)。主要研究领域为中西比较哲学、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欧阳霄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爱尔兰国立大学哲学博士。

  

   导言

   葛兰言在研究中国早期经典时发现了他所认为的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此即是后来一些汉学家与比较哲学家所称的“关联(correlative)”思维,或曰“类比(analogical)”思维、“联系(associative)”思维或者“协作(coordinative)”思维。李约瑟受到他遵从的所谓的葛兰言的“天才”影响,将经验的有机统一与生态性本质以及与之伴生的关于“成人(human becomings)”的关联思考方式,视为古代中国过程宇宙论中的一种持续且具有决定性的预设【1】。此处我引用李约瑟的观点(他很大程度上借重葛兰言),为我们持续反思“关联思维”观念可能意味着什么提供了切入点:

   一些现代的学人——比如说卫德明(H.Wilhelm),艾伯哈德·顾鹤(Eberhard),夏白龙(Joblonski),尤为重要的,葛兰言——将这种思维方式命名为“协调思维”或“关联思维”。此种直觉—关联系统拥有其自身的因果与逻辑。这并非迷信或者朴素迷信,而是一种特别的思维形态。卫德明将其与欧洲科学的“从属性”思维特征进行了对比,欧洲“从属性”思维强调外在因果。在协调思维中,概念并非是被归于非此即彼的范畴之中,而是被置于一种并列模式之中;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并非通过机械的因果律,而是一种“感应(inductance)”方式。【2】

   李约瑟将这种关联思维描述为具有“其自身的因果与逻辑”,并且是一种“具有自身特色的思想形态”【3】。在此基础上,李约瑟使我们像爱丽丝那样来到镜子的另一边,在那里,他与我们分享了他遭遇到的不太稳定的世界,这个世界让我们把理性结构的稳定性抛诸脑后:

   中国思想中的关键词是“秩序(order)”和压倒一切的模式(pattern),(也就是“有机体(organism)”,如果我可以先秘传其旨),象征性的关联与联系构成了一个宏观范式的组成部分。事物以特定方式行事并非必然出于前在行为或其他事物的刺激,而是由于其在永恒运动的循环宇宙中所处位置,而此种位置让事物被赋予了令其行为不可避免的内在本性。如果它们没有以那些特定的方式行事,那么它们便失去了在整体中的关系位置(此种关系位置令其如其所是),并且转化成另外的某种事物。因此,事物是与整个世界有机体(world-organism)有着存在依赖关系(existential dependence)的部分。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其说是机械刺激或因果关系,不如说是一种微妙的共鸣。【2】

   李约瑟再次援引葛兰言的观点来描述那种西方人所不熟悉的宇宙观,以作为我们理解儒家人之概念(the Confucian notion of person)所需的阐释语境,他不仅提醒我们这个宇宙观是什么,或许更重要的,是这个宇宙观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什么:

   社会与世界秩序不是建立在权威理想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关于轮换责任(rotational responsibility)的理念上。道是对于此种秩序的总括名称,是充满妙用的总合体,是灵敏的反应性神经媒介。它不是造物主,因为世界没有任何东西是被创造的。智慧随着不断增长的关联性而得以增长。中国式理想(Chinese ideals)无关乎上帝或律令。这个并非被创造出来的宇宙有机体的每一部分,通过一种内在于其自身的、出自其本性的冲动,心甘情愿地在整体的循环往复中发挥自身功能。此种普遍有机体借助一种关于相互理解的普遍理想,反映在人类社会中,是相互依赖和团结一致的一种灵活体制,这些永远不可能建立在无条件的法令之上,换言之,即不能建立在法律之上。【4】

   为了解释“道”,李约瑟说,这个“普遍的非被创造的有机体”往往被形容为万物之“源”,它“并非是造物主,因为世界中无物是被造的,世界本身也并非是被创造的。”他在这里的意思是,此种宇宙论带来了另一种对创造性的理解,即创造性作为一种生成化育以及一种持续基于原地或“在语境中(in situ)”的连续,会不断增长意义,这将挑战任何对造物主与被造物以“从无生有(ex nihilo)”模式作区分。世界内含之物并非是在无中生有的意义上被创造出来的,也不是在回归于无的意义上遭到了毁灭。道与万物并非指代全然不同的现实,而只是观察相同的永恒转化的现象世界以及我们寓于其中的连续经验的两种方式(aspectual)。

   葛兰言诉诸此种“方式(aspect)”语言来表述这样一种方式,其中所谓的“事物”实际上是富有生产性的诸关系的动态集合,这些关系构成了连续展开的事件:

   中国人注意到“面相(aspects)”的交替,而不是现象顺序的相继。如果两个方面(aspects)似乎是有关的,那么这并非通过因果关系,而是如一体两面般互为偶对,用《周易》中的比喻说,就是声音与回响,或者影与光。【5】

   在此处,葛兰言反思了界定我们西方人所熟悉的所有事件的不同面向(aspect)交替中的共鸣“偶对”性词汇(dyadic vocabulary),比如阴阳、道德、有无、变通、天地、天人、体用、礼乐、心神、精神、身心、仁义等等。拿“有无”为例,这两个术语是关于“面相(aspect)”非分析的、说明性的词汇。当我们要对构成连续的人类之经验的任何事物与事件的不断涌现生成进行恰当描述之时,就不得不用到这些偶对词汇。此种无从回避的转化进程需要一种生成性的、解释性的语言(比如说“体”与“用”),以便在世界变迁之中表述结构与表现(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的相互关系。

   要理解李约瑟所谓的“轮换责任”(其中一切事物具有“内在于其自身的、出自其本性的冲动”),那么我们不得不回顾前文提到的内在关系学说,以及它所揭示的另一种可替代的整体主义“因果律”。在此种古典宇宙论中,生机盎然、变动不居的“气”是根据(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说)“生命能量场域”来概念化的。在这种“生命能量场域”中,“事物”乃是时强时弱地持续着的场域焦点或扰动。当其显现时,这些交错缠绕的“事件”会在适当时候转化为其他事物。生命场域并不只是作为万事万物的条件之一而无所不在,它也与李约瑟将此场域视为“反应性神经媒介(a reactive neural medium)”的描述相一致。它也是“神经的”、存在的媒介,通过它,所有处于特定情境之中的事物在它们所拥有的关系中生成涌现,从而构成了它们正在变成的事物。没有不构形之生气,也没有无气之形。诚然,如前所述,“形”与“气”是同一生化实体的两种非分析的面相(同体异态),其中“转移性”和“形式”是理解变化之“体用”进程的两种内蕴方式。如此一来,“气”以及多种我们用来表述“成形”的方式只是阐释性的,而非一种本体论语汇。二者同时具备,我们才能就所经验者若何,给出一种充分的说明。

   葛兰言与李约瑟认为中国世界观是一种焦点——场域宇宙论,以及讲述它所需的面相性或方向性的(aspectual)语言,揭示了李约瑟所说的“普遍的非被创造的有机体”及“其自身的因果与逻辑”。就因果来说,鉴于为焦点—场域式全息奠定基础的那种关系所具有的富有活力的、内在的、构成性的特质,关系并非指涉某种外在于、且时间上先于发生着的事物可被感知的组合结构的主体,而是指诸关系本身所具有的那种富有创造性的、相互依赖的因果性。

   一、势:对西方“物”之逻辑及“外在因果”关系的审美化替代方案

   还有一个复杂术语或许有助于思考上述被李约瑟形容为具有“其自身因果和逻辑”的宇宙论,它主张“人之成为(human becomings)”与“人之存在(human beings)”在思考方式上有重大不同。“势”是表达复合的、整体的、动态的变化进程(“体用”)的通用术语,这种进程发生在任何特定“事物”或情境的演化与完善之中。在“势”的词源中蕴含了培育改良事物的审美感性,即“蓺”——其同源的另一个词是“藝”(艺)。

   这些关联表明情境并非偶然发生;它们作为变化发展的诸关系的一种生长模式,从自身的复杂性中涌现生成。这些变化关系是充满活力的,它们展示出增量设计的可能,以及习得性审美感性实现臻至的可能。与此同时,情境的定义就在于“被置于(situated)”,故而具有了一种形态学或者“习惯化”的面相,即伴随着其坚定的特殊性和连续且发展的构造而实现的一种本地化“发生(taking place)”,即具象化的展现。

   当我们梳理“势”字可能的英文翻译那事实上难以尽列的清单之时,或许一开始会茫然无措。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寻找一种对这些翻译进行分类的逻辑,即从译法清单中选择四个意群,将其余归入其内:

   关系(Relationality):手段、差别、优势、掌控(leverage,differential,advantage,purchase)

   活力(Vitality):潜能、动力、时机、趋势、倾向(potential,momentum,timing,tendency,propensity)

   臻熟(Virtuosity):影响、权力、力量、风格、尊严、地位(influence,power,force,style,dignity,status)

体现(Embodiment):地势、构造、情境、状况、安排、形状、表象(terrain,configuration,situation,circumstance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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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孔子研究》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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