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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琳:关于构建战后台湾史话语体系的几点思考

更新时间:2022-08-22 22:35:05
作者: 冯琳  
譬如历史上台湾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有没有矛盾?这些矛盾如何发展、如何化解?反映了怎样的问题?与现实问题有无关联?以往对1949年以后台湾当局与美国的关系都有一个大致的看法: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1950年美国将第七舰队开至台湾海峡,“保护”台、澎。台湾长期占用联合国席位,全托美国之福。台湾的稳定发展和经济起飞,离不开美援作用。1979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但仍透过《与台湾关系法》、通过美国在台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AIT)与台湾当局保持着关系。大半个世纪以来,美国被视为台湾最重要的“盟友”与“庇护者”。其实,这个印象是有问题的,不但学术上不能科学严谨地还原历史,而且还会导致对当代中美关系以及台湾问题的判断出现偏差,对现实涉台问题做出不当决策。

   近年来,大陆学界已开始在战后台湾史的微观研究方面有所进步。但,这个微观史不能陷于历史的琐细而无法自拔,在宏观的背景下、基于宏大立意的考察是需要的。微观研究同样需要站在一定高度,研究者需要具有对史料的掌控能力,避免陷于细节,堆砌史料。以一定高度对关键细节的梳理、提取和对比能够发现以往宏观研究所忽视的方面和历史脉络,修正宏观研究下简单概括、一以化之的不准确论述,使对历史的认识更为科学全面。是故,战后台湾史研究要能钻进去又能跳出来,钻进去探求关键细节,跳出来关照国际局势,尤其是与当事方有关联的国际事件,两者交互运用,融汇其间。

   (二)实证与“虚证”

   以往研究倾向于大而粗,视角由上而下,由外而不能及于内,且存在大量空白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时代背景和治学条件。近年来,重要的史料纷纷开放,从2005年开放的蒋介石日记到可以线上查阅的“国史馆”史料及该馆出版的一系列史料汇编,再到2018年回到国内的顾维钧档案。随着大陆学者较易查看的新史料的不断涌现,研究战后台湾史实际上是遇到一个难得的契机。以前做不到的精细化研究可以推进了,以前受制于材料而不得不采用的研究视角可以调整了,以往的空白点可以填补了。史料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但也要注意“虚证”方法的运用。有学者提出:“‘历史’并非有了史料便可‘不证自明’。”这一点在战后台湾史研究中尤为适用。这种“虚证”不是凭空臆想而后找材料填充,而是基于对基本史实的把握,运用思辨的方法辨真伪、寻脉络、找关联、求论证。台湾史是错综复杂的、充满迷惑性的,尤其需要治学者形而上的功夫。如果没有扎实的史料整理和思辨的史学功底,很容易会被烟雾迷惑而失去方向。

   在某些学科中,套用西方理论是给文章镀金的法宝,但在战后台湾史研究中,应警惕这一倾向。战后台湾史涉及太多利益纠葛,情况复杂多变,有迷雾,有曲折,套用理论易使论者无法曲径通幽,或是不得不为适应理论之履而削史学之足。先入为主地选择一个西方理论作为框架,并不利于精细化研究的推进,也不利于“虚证”方法的运用。

  

   (作者冯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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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台湾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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