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历史上台湾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有没有矛盾？这些矛盾如何发展、如何化解？反映了怎样的问题？与现实问题有无关联？以往对1949年以后台湾当局与美国的关系都有一个大致的看法：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1950年美国将第七舰队开至台湾海峡，“保护”台、澎。台湾长期占用联合国席位，全托美国之福。台湾的稳定发展和经济起飞，离不开美援作用。1979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但仍透过《与台湾关系法》、通过美国在台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AIT）与台湾当局保持着关系。大半个世纪以来，美国被视为台湾最重要的“盟友”与“庇护者”。其实，这个印象是有问题的，不但学术上不能科学严谨地还原历史，而且还会导致对当代中美关系以及台湾问题的判断出现偏差，对现实涉台问题做出不当决策。

　　 近年来，大陆学界已开始在战后台湾史的微观研究方面有所进步。但，这个微观史不能陷于历史的琐细而无法自拔，在宏观的背景下、基于宏大立意的考察是需要的。微观研究同样需要站在一定高度，研究者需要具有对史料的掌控能力，避免陷于细节，堆砌史料。以一定高度对关键细节的梳理、提取和对比能够发现以往宏观研究所忽视的方面和历史脉络，修正宏观研究下简单概括、一以化之的不准确论述，使对历史的认识更为科学全面。是故，战后台湾史研究要能钻进去又能跳出来，钻进去探求关键细节，跳出来关照国际局势，尤其是与当事方有关联的国际事件，两者交互运用，融汇其间。

　　 （二）实证与“虚证”

　　 以往研究倾向于大而粗，视角由上而下，由外而不能及于内，且存在大量空白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时代背景和治学条件。近年来，重要的史料纷纷开放，从2005年开放的蒋介石日记到可以线上查阅的“国史馆”史料及该馆出版的一系列史料汇编，再到2018年回到国内的顾维钧档案。随着大陆学者较易查看的新史料的不断涌现，研究战后台湾史实际上是遇到一个难得的契机。以前做不到的精细化研究可以推进了，以前受制于材料而不得不采用的研究视角可以调整了，以往的空白点可以填补了。史料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但也要注意“虚证”方法的运用。有学者提出：“‘历史’并非有了史料便可‘不证自明’。”这一点在战后台湾史研究中尤为适用。这种“虚证”不是凭空臆想而后找材料填充，而是基于对基本史实的把握，运用思辨的方法辨真伪、寻脉络、找关联、求论证。台湾史是错综复杂的、充满迷惑性的，尤其需要治学者形而上的功夫。如果没有扎实的史料整理和思辨的史学功底，很容易会被烟雾迷惑而失去方向。

　　 在某些学科中，套用西方理论是给文章镀金的法宝，但在战后台湾史研究中，应警惕这一倾向。战后台湾史涉及太多利益纠葛，情况复杂多变，有迷雾，有曲折，套用理论易使论者无法曲径通幽，或是不得不为适应理论之履而削史学之足。先入为主地选择一个西方理论作为框架，并不利于精细化研究的推进，也不利于“虚证”方法的运用。

　　

　　 （作者冯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