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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余庆:一位学者的学术自传

更新时间:2022-08-21 01:28:50
作者: 田余庆 (进入专栏)  

  

   【整理者按:这篇田余庆先生遗稿,没有标题,未注明写作时间,怀疑是二〇一〇年前后应傅璇琮先生之请为《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田余庆卷》所写学术自传的初稿,后弃而未用,另写了一篇自序。这篇文稿只是提纲式初稿,稿纸界格外多有附记文字,似是为日后修改而留的提示。整理稿以“旁注”之名把这些附记提示中的一部分嵌入文稿。因具提纲性质,原稿有些句子未完成,整理中一仍其旧,个别地方加了整理小注——罗新】

  

   拨乱反正后,得到一生中最好的机会,集中精力做了二十年研究工作,写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对本门学科只能算是点点滴滴,对我个人来说,却感到日有所进,有了一种充实感。现在回想青年时代的自我期望,似乎是略为靠近了。

   我孩提时代生活于一个单亲家庭,孤独,没有文化环境的熏陶,而且日子过得越来越困难。母亲对我灌输最多的是,长大后没什么可以依靠,只有自己争气,能找个铁饭碗就好,不要到官府找饭吃,那不可靠。我理解母亲心愿,接受她的塑造,懂得只有靠努力读书,才有出路。这种影响之下养成的性格,一方面是做人本分,做事稳当,点滴积累(旁注:不淘气,柔弱);另一方面却是少见世面,谨小慎微,缺乏对前途的幻想(旁注:与文化家庭孩子从小耳濡目染大不一样)。

   上初中时抗战爆发,家在战区,战局不定,筹措学费也更困难,所以上学只能时断时续,读完中学已很不容易了(旁注:中学阶段上过三个学校,换了五个地方,用了八年时间。毕业后为能否上大学,又等待了半年)。没想到这时发生了第四次湘北战役,我只身逃离家乡,作为流亡学生,反而在大后方顺当地读上不要钱的大学。这是过去想不到的,我的人生转折也发生在这个阶段,真正进入了思想启蒙时期。

   湘桂撤退后,我到贵阳进了湘雅医学院,以后又随学校转移到重庆。两次徒步逃难:第一次,几个年轻人结伴,从湘北绕道湘中,直到湘桂边境;第二次,从贵阳拉着板车走到遵义。几年辗转流亡的经历,使我对社会黑暗、民族危亡的感受大大加深了。加上重庆学术界左派势力活跃,所以不再满足于只是有书可读,进一步想的是社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读书与救国家、救社会的关系。不知从哪里给了我一种启示,学医只能治一个一个病人,当前更迫切的是改造社会,要改造这个腐败的独裁政府。因此放弃学医,跟着青年人追求民主自由的潮流,去了昆明西南联大(旁注:读书不是为了个人职业,而是为了救民族救国家)。

   怎么改造社会呢?首先是认识社会。怎样认识呢?要看清它的来龙去脉,纵向认识。这大概就是历史学的功能。但是纵向认识有点太远,还得先有一个横向认识才好,而横向认识社会大概是政治的功能。就这样幼稚的认识,加上浪漫的情绪,使我报考了联大政治系。读了一年政治,了解政治系课程全是西洋知识,与中国搭不上边,这才放弃追求横向认识社会的打算,决心进入历史系。这个弯,拐得是够曲折的了。那时没有功利意识,确是由经世致用思想主导,根本没想到个人得失问题。

   这种选择过程,给我以后学历史留下了影响。我关注政治,因而学历史也关注政治历史的变化过程,探究历史变化的转折点,偏重在政治史研究方面。别方面的研究也做一点,但不像这方面那样容易入手。长期教通史和断代史,所以其他方面的知识也有,并不特别偏颇。不过研究则多政治史。二十年来我写的论文和著作,大部分是这方面。另外,就是虽然关注政治,但丢弃学业投身政治,我不愿意,这与小时养成的思想志向不无关系。学生运动我是有认识、热情参加的,但希望不废学业。后来我被列入国民党黑名单,在地下党安排下进入解放区,实际上是逼上梁山。这种经历,也是解放后常得到“脱离政治”“白专道路”批判的思想根子。

   走学术道路,我条件比较艰难。家庭、战争、学运,中学以后实际上丧失了正常读书环境,所以到大学工作后补充知识成为急迫问题。但是党员、教员兼为基层干部,教书上课反而只是副业,党政活动占绝大部分时间精力,政治压倒一切。同样使人苦闷的是思想退化,政治上如此,学术上也如此。起先是读马列、学苏联,是努力跟的。后来是党内斗争,反修斗争,过去学的又成了错误,受批判。真不知风从何处来,人向何处变。搞运动一浪接一浪,有人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失去准绳,只等运动发展。因此加剧了思想矛盾,对工作如群众办科学之类怀疑。北大是重灾区,吕振羽有文章(整理者注:可能是指吕振羽《历史科学必须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前进——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出版三周年》,载《历史研究》一九六〇年第五期)。这导致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我受到批判。

   一九五九年批判受了教训,懂事一些,青年锐气和书生气少了许多,懂得一点在政治运动中如何自处,这为我在“文革”中走得稳一些打了基础。基本点是夹着尾巴做人。这点下面再谈。

   “文革”以前,政治之余,也尽可能做些点滴研究。就靠这点研究成果的积累,第一,支撑自己所教课程内容每年能变样,这为北大出版全国第一部中国史教材的工作中我能完成承担的任务打了基础(我承担工作量从字数说约四分之一)。这项工作在“文革”前完成,是得到全国认可的(现在看已陈旧了)。第二,积累了相当一些问题,获得了一定素养,实际上为“文革”以后搞研究打了底子(旁注:“文革”前也做了些研究工作,主要是读书和思考。读书集中在两段时间: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夜读;一九六一至一九六四调整时期挨批以后。党组织搞运动就批我,运动过去抓教学又表扬我)。

   “文革”前在政治运动和学术方面,按当时高调说来,我是右倾的。但实际上,当时被认为右倾的,今天看都是左的。“文革”以前的十多年,左的框架下写的论文,有害无益。一些应时的文章(受命或随风写的学术批判文章),现在只能称之为“时文”,并且伤害了人,是我内心的伤疤。幸亏不多(从批胡适以后)。譬如说,“以论代史”我也得跟,但很吃力。我有过一项较大的个人研究,在当时所谓“五朵金花”范围之内,关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演变中阶级斗争表现形式问题,我写成了九万字的初稿,是热门题,也是引经据典(马恩经典)。我的重要结论,是奴封转变根本在社会内部多种日积月累,其中贯串了阶级斗争,而不在于某一次农民战争。我其实是在左的框架里提出并论证问题。但是这个结论有犯忌讳之处,违反当时把农民战争作用极端化的思想,后者被认为符合毛泽东思想,否则是反毛泽东思想,是修正主义。那时曾有史界的老马列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文,认为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马列基本命题中,强调生产关系变革先于生产力变革的才是毛泽东思想,否则就是修正主义。一九五九年我被批后偷偷把稿子烧了,因为学校领导人在反右倾的总结会上重重地说:“将来如果发现党员教员再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极重处理,勿谓言之不预。”我不敢再保留文稿,免得成为罪证。而且此后我读史研究的重点就绕过这类“敏感”问题(旁注:这对我以后学术路子有影响,现在看,是使自己学风向务实方向走,是积极的)。

   “夹着尾巴做人”,一九五九年被用来批判我教育我的话,对以后我的思想影响长远。今天看来这句话有正反两面意义,现在没人提这句话了。我从积极方面接受了,既要夹尾巴,又要“做人”。要自律,但也要独立判断,独立思考。“文革”中,我“夹着尾巴”,红卫兵要被解放的干部表态参加“革命”,我始终坚持不表态支持哪一派红卫兵,我认为对立两派群众都是革命群众,要和解,而我是“犯错误干部”(那时干部分四类,一是红五类,二是较好,三是犯错误,四是人民外部。干部宁愿自居于“犯错误干部”一类,以示不是敌我矛盾),所以不应参加两派革命群众之间的所谓“路线斗争”。

   年纪大了以后,更觉得在学术上也有“夹尾巴”的问题,学术上有个自我定位,要自律,要谦和,要向学问大的人比自己的不足,要有乐于听不同意见的习惯,而不搞唯我独尊。多掂量自己分量之不足,不要沉湎于搞自我欣赏,搞独霸。有一次史学代表大会上要我发言,我说,史学界中青年一代已成长壮大,应当是学界主力,有少数可能已接近同领域的最高水平了,这是大好事。我借用当年朱升在朱元璋起兵后劝告的话送给中青年学者:“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解释说:“高筑墙”是学重功底,“广积粮”是覃思贵有源头活水,“缓称王”是学海无王。我把这三条送给中青年,只是把“缓称王”改为“不称王”。做学问一有了称王思想,学问就再也不能前进了,而且会掉下来。所以学问越长进,越要夹尾巴。要做人,要夹尾巴做人。我把自警自勉的话送给中青年同行,不少人感到有用。

   拨乱反正之后,我获得过去不敢奢求的机会,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和研究中。一九七九年我发表《释“王与马共天下”》一文,颇受史学界重视,这一年我已五十五岁。我想今后可能有二十年时间进行研究,不能不通盘打算。按通例,有成就的人文科学家,其学术顶峰都在五十岁左右,过此年龄一般都只能在已有成就上增添色彩而已,档次难于提升了。而我,不说五十五岁才从起跑线出发,以后能跑多远,我不知道。只是我内心定了几条规则,合理利用生命的这一阶段:一、把教学与科研结合,统一起来,写专题论文围绕着准备开设的专题课进行。二、科研尽可能打攻坚战,不能打游击战。一定要针对实实在在的问题,一定要有自己的心得见解,决不写零敲碎打和不痛不痒的文章,以免分散精力。我只按我的研究所及写文章,不接受命题约稿。不求多发文章,但每年至少要拿出一篇有规模的像样的东西让史学界来评议。这是自我促进。三、暂时不要扩充研究领域,但在已有的领域中要尽可能多垦辟一些荒地,填补一些历史空缺(旁注:毕竟是长期积累,才能取得近二十年这点成果。论文题有些竟是三十年前出现在脑中,等到现在才能有机会写出来)。

   回头看,我是遵守了自己的约束,但总成果不多。第一,论文和著作可说全都与教学结合;第二,比较安分守己,没有什么驰心旁骛,写的东西多属发微初探一类,言人之所未言,重复劳动并不多。至于质量,只有由学界来评说了。不过较好的势头只维持了十年,一九九〇年一场病使我健康状况大降,病后工作节奏不得不放慢,成果极少,加以暮年的自然衰竭,真正的研究只能结束在上个世纪之末,此后则只能是颐养了。

   学术上自我定位:

   一、二十年来只有三本著作,成果不多,但得到本学科相当程度的认可,这是社会对我最大的回报。

   二、高水平的史学家应是具有丰富精湛的知识,有通观历史全局的眼光。我是从夹缝中艰难成长的,不具有这种水平。高水平的历史学家要有高度的睿智,我也欠缺。

   三、我按自己条件所做的研究,注意到实事求是。我力求在一定的层次上发掘历史中的问题,尽可能做出辩证解释,以增益或启发认识。这方面,我的研究具有若干个人特点,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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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22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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