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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佩洛西风波”后,新时代两岸统一进程的新常态如何塑造?

更新时间:2022-08-20 19:26:28
作者: 田飞龙 (进入专栏)  

  

   “佩洛西风波”是中美关系、两岸关系与新时代世界秩序结构演变的分水岭事件,是“一个中国”原则之法理斗争与地缘政治斗争的极限交锋。

   佩洛西以霸权背景的“民主理由”践踏“一个中国”底线,中国则以“主权国家理由”展开综合性反制斗争,推进对台湾地区的军事控制和统一态势的加速形成。佩洛西风波客观上刺激加速了新时代两岸统一进程的新常态塑造。2022年8月10日,中央发布第三份涉台白皮书《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开启了以两岸完全统一为清晰目标的历史进程与行动框架,以“反台独、反干预、促统一”作为新时代国家统一的完整法理逻辑。

   8月2日之夜应该说是中美关系史、两岸关系史以及世界和平秩序史上的一个重大时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就是美国官方的三号人物,不顾中方一再反对,不顾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明确规定,悍然进入了台湾,也就是所谓的“访问”台湾。这是美国背信弃义的表现,可以说颠覆性地挑战了中美关系中关于台湾问题的基本共识和相互承诺。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佩洛西的冒险闯关给中美关系、两岸关系以及世界和平秩序均造成了巨大冲击。比如世界各个阵营、各方势力不得不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在美国涉台政策问题上表态站队;再比如中国政府必然会对台独势力及外部干预势力进行反制,通过法律打击惩治推动台独的各种力量。

   为了反制台独,大陆组织了环绕台湾全岛的前所未有的实弹演习。这一实弹演习当然是为了维护和平,打击台独势力,震慑外部干预势力,是升级化的维护和平、主张中国主权权益的正当行动。但是这一行动却不一定能够被台湾社会以及美西方较好地理解。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还需要进一步去加以法理澄清,理论斗争远未结束。

   台湾问题是一个足够复杂的问题,我们要从历史、法理、世界体系等多个层面和维度解剖它,了解其来龙去脉,才能对今日所呈现的地缘政治危机、中美关系危机、两岸关系危机、世界体系秩序危机形成透彻的理解。

   “佩洛西风波”与今年年初爆发的乌克兰战争,构成了二战之后欧亚大陆西端和东端重大的地缘政治波动事件。乌克兰战争标志着俄罗斯和北约之间寻求和平安全法律架构努力的失败,最终使乌克兰陷入战火,至今仍然是僵局,找不到合理的制度化的解决方案。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也重新用冷战思维、遏制战略来打台湾牌,将台湾乌克兰化,试图用台湾拖住中国民族复兴的进程,挽救美国霸权下沉的趋势。

   美国在欧亚大陆西部用乌克兰问题,在东部用台湾问题,分别遏制俄罗斯和中国正当的民族复兴以及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发挥。这背后透露出的就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这种霸权主义与联合国宪章、与多边主义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都是不符合的,只能带来大国之间关系的恶化、地缘政治的激烈动荡,以及相当广泛的范围内产业链的损害、人民经济生活及安全感的波动。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到的。

   具体到台湾问题上,我想首先从历史的维度来跟大家讲一讲台湾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它的性质是什么。我们只有知道它从什么地方来、经过了什么,我们才知道未来它会往哪个方向去。

   关于台湾问题的产生,中央其实已经论述得很清楚了:台湾问题是因民族积弱而产生的。在外敌入侵、内部动乱、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特定年代里,台湾作为原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体系的边缘部分,被外部势力侵占并进行殖民统治,与主体的政治秩序分离开来;反之,当中华民族重新强大起来,具有政治的聚合力、文化的影响力、对外部势力的反制力,台湾问题也会因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所以台湾是被分离出去,还是回归统一,亦或是处于目前既没有台独化也没有完全统一的中间状态,都是从民族弱乱到民族复兴转变进程的阶段性标志。这表明我们民族复兴确实还有非常艰难的最后一公里要走,不走完这“一公里”,台湾问题就不会得到顺利解决。

   所以,从民族弱乱到复兴的长期的历史演化史观来看,我们就可以理解到台湾问题的本质:它与民族复兴的波动周期有关,民族弱,则台湾有可能分离;民族强、民族复兴,则台湾一定回归。所以台湾必然回归表达的是对民族复兴的信心。

   结合台湾及其与大陆关系的具体历史来看,在晚清末年甲午战争时期,根据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台湾被割让给了日本,受到日本50年的殖民统治。这50年的殖民统治对台湾问题后来的国际化以及地缘政治斗争秩序的形成是有深刻影响的,因为日本因素对台湾社会、对台湾现代化进程、对台湾人的认知、对台湾透过日本而对西方世界形成的印象有着层层累积的影响。台湾的一些精英阶层对日本的情感和心理依赖,也是阻碍两岸和平统一的重要因素。

   经过50年的殖民统治后,台湾于1945年光复。但是,无论是228事件的爆发,抑或是台湾内部族群间逐渐两极化的撕裂对抗,都反映出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治理并没有取得成功。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台湾问题成为了内战遗留问题。台湾之所以还存在具有治理功能的类政府体系,是因为中国内战没打完。如果我们当初“宜将剩勇追穷寇”解放台湾岛,今天的台湾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台湾没有被解放,是因为当时我们的力量并没有强大到可以跨海作战直接解放的程度,也与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国家统筹朝鲜问题与台湾问题做出的战略权衡有关,当然美国的军事阻挠与冷战封锁是关键因素。

   所以,台湾问题是在整个民族复兴波动周期里、在国共内战的节点上被催生出来的。但是,1949年分治大陆与台湾的国共两党尽管有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却有共同的民族主义的政治基础,也就是“两岸同属一中”的观念,这也就为1992年的“九二共识”做了早期的铺垫。“九二共识”本质上是对1949年两岸分治时已经存在的民族主义共识的再确认。

   此后,经过岛内的民主化、民主巩固和政党轮替,国民党政权被本土化的民进党政权取代。这就使得岛内多党制的民主选举与本土主义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深度结合,再加上长期亲美并受美国控制,台湾逐步成为美国“准殖民地”,民进党循此进行相应的国际政治角色的自我设定。台湾岛内认同并且积极主张和追求统一的人士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下降,台湾的本土力量和亲美力量处于上升状态。岛内的民主选举并没有能催生出两岸和平统一的集体理性,而是产生了倾向于台独主义、本土主义的民粹化结果,对两岸统一产生了负面影响。

   从两岸关系之外的维度来看,台湾问题还涉及中美大国关系,也涉及在二战后的整个世界体系里国际法秩序的构造与斗争问题。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法秩序上主要体现于谁是一个中国真正的政治代表。1949年新中国建立,但由于种种国际政治因素,联合国的席位仍然被台湾国民党政权占据,经过不懈的外交努力和政治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71年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1年的联大2758号决议在国际法层面包括了两个主要内涵:首先,确认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治代表,台湾没有中国代表权。

   最前提性的问题是“一个中国”,在此前提下才讨论到谁是这一个中国的政治代表?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今美台势力削弱或颠覆2758号决议的企图,实际上是对国际法原则的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已经不仅仅是中国政府自我主张的主权原则,而是经过国际法程序以联合国大会决议的方式所确认的原则。2758号决议不容挑战的国际法地位也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主张一个中国、主张统一的正当性时,获得很多国家和团体支持的重要原因。

   在这次佩洛西事件中,我们也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和有关机构的负责人都明确发言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2758号决议,这显示出美台试图推动所谓的“台湾国际化”、甚至试图推动台湾重新加入联合国,制造所谓“一中一台”、两岸互不隶属的分裂主义政治图谋不符合国际法的原则和框架,是不可能成功的。

   从中美大国关系的角度来看,1979年中美建交的一个重要政治基础就是通过《中美联合公报》牢固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在该公报中,我国称“一个中国”为“原则”,也就是定海神针般的根本性准则;而美国的官方表述则称之为“一个中国政策”,“政策”似乎是灵活的、流变的。因此,从1979年开始,关于“一个中国”的内涵及约束力,中美之间就存在认知的差异。随着中美关系的大局、中美之间合作与竞争的比例的变化,这一认知差异的大小也在不断变化。

   改革开放之初,中美战略上相互需要:美国要依赖中国在对抗苏联方面施以援手;而中国改革开放也需要在经济建设上利用甚至一定程度上融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以,1979年中美建交时,台湾问题作为有一定共识的问题被搁置了下来,求同存异,客观上有一定的战略模糊性。

   在此之后,中国不断强化与巩固一个中国原则,并开展与美国的外交与话语斗争,美国却不断削弱该原则。美国关于一个中国政策的法律基础的建构具有内在的矛盾、暧昧以及机会主义的特征。

   例如,美国现在表述完整的一个中国政策的法律基础存在于三份文件中:其一是说给大陆听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其二是说给台湾听的所谓“对台六项保证”,其三是作为美国国内关于涉台问题之基本法律的1979年所谓“台湾关系法”。

   其中,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作为行政协议,在法律上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被美国的外交官和政策学者认为在效力上低于作为国会立法的“台湾关系法”。在2018年“对台六项保证”被纳入美国《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成为法律条款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相对地位再度下降。

   随着2016年特朗普上台,美方试图挑起“中美新冷战”,在一个中国原则问题上不断后退,不断增加对台军售,以及号召其盟友支持“台湾国际化”,在台湾问题上极限施压,不断挑战和触碰中美关系中关于台湾问题的底线。

   此次佩洛西窜访台湾,不过是美国以新冷战方式利用台湾牌极限施压的最新负面结果——只要美国按照新冷战的逻辑向前推进,就一定会走到像佩洛西窜访台湾这种极端对抗事件当中去,引发相应的地缘政治风险。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以合作还是对抗为主的晴雨表。佩洛西事件本身就表明,中美建立极端危险事件的战略护栏机制实际上已经失效。

   以上是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和法理上的曲折反复,只有了解了这些,才能明白今天各方到底在争执什么、为什么台湾是中国绝不能退让的核心利益,以及为什么民族复兴要跟台湾回归、国家统一挂钩。

   我们再回到佩洛西事件及其余波。从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政治内部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属于“经贸和解派”。经过两三年的贸易战,美国不仅没能敲诈遏制中国,反而使自己处于高通胀、产业链紧张的状态。经济界人士认为,只有修复与中国的经贸关系、缓和与中国的关税之争以及科技封锁等,美国经济才能得到有效的恢复,重获增长活力。

   很多企业家和智库代表都提出意见,认为美国如果寻求和中国脱钩,会对美国经济和领导力造成巨大损害,这种自残式的冷战是不可持续的,简单套用美苏冷战的经验不能挽救美国霸权下沉的危机,所以美国要转变思路,与中国缓和关系,更加精细理性地管理中美关系。由此可见,美国国内政治思想和利益颇为多元,仍有部分有识之士能够正确理解中美之间的优势互补以及中美极限斗争的损害。

但另一种声音更强势,可称为“体系冷战派”。美国国内还存在着相当一批冷战的鹰派和意识形态化的全球主义者,这些人在民主党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他们认为必须从霸权保卫战的角度、从文化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他们有深刻的危机感,认为如果不能在五年内遏制住中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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