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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军:唯物史观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坐标与世界意义

更新时间:2022-08-19 00:41:29
作者: 黄建军  
恩格斯指出,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的速度越快,也就会越快、越充分地实现其不可避免的后果:社会分裂为两个阶级——一面是资本家,一面是雇佣工人;一边是世袭的富有,另一边是世袭的贫困;供过于求,市场无法吸收日益增加的大量的工业品;不断重复出现周期——繁荣、生产过剩、危机、恐慌、慢性萧条、贸易逐渐复苏,这种复苏并不是持续好转的先兆,而是新的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先兆”。在唯物史观的历史逻辑中,资本主义既是现代化的结晶,也是现代矛盾的根源,当这种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就会造成“整个现代社会毁灭”。

   最后,西方现代化造成的最深层的问题是人的异化。在唯物史观的历史逻辑中,人的发展经历了三大形态: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自由个性。其中,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就是把人从传统的依赖关系卷入物的依赖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但又重新沦为资本的附庸,全面依赖于“物”。马克思认为,人对物的依赖是人的异化的表现,在这种形式中,“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人不再是社会关系的唯一主体,而是让位于物的逻辑,甚至对物进行崇拜。具体到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归根到底是对人的关系的撕裂和重置,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资本逻辑“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西方现代化造成的人的异化集中表现为人的劳动的异化和人的精神的异化。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人深受资本的控制,他的劳动表现为牺牲,他的精神受到“物欲”的侵染,“他的生命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现实化就是他的非现实化,就是异己的现实”。马克思深刻批判西方现代化诱发的人的问题,阐明了在资本主导的现代世界里人的关系表现为纯粹的物的关系。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坐标

   马克思揭示了西方现代化的生成逻辑、主要问题和内在悖论,建构了超越西方现代化的新道路,这条道路的历史原点即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扬弃资本逻辑的弊端,走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新路。从唯物史观的宏观历史视野看,中国式现代化就是马克思所设想的“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成功运用,其纵向历史坐标表现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其横向历史坐标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超越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串联式”现代化模式,成功走出了一条复合型的“并联式”现代化新道路。

   1.历史原点:中国式现代化是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现代化并不是定于一尊的独有模式,也不是以西欧和北美为蓝本的“欧化”或“美化”的模式,而应摒弃以资本为导向的道路,重新开辟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马克思揭示了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和发展逻辑,其真正目的是批判这一现代化的弊端,在此基础上论证了并非所有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都要必经“西方现代化”的阶段。特别是1877年,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宏观逻辑中进一步说明,不能将现代化进程“框定”在西欧国家,他极力反对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在马克思看来,西方现代化固有的弊端不可能通过其自身的调节得以消除,因为这种现代化本身就是建立在资本逻辑对人的发展的排斥基础之上的。马克思认为,西方现代化的弊端可以通过新的现代化道路加以“回避”,这条道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为前提。所以,“实现社会形态跨越的中国式现代化并没有违反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恰恰是它的具体表现”。

   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构想的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可能的。从人类现代化的类型来看,“现代化本身不像任何其他事物,它既有采用资本主义路线的现代化,也有采用社会主义路线的现代化”。马克思通过考察俄国公社发现,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不仅具备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阶段的可能性,而且其土地公有制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提供了可能。马克思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理论判断,绝非主观臆想,而是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考察所得出的事实判断。正如列宁所言:“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像一个自然科学家已经知道某一新的生物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才提出该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所以,在唯物史观宏观历史视野中,马克思构想了一条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路”,这条道路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走向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从实践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构想的“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理论的成功运用。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在性质上遵循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通过“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从而规避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种种弊端。列宁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式现代化正符合列宁的论断,这种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质在于,找到了一条既适合中国国情又遵循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现代化模式,成功把“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准确处理了“资本”与“现代化”的关系,最终激活了资本的文明面,开创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成功驾驭资本的现代化模式,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从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逻辑看,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不同的起点和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域中,社会主义现代化建立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的基础之上,它往往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水平和形态。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将科学社会主义置于中国实际所形成的“后发型”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发展逻辑中的现代化,是适合中国国情但又成功抑制资本负面效应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与马克思批判语境中的西方现代化道路截然不同,它在社会形态上的历史起点要高于西方现代化,而在发展方式和发展类型上又属于“赶超型”或“超越型”的现代化。

   2.纵向历史坐标: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

   回望历史,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所经历的现代化形态在历史时序上可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阶段:一是早期现代化阶段,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被迫卷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为标志的“被动型”现代化,这种现代化肇始于洋务运动,可以看作中国近代的“资本主义化”;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以主动建设“四个现代化”为标志,进而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过程。这两种现代化在中国历史时序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前者是“一个屡遭挫折的失败的现代化”,具有被动性、复合性、非自主性和非统一性特征;后者是现代化的另一番景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主动性、赶超性、自主性和统一性特征。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坐标中,中国式现代化特指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开创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起源于中国共产党从精神上主动步入探索现代化历史轨道的过程。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中,有两种典型的模式:一种是马克思现代化批判理论视域中的西方早期现代化,即“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另一种是后发国家由于外部世界的刺激和示范效应而推动的现代化,即“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在历史起点上属于后者,但是,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中国的现代化在初期的探索方式和建构模式上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其对中国现代化的探索和领导却经历了从“行为的被动”到“精神的主动”再到“行为的主动”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标识,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使中国人民在实践中“最终取得了政治的合法性,从而确立起中国现代性的资格与身份”。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探索现代化起于“精神上的主动”,这种主动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人自主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所构想的“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对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探索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独立自主进行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构想以及后来付诸的行动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独立自主完成的。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成功接力建构“四个现代化”所形成的发展道路。现代化在中国的开拓和发展,集中体现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四个现代化”的接力探索和实践推进,这种探索书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发展目标之中。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现代化”概念并指出:“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现在被我们废除了,或者即将被废除,在这点上,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起点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开启了国家工业化的发展目标。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正式提出“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并指出“我们一定可以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这说明,中国的现代化既没有以西方的现代化为蓝本,也没有完全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断,而是在中国特殊的国情和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四化并举”。同时,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显然,我们党从提出现代化开始,就把目标聚焦于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最终目的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更确切地说,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的现代化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中国的现代化在社会性质上属于社会主义,在社会形态上属于超越资本主义的全新的现代化模式。由此,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的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关联,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在邓小平看来,现代化具有多种模式,每个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而中国的现代化,只能依托社会主义,“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显然,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实际,从而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独特道路。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仿照他国模式建构的发展道路,而是从中国特点出发开创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基于邓小平的判断:“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中国的这种现代化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初级阶段,目的是追赶或超越西方现代化,“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在唯物史观的理论视域中,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是确立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相反,中国式现代化之“式”所蕴含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与中国国情相契合,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所推进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我们的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当然我们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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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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