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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政军:再论一二九运动的历史走向及其成因

更新时间:2022-08-19 00:40:28
作者: 肖政军  

  

   摘 要:1935年末,在日方策动与地方实力派配合下,“华北自治运动”达到最高潮,国民党南京政府与地方实力派间的博弈亦白热化。在此种复杂情势下,在中共地方组织领导下,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学运之初,基于不同政治考量,国民党南京政府与宋哲元对学运的态度存在分歧。然而,国民党当局既难以满足学生的政治诉求,其直辖区域的党政组织也无力领导学运。随着华北局势逐渐稳定,国民党南京政府与宋哲元对学运的态度最终达成一致。一二九运动在双方合力制裁下最终陷入低潮,但国民党政府的权威和形象也因此受损,这客观上为平津等地的中共地下党恢复组织、扩大影响提供了契机。

   关键词:国民党南京政府;宋哲元;一二九运动;华北事变

  

   1935年末,日本加紧了对华北侵略,并暗中策动地方实力派,企图实现“华北自治”。“华北自治运动”直接促成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并对其走向产生了极大影响。“五四”以来,举凡大的学生运动,多与派系政治有关,一二九运动亦是如此。因此,若要对一二九运动进行全面立体的历史考察,就必须对运动发生时的客观环境,特别是对与之相关的各主要政治力量间的关系有所了解。

   一般而言,组织领导者是决定学生运动能否发动以及声势大小的关键因素,但运动的发展样态及其走向,也与当时的外部条件有密切关联。此前讨论一二九运动的论著,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作为组织者的中共及其领导的爱国学生, 采取的是“镇压—抗争”研究范式,或从“左”右路线斗争的角度来论述评价,但很少关注运动发生时的外部政治环境。近年来,虽有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探析一二九运动,但其研究对象仍主要是运动的组织领导者或参与者。也有学者注意到一二九运动中的镇压者及被镇压者内部均有不一致之处,以及国民党南京政府与宋哲元在处理学运一事上的差异,但诸多观点值得商榷。总的看,既有研究对一二九运动中镇压者一方的考察略显不足,或有提及,也多是从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视角出发,将地方实力派宋哲元作为主要考察对象,但对国民党南京政府这一同样重要的镇压者却有所忽视,更未深究镇压者内部的复杂关系对学运走向产生的具体影响。

   一二九运动发生的背景颇为复杂。《何梅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南京政府势力撤出北平,宋哲元为自身利益,借日方力量与之讨价还价。地方实力派与日方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成为学生运动爆发的导火索。宋哲元当局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先后残酷镇压爱国学生运动,可谓一丘之貉。但考虑到双方在“华北自治运动”前后的矛盾与冲突,同为镇压者的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割据平津的地方实力派,在应对同一场学生运动时自有不同的考量与举措,进而影响运动的态势。特别是当一二九运动向南发展,席卷上海、南京、武汉等南京政府统治核心区域时,这些地方的国民党当局应对如何,同样会影响南京政府对于学运的态度。本文拟在利用相关档案文献的基础上,参引新闻报刊及时人书信、日记等史料,考察彼时复杂的政治格局如何影响一二九运动历史走向,特别是由此产生了何种历史后果,以期加深对这一重要事件的认识。

   一、学运前奏:“华北自治运动”从幕后到台前

   1935年6月《何梅协定》签订后,国民党中央军及党部撤出河北,西北军系宋哲元部利用丰台事件,借机取得了北平的实际控制权及“平津卫戍司令”的名义。不过宋哲元所欲非限于“卫戍平津”,其幕僚萧振瀛7月初就表示希望能任命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委以冀察全权。不过,国民党南京政府对宋哲元“既阻新命,又复多方要挟”颇不满,即原命宋哲元为陕甘宁边区“剿匪”总司令,但他欲就冀察绥靖主任,后又要求保留察哈尔地盘,南京政府原已同意,不料宋又要北平市,蒋介石极不满意,故“从而中止”。此种矛盾下,宋哲元进一步利用日本压迫国民党南京政府,希冀取得相应名义,但借助日援又不得不考虑由此可能产生“失道”的政治风险,不敢公开“自治”。南京方面则因中央军与国民党党部均撤,在宋哲元不公开叛国的前提下,亦难以进行实际的牵制。

   随着时间发展,局势愈加僵化。是年10月至11月,南京方面两次派参谋次长熊斌赴北平与宋哲元部磋商,宋哲元亦于10月12日派代表赴开封与蒋介石面谈。宋哲元方面希望国民党南京政府能立即予以“金钱、器械”之援助。但蒋介石只与宋方代表讨论战后地盘安排的问题,即中日开战后宋方若“不能在河北占住”,则以河南、陕西为其地盘,对援助问题则避而不谈。宋哲元认为,中日关系尚不明朗,所谓的战后地盘安排只是“空洞的纸张”。宋哲元在意的是当下如何与日折冲,援助问题才是其关注所在。因在核心问题上始终未能达成一致,宋哲元对南京政府的不满日益增加。11月9日熊斌再次北上,遭到敷衍冷落,萧振瀛“拒不与见”,会谈毫无结果。

   如果说此前“自治运动”尚是暗潮涌动,那么随着10月至11月间双方矛盾进一步升级,“华北自治运动”开始由幕后走向台前。实际上,河北事件、张北事件发生后,由于秘密外交与新闻管控,“没有一家中国报纸敢登载全世界皆知的事实”,政府亦“没有一声微弱的抗议”。北平报界名流华觉明在致何成濬的电报中谈道:“北方报纸不敢登载反日文字,即对伪国亦称满洲韩人。”胡适于日记中频叹“时局沉闷的可怕”,可以说正是彼时舆情的写照。王世杰也对胡适说,“此种局势倘再延长而扩大,不出一二年,奴毒必普及一般政治、军事、知识阶级,商人更无论矣”,认为政府应立即摒弃“秘密外交”的做法。此外,由于“自治运动”尚在秘密酝酿,华北时局表面上呈安谧之状,一般民众也难以感知国难之刺激。当时即有人认识到,正是因为华北实亡而名存之状态,民众才“以为地犹未失,昏睡如故也”,不如东四省“名实俱亡”能激发爱国精神。宋哲元借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之机,于11月12日发表通电将“自治运动”推向台前,要求中央“结束训政,开始准备实施宪政”。土肥原贤二借此大做文章,扬言此电“为华北组合之第一步”。此事立时引起社会关注,如燕京大学教授邓之诚就觉察到此电“尚别有文章”,即宋哲元之电明为鼓吹“宪政”的进步舆论,但在“自治”风潮高涨的特殊情势下,“结束训政”实际上暗含积极“自治”之意。《大公报》主笔王芸生也为友人劝诫,切勿响应“取消党治,改变政制”之舆论,称此为“中国再分裂之兆”,并断定地方当局酝酿“自治”,必借此题发挥。11月15日晚,张季鸾同样劝对宋哲元尚抱有希望的胡适“莫作此想”。

   随着日军增兵山海关,宋哲元方面加紧营造“自治运动”的气氛,与之呼应。宋哲元此时一方面向南京政府表明“不即不离”的立场,换取其某种程度上的让步;另一方面,考虑到由此可能产生的舆论压力,连日与部下“研拟捷效方式”,以“适合一般舆情”。此种“捷效方式”首先为制造舆论,宣称“自治”是华北各省当局共同意见,营造声势。国民党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即得悉萧振瀛对记者虚称晋鲁两省均赞同“自治”,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代表亦称此全是萧振瀛自导自演。冀省主席商震也报告称,此类流言是萧振瀛擅自发表,并推测宋哲元日内必有“特殊之举动”。萧振瀛同时利用“伪民意之各团体”,逼迫国民党南京政府给予相应名义,转移舆论压力和政治责任,计划“来日大难,咎在中央”。

   平津素为全国文化重镇,学者报人云集,入主北平为时尚短的宋哲元想要推行“捷效方式”,必与操诸舆论公器的平津文化名流发生关系。然而,在彼时国难加深情况下,连陶希圣等自由主义者都因“受了日本武力压迫的刺激”,内心的民族思想“一朝炽盛”,“从国际主义者转而重视这国界”,“自治”主张自然难以成为主流知识界的共识。另外,蒋介石自1932年复出之后,也有意与知识精英改善关系,罗致大批名流学者入阁,赢得一批人的好感。如胡适即对罗隆基称蒋介石为“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渊”,钱端升也认为国民党应在“一个最高领袖之下团结起来”,而最高领袖只有蒋介石最适宜。如张季鸾这样的报界大亨,亦为“新政学系”所重,是蒋介石“不露面的对日问题顾问”,并多次替国民党南京政府与宋哲元方面斡旋、探听消息。此外应特别注意的是,此时国民党中央军及党部虽撤出平津,但各高校及研究院所仍多为教育部辖制,经费由南京拨给。宋哲元虽欲引导舆论,也颇难得到在地文化名流之支持。

   11月19日,萧振瀛宴请胡适、傅斯年等在地文化名流,名义上就华北局势交换意见,实际上“是为日本招降,至少是要北平教育界闭口”。萧振瀛等为攫取冀平政权,故意酝酿“人心不安之空气”,并称中央对河北地方“不管不顾”,是“逼其投井”。《大公报》记者汪松年亦称,此会召开是为讨论成立“防共自治会”,萧振瀛在会上为南京政府此前罢免宋哲元一事“喊冤”,目的在“得平津教育界人士之同情”。北平社会局长雷季尚也极力夸大日方压力,称冯玉祥已来电表示“中央决无办法”,希望教育界能够支持宋哲元方面的“自治”主张。然而胡适、傅斯年等人表示,“政府力纵薄弱,亦应苦为支撑”。萧振瀛于是出言威胁,称若公然反对,则人身安全将发生问题。不料,在场人士“以国家危险个人牺牲不成问题等语答之”,双方不欢而散。

   19日会议后,平津文化名流更有意彰显自身立场,“华北自治”问题亦逐渐成为舆论焦点。蒋梦麟、梅贻琦等在平各大学校长于24日公开发表宣言,表示“坚决反对一切脱离中央或组织特殊政治机构的阴谋及举动”,不料此宣言被平津当局扣留。12月1日,胡适发表《华北问题》一文,再次申明立场,表示萧振瀛19日对文化界所作的“一不侵犯主权,二不干涉内政,三不侵占疆土”的保证实际上并不能实现。12月2日,平大校长徐诵明等又公电南京政府,表示平津各报所载要求“自治”之舆情皆为汉奸假造,“各界民众毫无脱离中央另图自治之意”。直到12月7日,胡适等教育界名流觉“自治”事已无可挽回,但仍“决定发一电与中央,请令何敬之(即何应钦,字敬之——引者注)勿走”,在知道何应钦已拟定办法并决心南下后,还坚持“又发一电,措词颇严厉,仍主前说”。

   不过,真正将华北问题置于公众舆论焦点的还是《大公报》停刊事件。11月30日,宋哲元发表公电,称“似非因势利导,别有以慰民望、定民心之有效办法”,意图借民意宣布“自治”。《大公报》12月3日发表社论回应此电,劝诫宋哲元勿托词民意:“宋司令及其干部若另有自信,应公开述其真相,以己之身负责行之,不可诿为民意之要求。试问中国良民谁要求其国家分裂者!”平津当局对此反应更为激烈,当即查禁《大公报》。不过张季鸾对《大公报》刊发社论以致封禁之事,并不诧异,甚有刻意之嫌。张季鸾致胡适函中就称,其原计划“出现分裂举动之日,即自动停刊”,对停刊处分“拟不特别疏通,暂时听其自然”,有意使事态继续发酵,胡适对此举亦颇能体会,称张季鸾为“射雕老手”,“一发即中伤要害”。

   张季鸾的“听其自然”反倒使事态往“非常”方向发展。《大公报》被查封使平津局势成为舆论焦点,各系报纸纷纷谴责平津地方当局。这一系列事件无疑为南京方面宣示权威、向宋哲元施加压力提供了契机。国民党南京政府所属各报立即发表社论,称赞教育界的态度,响应北平市教育界通电。《中央日报》质问平津当局:“平津市上所谓自治运动的荒谬传单招贴,到处可以分送,所谓自治运动的请愿及演说,地方当局可以不加干涉;而独于保全主权领土的言论,立刻雷厉风行予以扣报的处分,平津究竟还是否仍为中国土地?”南京政府通令所辖各机关,“保障正当舆论,崇法治而重民意”。南京政府此时通令保护舆论,不点名地批评某地方机关“妄意扣留报纸”,实是指向封禁《大公报》一事。在此压力下,北平当局不得不允许《大公报》复刊。

从12日通电至《大公报》停刊风波,随着宋哲元与南京政府及倾向南京立场的在地文化名流间矛盾的发展和公开化,“华北自治”问题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引起学生注意。不过,学生群体对于政治内情的了解显然不及胡适等文化名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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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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