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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应旺:毛泽东《论持久战》蕴含的时代观

更新时间:2022-08-18 18:22:55
作者: 曹应旺  
“是两个互相关联又互相对立的阶级”。其中,“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在半殖民地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而在半殖民地中国的资产阶级,它既有软弱性的一面又有反侵略的革命性的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根基在于通过工农联盟把农民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关键在于处理好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他们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而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个统一战线就表现为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中国已经结成了广大的统一战线,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只有坚持统一战线,才能坚持战争;只有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战争,才能有最后胜利。”“中国制胜日本的主要条件,是全国的团结和各方面较之过去有十百倍的进步。中国已处于进步时代,并已有了伟大团结,但是目前的程度还非常之不够。”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团结和进步是统一战线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不讲团结,把民族资产阶级推到对立面去,就不能有抗战和民主革命的胜利。不讲进步,不能发挥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和领导力,更不可能有抗战和民主革命的胜利。

   中国处于“进步时代”的第四个标志,就是《论持久战》讲的“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内的反动统治是靠军队维持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也是靠军队进行的。维持反动统治的旧军队不能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由于武器装备不如人,更由于政治上的腐败而战斗力低下。因此,《论持久战》中有一章集中论述“妥协还是抗战?腐败还是进步?”其中指出:“国内政治的改进,是和抗战的坚持不能分离的。政治越改进,抗战越能坚持;抗战越坚持,政治就越能改进。”这个政治上进步的一个突出方面是有政治上进步的军队。

   这个政治上进步的军队是人民之中的、和人民团结在一起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毛泽东指出:“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这个政治上进步的军队是尊重士兵的官兵一致的军队。毛泽东指出:“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

   这个政治上进步的军队是瓦解敌军、宽待敌军俘虏的军队。毛泽东指出:“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

   这个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1937年 10月 25日,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介绍了八路军政治工作三个基本原则,即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毛泽东指出:“国民党的军队本来是有大体上相同于今日的八路军的精神的,那就是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时代。”“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毛泽东写《论持久战》时重申,抗日战争的胜利“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

   中国处于“进步时代”的第五个标志,就是《论持久战》讲的“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

   这个“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主要指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中国革命所取得的经验。如果没有这些经验,“也将不会有抗日的胜利。这是国内的条件”。这个“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其一,有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作为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但教条主义是从指导思想上阻碍马克思主义发挥作用的拦路虎。1930年 5月,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到陕北后,毛泽东先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具体军事研究上,强调“削足适履,要打败仗”,并提出“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接着,毛泽东又在《实践论》 《矛盾论》中对人类认识和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进行研究,从哲学层面强调要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十个月后,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抗日战争进行了深入研究。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到《实践论》《矛盾论》,再到《论持久战》,反映了毛泽东具体——抽象——具体的研究过程,也可以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发展的过程。

   其二,有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我们党对政治路线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深化了对领导权、武装斗争以及发动和组织农民重要性的认识。土地革命战争以后,中国共产党深化了对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关门主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认识。到陕北后,毛泽东对这条政治路线作了进一步阐释。“这就是共产党和红军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论持久战》中强调进步的时代因素,就是强调有了中国共产党,强调“中国制胜日本的主要条件,是全国的团结和各方面较之过去有十百倍的进步”,就是强调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其三,有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我们党以建立农村根据地为依托,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人民群众的支持作为开展武装斗争最重要的条件。在斗争中,根据敌人强大和红军弱小的状况、指挥红军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通过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逐步削弱敌人力量、增长红军力量。毛泽东指出:“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抗日游击战争,“这件事是同时代进步到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一事分不开的,是同共产党和红军的存在分不开的,这乃是问题的焦点所在”。这里所说的“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问题的焦点所在”,同《论持久战》所说的“全部问题的根据”、“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的根据”一样,都是特别强调时代问题的重要性。正是由于有了人民战争的经验,所以《论持久战》重视动员全国的老百姓,走依靠人民的全面的抗战路线。正是由于有了十几年以弱抗强的经验,所以《论持久战》重视持久战并以游击战争作为关键支撑。

   三、《论持久战》对时代和局势的分析所产生的历史影响

   《论持久战》蕴含的时代观,从时代、时局、时势的高度,批判了对于抗日战争的各种错误认识,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广大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论持久战》通过对时代因素的分析,向全党全国充分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全面战争为什么必然失败。中国能够进行持久战并最终打败日本,重要原因在于当时日本已处于“退步时代”,中国正处于“进步时代”;日本在国际上是失道寡助,中国在国际上是得道多助。日本帝国主义鼠目寸光,缺少对时代的清醒认识,把日本还看成上升时期的日本,把中国还看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盘散沙的中国。《论持久战》指出:“敌人一向看不起我们,东四省得了便宜之后,加之以冀东、察北的占领,这些都算作敌人的战略侦察。他们得来的结论是:一盘散沙。据此以为中国不值一打,而定出所谓‘速决’的计划,少少出点兵力,企图吓溃我们。十个月来,中国这样大的团结和这样大的抵抗力,他们是没有料到的,他们把中国已处于进步时代,中国已存在着先进的党派、先进的军队和先进的人民这一点忘掉了。”

   《论持久战》通过对时代因素的分析,向全党全国充分说明了中国处于“进步时代”最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处于“进步时代”的所有特点都与中国共产党密切相连。一是,“进步时代”的政治的进步,就是能够动员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这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得到。中国共产党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所以共产党全力推行动员民众的全面抗战路线。反观国民党,“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说深入”。这是国民党脱离民众,推行片面抗战路线的表现。二是,“进步时代”的军队的进步,就是能够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三项政治原则。这三项政治原则只存在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之中。国民党军队存在着“胡干的‘捉兵法’、‘买兵法’”,“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三是,“进步时代”的战略战术的进步,也是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应以运动战为主,而国民党则以阵地战为主,招致了重大损失;敌我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是转变的关键,这个敌后游击战争“是新时代中领土广大、人民进步、有先进政党和先进军队的情况之下的革命战争的特点”。这一切都充分说明,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

   《论持久战》通过对时代因素的分析,向全党全国充分说明了国民党具有两重性,要力争其向抗战、团结、进步的方向走,警惕其向投降、分裂、退步的方向走。国民党在历史上曾发挥过进步作用,如 1924年至 1927年的北伐战争中国民党是顺应时代向进步方向走的。但 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的国民党是逆着时代向倒退的方向走的,搞“攘外必先安内”,“围剿”共产党和红军,对日本侵略东北实行不抵抗政策。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是在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走上抗日的进步道路的,在 1937年、1938年也作了不少努力。但是,国民党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的进步是有限度的进步,与抗日战争的要求差之甚远。《论持久战》指出:“由于阻碍进步的因素即腐败现象之存在,这种进步是缓慢的”,“国民党的各方面的不良现象是严重地存在着”。后来的历史证明,《论持久战》中的认识和判断是正确的。武汉失守之后,国民党向消极抗战、分裂、退步的方向发展。1944年 4月,毛泽东指出:“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共产党以五年半的苦战奋斗,得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结果。这一种情况,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

   总之,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充分而深刻地阐明了这样的道理: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能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凝聚起来,就能通过游击战争的这一关键支撑把持久战进行下去,就能够实现由弱到强的转变进而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一些不敢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认为“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的错误观点的产生,首先是时代观上出了问题,只看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力量的暂时弱小,看不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看不到中国处于进步时代的根本因素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看不到抗日战争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这种进步力量领导的基础上。《论持久战》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同其他抗战党派和全国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团结一切力量,战胜万恶的日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放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放弃独立自主,放弃十几年以弱抗强积累起来的人民战争和游击战争的经验和本领,后来中国的命运就要改写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时代进步和历史发展的需要。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就一定能够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而这正是我们今天重温《论持久战》蕴含的时代观的重要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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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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