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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山林:如何认识经济思想的“谱系”

更新时间:2022-08-18 09:20:07
作者: 伍山林  
2007)。

  

   四是航海条例。在重商主义的经典时代,英国执行航海条例被认为是这一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是,早在经典时代开始之前的一百多年,英国就已颁布并且实行了航海条例。在“百年战争”初期,英国舰队在斯鲁伊斯海战中击败过法国舰队,但在后来的英法海战中,英国失败了,丧失了制海权。1381年,英国颁布历史上首个航海条例。它要求英国商人雇用本国商船运输货物,违法者的货物将被没收,国王从中分得三分之二,举报者分得其余三分之一。这个规定一是可为本国商船确立稳定的客户,进而发展本国的航运业;二是可通过发展商船队,为英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壮大奠定经济和人力基础,以实现国家军事目的。第二年,这个条例就得到了修正。例如,处于外国港口的英国商人,在找不到足够英国商船的时候,可以雇用外国船只运输货物。在15世纪末期,英国对航海条例又做了很多修改。由此逐渐发展,最终形成了英国重商主义经典时代的航海条例(以1651年《航海条例》为标志)。鉴于航海条例把贸易与海军发展联系起来,并且在英国崛起中起了重要作用,也就变成了重商主义的支柱性政策。

  

   由此可见,在英国重商主义的前经典时代,重商主义思想已有零星表述但尚未形成体系,体系初成的重商主义政策已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我把前经典时代的起点确定在14世纪中叶的主要理由是,对英国经济后续发展影响至深的羊毛和呢绒出口,在那个时候因相关重商主义政策(关税和人才政策等)而发生了转折性变化。④如果把条件放宽一些,英国重商主义的前经典时代的起点还可再往前推一推。

  

   三、后经典时代

  

   在英国,一方面,进入19世纪之前,作为重商主义对立面的经济自由主义已经孕育出来,并且出现了像《国富论》那样的集大成之作。另一方面,进入19世纪之后,一些重商主义政策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而是继续发挥作用,尽管这样的政策屡遭经济自由主义者的质疑。在一段时间里,一些重商主义政策甚至还加大了它的力度。下面主要谈两个方面。

  

   第一,关税保护政策一度大为加强,直至19世纪中叶英国才转变为自由贸易政策。恩格斯(1965a:414)指出,现代工业体系即依靠用蒸汽发动的机器的生产,就是在保护关税制度的卵翼之下于18世纪最后三十多年中在英国发展起来的。这就指明,关税保护政策对现代工业体系在英国的率先出现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人可能认为,进入19世纪后,英国在工业上已开始处于全球引领者地位,它可能开始放松贸易管制,关税率会趋于下降。但是,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Imlah(1958:122,159)给出的数据表明,18世纪末至19世纪20年代初,英国关税率是趋势性上升的,并且在19世纪20年代初达到了60%这样的畸高点,只是自此以后开始趋势性下降,至19世纪中叶达到了自由贸易水平。

  

   这里,特别重要的是,这样高的关税率固然保护了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但对英国出口很不利。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生产能力不断提升,英国国内狭小的需求,逐渐满足不了生产能力的日益扩大,以至扩大出口成为释放庞大生产能力以及避免工业资本利润率持续下降的不二选择。这样一来,要求降低进口关税的呼声就逐渐从产业资本家或他们的代理人那里发了出来。他们希望政府改变旧有的关税政策,为英国经济内外循环顺畅发展提供必要的助力。这样的声音是从两个方向发出来的。一个方向是,对英国过高的(进口)谷物税表达不满。因为由来已久的谷物税,使谷物在英国维持不合理的高价。这既推高了产业工人的生活成本,也对产业资本家的利润增长构成了制度性挤压,唯一得利的是土地所有者。于是,从19世纪30年代末开始,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和约翰·布赖特(John Bright)领导的“反谷物法同盟”无论在自由贸易的宣传上,还是在推动政府降低乃至取消对进口谷物的征税上,都起了关键性作用。另一个方向是,针对进口商品关税问题,要求政府主动降低税率,并且以此为由(作为筹码),要求贸易对象国也相应地降低进口英国商品(工业品)的关税率,以便扩大英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工业品的出口。他们提出的口号,便是“自由贸易、和平与善意”。这种通过扩大外循环来释放英国工业生产能力和提高英国工业资本利润率的思路,其实可以作为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所说的“空间修复”的一个例子(哈维,2019:116—125)。只不过在哈维那里,修复的是经济危机,在这里,修复的是英国工业利润率趋势性下降。总之,从资产阶级利益角度来看,需要对关税政策作出方向性调整。沿着上面两个方向,力量进一步壮大的英国资产阶级,在19世纪40年代取得了重大的政策性突破:其一是1842年,英国政府较大幅度降低了进口关税率;其二是1846年,英国政府取消了《谷物法》。再经过一系列关税政策补充,到19世纪中叶,在英国历史上通行了500年的关税保护(重商主义)政策,终于被自由贸易政策所替代。例如在19世纪50年代,英国进口商品的关税率进入了不高于20%的时代,自由贸易被当作基本国策;此后,逐渐进入关税率不高于10%的真正的自由贸易时代。1860年英法两国签订《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更是被视为由英国引领的欧洲自由贸易时代来临的标志性事件。

  

   第二,航海条例的废除标志着英国国力已经达到了至高水平,自由贸易开始成为制衡和限制他国实力发展的无形手段。在维持帝国战略上,英国历史上存在有形和无形两手。有形的那一手,指的是通过殖民政策开疆拓土,凭借力量而使其他国家臣服,在不平等基础上,使作为宗主国的英国收获各种各样(经济、政治、军事等)的利益。无形的那一手,则与之不同,它是通过英国与其他国家基于平等地位的更具有柔性的自由贸易方式,以英国具有先进生产力作为基础性条件,和平地攫取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当然,在这种重大战略转变的背后,其原因又是复杂和多元的。正如Kenwood and Lougheed(1971:80)所说的那样:从十分真切的意义上来说,自由贸易学说只是其时代的产物,因为当它成为一个国家的信条时,该国正对自己的实力充满信心,自信能够在夺取市场的斗争中,打败所有竞争对手;同时该国又受自然环境的约束,被迫依赖世界其他地区获取其很大一部分食物和原料的供应。从打造帝国这个角度来看,19世纪上半叶是一个过渡期,即从有形帝国主义阶段,逐渐转变为无形帝国主义阶段。这种过渡,是与经济战略思想转变联系在一起的。对此,从斯密《国富论》中,我们可以找到系统的前瞻性表述。单纯从经济思想演进角度来看,则是从重商主义时代转变为自由贸易时代。

  

   在经济政策意义上,我把19世纪上半叶称为重商主义的后经典时代,这是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酝酿和形成时代。一方面,因为它发生于重商主义的经典时代之后,重商主义政策尽管屡遭质疑,但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因为真正的自由贸易时代还没有全面开启,尽管自由贸易政策已得到了很多讨论,并且取得了初步成功。就这里想要说明的航海条例而言,具体体现在以下两点。其一,重商主义的航海条例,从经济与军事相结合的角度,早已助力英国的崛起。很早即具有雏形并且至1651年已系统化的航海条例,在后来相当长时间里也使英国受益匪浅。不过,英国人由此形成了固定思维,进而为19世纪初期强征美国商船海员并且引发始于1812年的英美战争埋下了祸根(刘博庆,2016)。其二,在工业革命进程中,英国的经济、军事实力进一步发展壮大。在18世纪,英国的海运已经具有了无有其匹的竞争力。进入19世纪后,英国已具备放松乃至全部取消航海条例的客观条件。继1814年、1823年、1846年相继放松航海条例中的部分内容后,到1849年大部分航海条例被废止了,并且于次年开始生效——尽管这个条例在国会中仅以173票赞成对163票反对的微弱多数得以通过(波斯坦、科尔曼等,2004:25)。到1854年,存续了差不多500年的航海条例终于被取消了。

  

   航海条例是一项重要的重商主义政策,即使在像斯密那样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看来,它的存在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斯密看来,海运是一个特殊产业,它是国防之必需。他认为:“大不列颠的国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有多少海员与船只。所以,大不列颠的航海法,当然力图通过绝对禁止或对外国航船课重税来使本国海员和船舶独占本国航运业了。”(斯密,1974:34)端赖海运和国际贸易过去长期得到的多方面支持,在1815年之前的1个世纪中,英国皇家海军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此后,英国皇家海军的数量虽然有所减少,但其战斗力,有时可能是排在它后面的3到4个国家的海军战斗力的总和(肯尼迪,2013:159)。这样一来,在19世纪中叶,与商品市场上的进出口关税的下调一道,在国际海运市场上英国也将像航海条例那样的政策性限制取消了。流通环节限制的消除,为英国在生产环节发挥强大的技术或生产力优势,提供了跨越国境限制并且延伸至世界各个角落的有利条件。

  

   四、分期及相关问题

  

   第一,关于英国重商主义分期问题。在既有的英国重商主义分期中,16—18世纪可被视为经典时代。对此,学术界分歧并不大;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可以说存在广泛的共识。例如,李新宽(2008)从思想角度认为,1500-1750年是英国重商主义时期,其中1500年至17世纪20年代是雏形期,17世纪20至90年代是成熟期,17世纪90年代至18世纪50年代是完善期;马涛(2017:414)认为,重商主义可以追溯到1500-1776年,但没有指明针对的是英国;马格努松(2001:1—2)认为,17—18世纪(具体则是1624-1750年)是重商主义时期。在上述基础上而将英国重商主义向前或者向后延展的,也不乏其人。例如,布罗代尔(1993:599)认为,重商主义萌芽于14世纪;贾根良和张志(2017)将15世纪至19世纪30年代作为英国重商主义时代;Whittaker(1960:31)将1485年至19世纪上半叶视为英国重商主义时期。上面诸说,各有所本。在这篇短论中,我要做的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将英国重商主义的开始时期再朝前推一推,将其初步定位于14世纪中叶。这样,14世纪中叶至1500年这一个半世纪,就是英国重商主义的前经典时代。这里,我特别倚重的,主要是在那个时候,英国已经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并且取得了重要成果。另一方面,将英国重商主义结束的时期再往后推一推,像Whittaker(1960)那样,认为英国重商主义至19世纪中叶才告结束。这样,19世纪前半叶就是英国重商主义的后经典时代。

  

我主要是从经济政策角度作此延展的。在英国重商主义的前、后经典时代,就思想而言,或者是还没有成型,或者是再无实质性进展。⑤这就牵涉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在经济思想史意义上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各种各样的“主义”?有人认为,所谓主义,是从体系化思想角度来说的,从政策角度很难谈什么主义。如果这样理解是恰当的,我们也就有必要在英国重商主义经典时代基础上,前后再往里各压缩半个世纪。也就是说,从思想上把重商主义时期界定为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这样的话,基于思想的重商主义在英国也就只存在了200年。这里,姑且不论英国重商主义的后经典时代,彼时重商主义的思想已被人们熟知,新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已经形成并且在日益扩大其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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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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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思想史学刊》 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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