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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学:欧美经济思想史的意识形态谱系(下)

——基于自由主义类型的分析

更新时间:2022-08-18 09:18:30
作者: 杨春学  
不论最初的法定权利界定给谁,通过私人谈判和交易,都可以获得一种有效率的结果。科斯于1960年发表的经典论文《社会成本问题》,是基于外部性的相互性质而提出上述论点的(科斯,1990:75-129)。自然地,这种论点是以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为前提而得出的论断。

  

   科斯本人明确地指出,真实世界的交易成本是不可能为零的。他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中说,“我倾向于把科斯定理当作通向分析正交易成本经济体的垫脚石。在我看来,科斯定理的意义在于:它动摇了庇古体系(Pigovian system)。因为标准经济学理论假设交易成本为零,科斯定理则表明:庇古方案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是不必要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交易成本为正时,政府行为(诸如政府经营、管制或补税、征税等)不能产生比依赖个体在市场中的谈判更好的结果。我的结论是:让我们来研究正交易成本的世界。一旦我们从零交易成本的王国走向正交易成本的王国,则法律体系(legal system)的至关重要性就立竿见影”(科斯,2014:10)。也就是说,科斯所要反对的是把税收、补贴和管制视为处理市场运行中真实存在或臆想中存在的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他多次强调,选择市场还是政府或其他方案,取决于每一种方案的交易成本。这是需要就具体案例进行细致研究的问题。一般而言,市场方案的交易成本会低于其他方案。但是,当交易成本特别高时(例如空气污染问题),选择政府管理的方案可能会更好。如果市场方法和政府方案的成本都大于收益,最优的选择就是放弃。

  

   科斯对自己的观点有着明确的限定,且强调运用市场也是有成本的。但是,他的追随者似乎就不那么谨慎了。他们不顾科斯对生产的制度结构的强调,也不管科斯定理存在的争论。似乎科斯定理已经给在外部性领域(包括公共物品)中重建“自由市场”提供了充足的理论基础和正确的政策思路。按照他们的理解,以庇古税来纠正外部性是一种有损经济自由的方式,而通过明晰产权,则可以借助市场本身或非市场的私人谈判机制——“社会机制”——来处理外部性问题。更有甚者认为,像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这类外部性的存在,并不是市场失灵的表征,而恰好反映的是政府失败,即它未能确定和保护市场赖以确立的产权制度。(74)追随者的这类运用也不能完全归罪于他们的理解。事实上,科斯本人就偏爱市场的方法,强调大多数管制机构的活动是有害的。科斯定理最大的问题是,它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产权界定给谁,涉及的不仅是效率问题,还是财产和收入的特定分配问题。

  

   (二)布坎南与公共选择学派

  

   布坎南把公共选择理论的思维方式总结为三个要素,即方法论个人主义、理性选择、作为交换的政治,也就是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运用于分析政治活动,把政治视为交换的一种类型。布坎南及其追随者把经济人假设运用于分析政治家、官僚和选民的行为,自认为有了重大的发现,即“政府失败现象”。具体地说,政治家、官僚并不会自动追求公共利益,甚至也不是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官僚会为谋求本部门最大份额的预算而奔忙,政治家则会为谋求在选举中获胜或连任而奔忙。从这种角度来看,政府及其部门不过是私人利益的集合体。理性的自利行为也支配着国家的政治活动和政府的行为。相应地,在政治领域,也存在一只无形之手。但是,这只手绝然不同于经济市场中的无形之手,只会使干涉主义给政治和经济生活带来破坏性的影响。在经济市场中,市场本身就隐含着促使个人的自利行为走向互利的强大机制。这类机制包括自愿交易的互利性、优胜劣汰的自由竞争。与经济市场不同,在政治市场中,同样的自利行为不仅不会带来整体利益的增进,反而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因为,在政治市场上,政治成为了一种交易,一种国会议员与特殊集体之间的交易;而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一种非生产性的寻租行为。这就是国家干涉主义的真相。

  

   受这种理论“发现”的影响,学界出现了一大批文献,致力于研究政府干涉的各个领域(勒帕日,1985:154-189)。借助于对各个领域“政府失败”案例的经验研究结果,他们提出了“重建自由市场”的建议。大多数经济学家只是提出各种类型的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政策方案,布坎南及其追随者则要求对政府本身进行政治改革。他们认为,西方国家的政府实际上是一个民选的独裁机构。要改变这种局面,就需要明确“有限政府”行使权力的潜在空间,并对之施加一种明确的“立宪”限制,设计出一种能把政治参与者的自利行为引向对共同利益的追求道路上的政治秩序。布坎南(2012)力图证明自由的个人可以通过达成社会契约,形成某种介于无政府和利维坦式政府之间的受约束的、有限的政府。他认为,这种社会契约在“立宪”阶段要遵循“一致同意”原则,或者说,只有对“立宪”规则的确立求助于“一致同意”的规则,才可能有效地制定出相当于实现“帕累托最优”的政府活动空间的规则。

  

   “政府失败”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可以让我们洞察某些公共管理的动作机制。但是,布坎南及其追随者却把这个概念变成一种反对所有政府干预主义的特有辩护性工具,对政府失败现象进行了过度的解释,对国家和政府行动缺乏正面的评价,淡化市场失灵,借以提出放松管制(自由化)、私有化的主张。自此之后,那些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人士就放弃了在市场失灵问题上的防御姿态,转而运用“政府失灵”的概念,对政府在市场失灵领域的干预行为采取了进攻的姿态。

  

   (三)新奥地利学派

  

   这一学派的头号精神领袖是米塞斯,哈耶克则是第二号精神领袖。这一学派之所以能在20世纪70年代走上主流经济学的舞台,是因为哈耶克于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75)这一学派最初是以批判社会主义的形象登上经济学界的舞台的,并逐渐走向批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道路。

  

   新奥地利学派对市场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内在关系,做出了比弗里德曼更为清晰的分析和论证。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柯兹纳(2012:56)认为:不仅市场的运行有赖于个体自由,而且只有在自由市场的背景下,一个社会才可能有真正的个体自由。对这一观点的论证主要依赖于这个学派所提出的市场过程理论和自发秩序理论。在市场过程理论中,根本就不可能出现以均衡模型定义的那类“市场失灵”。因为,市场本身就是包含着时间、不确定性、发现、试错、竞争的复杂过程,其间,人们因为真实时间内生的无知问题的影响而必然会出现失败。但是,这种失败是动态的市场过程的内生现象,并不是真正的市场失败。所谓的“市场失灵”政策,只会阻碍自发秩序的扩展。即使存在“市场失灵”,那也是超出政府治理能力的。

  

   事实上,这一学派的成员内部在新古典自由主义的信仰上存在细微但含义差异较大的区别。最具体的例证是,米塞斯喜欢用“自由放任”来表达他的主张,哈耶克则一直避免使用这一用语。哈耶克一再强调,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基于自由的原则来维护法律和秩序,但不限于此。他坚持认为国家不仅仅是“一种强迫性的工具”,也是“一种服务机构”。(76)米塞斯则把国家仅仅视为一种社会强制性的暴力工具,并强调通过市民社会的资源就可以满足慈善和其他社会需要。追随米塞斯脚步的那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基本上信仰的是自由主义的激进形态,罗斯巴德走向了全面反对国家的无政府主义道路。

  

   1.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温和派

  

   哈耶克对“自由市场”理念的第一个重要贡献是,从经济思想史上的斯密、门格尔等人著述中挖掘出“自发秩序”这个概念,并使之成为个人分散化的“默会知识”的认识论和分析基础,从而成为了为自由社会和自由市场进行辩护的重要思想。“自由市场”是自发秩序的典范。但自发秩序不限于此,而是广泛地存在于传统、道德、习俗之中。这些自发秩序也是个人自由的良好基础。个人自由,既是自由社会的产物,也是自由社会不断拓展自身秩序的源泉。这是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的重要观点。哈耶克更强调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由市场。只有在自由市场社会中,才可能形成不断拓展的自发秩序。哈耶克对自发秩序的无条件赞美当然是有问题的。作为人类行为无意识间造成的结果,自发秩序是否称心如意,完全取决于人类据以行动的规则和制度类型,以及人类是否真的拥有其他的替代方法。

  

   哈耶克对“自由市场”理念的第二个重要理论贡献是,对价格机制提出了一种崭新的解释,从而为自由市场辩护提供了一种坚实的基础。在《经济学与知识》(1937)、《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1945)、《作为一种发现过程的竞争》(1968)等论文中,他提出了对经济学影响最大的观点:价格机制是校正和传递信息的有效工具,正是这种机制使市场成为一种能成功地解决复杂的资源配置问题的制度安排。价格机制之所以能发挥这种神奇的功能,就是因为它会记录下参与者在市场活动中留下的那些零星的、分散化的“默会知识”,并通过对这些知识进行编码、整合,创造出以价格形态出现的共同知识。或者说,通过市场交换和竞争行为,价格以其特有的形态,把个人的“默会知识”转化成了一种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可以利用的群体性新知识形态。这种新知识可以为所有人利用,从而克服个人的无知,使所有人的“默会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

  

   哈耶克对“自由市场”理念的第三个重要理论贡献是,一再强调在市场分配中根本就不存在“社会公平”这样的问题。按照哈耶克的观点,以基尼系数等表达的具体收入和财富分配模式,根本就不存在“公平分配”或“社会正义”的问题。“正义”或“公平”这类概念只适用于评判人的有意识行动,讨论支配市场交换的一般规则。收入分配是市场过程的自然结果。虽然它源于个人的行动,其中,相关的技能、运气、出身、受教育程度、机会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它并不是某些人有意谋划的结果。虽然每个市场活动者都怀有自己的意图,但是,市场最终会带来什么样的分配结果,却并不是任何人事先安排和谋划的产物。在这种意义上,市场既无法提供社会正义的结果,也无法提供社会非正义的结果。不论自由市场经济会带来多么不平等的分配,只要不违反支配市场秩序的一般规则,它们都是公正的。在他看来,福利制度与个人自由是相冲突的,根本就不存在一种支撑这种制度的所谓“社会正义”。这一观点成为新古典自由主义攻击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

  

为什么我们把哈耶克视为温和派?因为,他曾明确地指出,对于自由主义事业危害最大的,莫过于某些自由主义单纯从某种经验主义出发的顽固态度,而尤以“自由放任”原则为甚(哈耶克,1997a:24)。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有两个最突出的特征。(1)他认为评判政府干预的本质(即是否与自由制度相容)的最重要标准是,法治是否支配政府的经济政策。法治意味着,政府的所有活动都要受事先确定并公布的规则的约束。哈耶克寻求的是令政府任意行使权力最小化的制度。在他看来,以法治为本的政治秩序具有最高的生产效率。“动辄诉诸不干涉原则,往往也会导致下述结果,即从根本上混淆那些符合自由制度的措施与那些不符合自由制度的措施之间的差异。”(哈耶克,1997b:281)(2)基于经验,哈耶克对现代福利国家的基础提出尖锐的批评,但他也否定“最小政府”的观念,他肯定国家在纠正“市场失灵”的某些方面有必要的职能。按照他的思想,这类政府职能可以被视为波普尔所说的“零星的社会工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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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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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思想史学刊》 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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