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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启扉:美国司法豁免认定权的配置及其启示

更新时间:2022-08-18 08:46:52
作者: 张启扉  

   内容提要:司法豁免认定权是在跨国诉讼中对外国被告是否享有司法豁免进行认定的权力。在美国,司法豁免认定权之配置一直徘徊于行政部门与法院之间,该权力的配置变化经历了法院相对独立认定、遵从行政部门豁免建议、法院主导行政部门辅助认定这几个重要阶段。导致司法豁免认定权产生配置问题的内因在于司法豁免认定权的混合权力属性以及该权力主体的复合性;外因在于被诉国政府的施压、美国行政部门的风险研判、法官自身的政治偏好以及美国法对司法豁免认定权配置的规制张力。对于美国司法豁免认定权配置的实践,中国可从中得到两方面启示:一方面,中国被告在美国被诉时除积极运用美国法进行管辖权抗辩外,应审慎对待行政部门的豁免建议;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的国家豁免立法应当构建司法豁免认定弹性机制,允许行政部门对外国司法豁免问题发表意见,合理配置中国的司法豁免认定权。

   关 键 词:

   美国司法豁免认定权  国家豁免立法  《外国主权豁免法》  对外关系法  涉外法治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美国法院受理了多起针对中国的涉疫追责索赔起诉,意图利用诬告对中国政府以及其他中国被告进行讹诈,中国在美国法院的主权豁免问题成为了学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同时,中国亦有三十余位全国人大代表于2020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期间联名呼吁我国加紧制定《国家豁免法》,以维护我国国家及自然人的利益。①面对美国的追责索赔诉讼以及制定《国家豁免法》的现实需求,学界有必要对美国的主权豁免制度以及我国的国家豁免制度进行再审视。

  

   过往,中国学界对豁免问题的研究较着眼于主权国家对豁免立场的抉择以及国际法和国内法上豁免规则的演进与比较②,对于司法豁免③案件中的程序性问题关注相对较少。而在程序方面,“法院地国政府就豁免问题向法院提建议”的现象则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问题,法院很可能在外国被告的司法豁免问题上遵从行政部门之决定进而引发争议,因而对此进行研究具有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美国的有关实践则最为丰富,在美国,这一现象表现为行政部门在跨国诉讼中向法院提出“豁免建议”或“利益声明”,对外国被告的司法豁免问题发表意见,行政部门的意见将对司法豁免认定的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在美国法院受理多起针对中国的新冠疫情索赔诉讼的背景之下,更加凸显了对美国在豁免认定中的“行政介入”与“司法遵从”研究的重要性。事实上,中国学者对此已经展开了一些研究,早期的研究成果更多地停留在对现象的归纳与描述④,而近期的研究成果则尝试对这一现象进行理论解读⑤,但它们主要是尝试论证“行政介入”的正当性,而缺少对法院的回应方面的研究。对此,本文基于现有的研究基础并结合美国的司法实践,提出“司法豁免认定权”概念⑥,从权力配置的视角切入,对美国有关司法豁免的实践进行研究。

  

   本文首先梳理了从美国建国初期至晚近以来司法豁免认定权在美国法院与行政部门之间的配置变迁史,再归纳总结该权力何以需要在美国法院与行政部门之间进行配置以及为何会发生配置的变化,最后为中国应对在美国被诉以及中国国家豁免立法建言。

  

   一、普通法时代的美国司法豁免认定权配置

  

   《外国主权豁免法》(Foreign Sovereign Immunities Act,FSIA)生效以前,美国法院处理司法豁免问题的主要依据是判例。在普通法时代,美国司法豁免认定权的重心总体上从法院转移至行政部门,到1940年前后,美国行政部门成为司法豁免认定问题的实质主导机关。

  

   (一)法院相对独立地进行司法豁免认定

  

   在美国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法院能够相对独立地进行司法豁免认定。在Waters v.Collat案(以下简称科罗特案)⑦中,法国殖民地瓜德罗普的私掠者乔治·科罗特(George Collat)以行使统治者权力为由,将一艘美籍双桅船Kitty号作为战利品进行了没收,后被诉至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科罗特认为自己是代表法国政府行使权力,美国法院无权对争端进行司法管辖,并将此事告知了法国全权公使约瑟夫·福歇(Joseph Facuchet),福歇随即致信美国国务卿埃德蒙·兰道夫(Edmund Randolph),希望美国行政部门出面制止法院的司法管辖。⑧然而,兰道夫在回信中写道,这起诉讼似乎是被法律允许的,诉讼程序如何进行由我国法院决定,而非外交使团,被告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也需要在法庭审判之后才有结果。⑨时任美国总检察长威廉·布拉福德(William Bradford)也拒绝介入审判。⑩本案中,行政部门拒绝介入审判,因而法院能够独立地、未受外交因素影响地完成对科罗特的豁免认定。

  

   类似的情形在Parnell & Stewart v.Sinclair案(以下简称辛克莱案)中亦有发生。英国私掠者亨利·辛克莱(Henry Sinclair)因拿捕行为被诉至美国弗吉尼亚法院,辛克莱主张拿捕行为经过英王政府的授权,所以不受美国的司法管辖。英国就该案向美国政府交涉,时任美国国务卿蒂莫西·皮克林(Timothy Pickering)向总检察长查尔斯·李(Charles Lee)寻求法律意见。(11)李在给皮克林的回信中表示自己不会介入诉讼。回信中主要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如果被告是奉一个主权国家的命令行事,那么其奉命从事的行为所引发的争端不受美国的司法管辖。第二,依据美国宪法法律的规定,这类争议需要由法庭依法裁决,行政部门不能够干预私人与辛克莱之间的争讼。(12)从李给皮克林的回信中可以看出,在美国的分权体制下,行政部门认为不能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法院。

  

   然而,行政部门的立场在The Cassius案(以下简称卡修斯号案)中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法国政府就本案的管辖问题向美国政府抗议,时任美国国务卿兰道夫与宾州地区检察官威廉·罗尔(William Rawle)探讨了该案中的法律问题以及可能引发的外交危机。(13)在罗尔看来,不论是扣船还是对戴维斯实施管辖都欠妥当,强行推进法律程序很可能导致战争。(14)然而,罗尔的做法与前两个案件中的检察官不同,依据当时的美国法,罗尔无法代表法国出庭,但他认为有必要让法庭了解行政部门以及法国政府的立场和关切。于是,他以维护美国利益的名义向法院提交了一份“建议”,其内容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方面,罗尔提及美法两国关系和平友好,本案深刻关涉美国的利益与和平。另一方面,行政部门的法律意见认为,美国法院缺乏对案件行使司法管辖的依据,希望法院能够解除对卡修斯号的扣押。(15)罗尔向法院递交“建议”的做法具有开创性,它为后续行政部门向法院在司法豁免问题上提出建议创造了先例,构成了涉及司法豁免认定的普通法组成部分。然而,这不意味着美国的司法豁免认定权力重心转移至行政部门,因为法院并未遵照该建议的内容进行审判。

  

   在The Schooner Exchange v.Mcfaddon案(以下简称交易号案)中,法国驻美大使(臣)请求美国时任国务卿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介入诉讼并解除船舶的扣押。门罗则表示自己会与费城地区检察官沟通,同时表示美国政府无法控制法院的决定。(16)案件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后,马歇尔大法官也未否定检察官亚历山大·达拉斯(Alexander Dallas)提交的“建议”,这为行政部门在后来的案件中继续递交豁免建议保留了空间。他虽然参考了卡修斯号案中的先例,没有否定行政部门提交建议书的做法,但却回避了法院对建议书的效力认定问题,也没有在判决书中采纳建议书中的观点。(17)

  

   (二)从相对独立转向遵从豁免建议

  

   在后续的一些案件中,司法豁免认定权的重心虽仍在法院,但是一些法官开始对司法豁免案件可能导致的对外关系风险产生担忧,并逐渐开始主动地向行政部门寻求豁免建议。到了20世纪40年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认了法院需要绝对遵从行政部门出具的豁免建议的判例法。自此,美国行政部门开始主导司法豁免认定,司法豁免认定权力重心从法院转移至行政部门。

  

   1.法院开始倾向于寻求行政部门的建议

  

   在The Florence H案(以下简称弗罗伦斯号案)中,美国行政部门没有向法院递交豁免建议,于是法院需要独立进行豁免认定。汉德(Hand)法官虽然认定被告不享有豁免,但他在判决中写道:“法院若是单纯地依照法律对隶属于法国政府的船舶以及船员进行司法审判不会使法院陷入窘境,但是这么做很可能在外交上给美国带来麻烦。”(18)他甚至认为,如果把司法豁免认定看作是一种外交层面的判断,那么这种事项在美国法院不具备可裁判性。(19)类似地,霍格(Hough)法官在the Maipo案(以下简称迈博号案)中尽管认定了被告能够豁免于美国的司法管辖,但也在判决中表达了与汉德法官相似的担忧。他认为,涉案船舶的公有性质认定是不可司法的,而是外交的。他指出,若是继续推进司法程序,很可能让美国法院成为引发战争的罪魁祸首。(20)

  

   在The Pesaro案(以下简称皮萨罗号案)(21)中,纽约南区法院法官就商用外国公有船舶是否能够享有司法豁免的问题主动向行政部门寻求建议。(22)美国国务院认为不适合给予商船以豁免权,并将此建议经由司法部转递给法庭。法院在判决中虽然采取了和国务院一样的立场,即商用外国公共船舶不享有豁免,但是判决中并未显示它是因为尊重国务院建议而作出这样的判决。

  

   以上案件中法官的态度和做法实际上反映出联邦法院对于司法豁免认定权的掌控出现了松动,有意将权力“分享”给行政部门。

  

   2.法院转向对行政部门建议的绝对遵从

  

The Navemar案(以下简称内瓦马尔号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哈兰·斯通(Harlan Stone)大法官首次在最高法院判例中确认了行政部门豁免建议对法院具有约束力。他在判决中指出,如果行政部门在豁免建议中“承认并许可”外国政府的豁免主张,那么法庭便有义务将船舶解除扣押。(23)斯通大法官似乎也在强调分权原则,一旦行政部门在豁免建议中对主权豁免问题进行了明确表态,那么行政部门的建议就优先于法院基于习惯国际法所作的豁免认定。(24)斯通大法官关于内瓦马尔号案判决迈出了法院转移司法豁免认定权归属标志性的一步,而在Ex Parte Peru案(以下简称秘鲁案)中,斯通则更进一步地将司法豁免认定权的“重心”推向行政部门。他在判决中直言:“该案的核心问题已经不在于联邦地区法院能否行使司法管辖权,而在于法院已经通过扣船行为行使的司法管辖是否应当依据‘最高实在法规则’而撤回。”(25)这项“最高实在法规则”具体是指:法院不能因行使司法管辖,扣押友国财产,而致使美国负责对外关系的部门难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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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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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经济法学刊,202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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