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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道路”问题的 儒家正义论思考

更新时间:2022-08-15 22:12:34
作者: 黄玉顺 (进入专栏)  

  

   【摘要】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本义是指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第一种历史形态即原始社会。因此,“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不是一种特殊主义的叙事,而是普遍主义的叙事;不是一个共时性概念,而是一个历时性概念。就其普遍性而论,作为归纳诸多不同民族历史的一种抽象,“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是“公有制”与“专制”的结合,它与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不可能、也不应当简单对应,既不能简单对应于“周秦之变”以前的封建制度,也不能简单对应于“周秦之变”以后的帝制。就其历时性而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既然是人类社会的原始形态,就不应当、也不可能是人类社会的现代形态和未来形态。根据儒家正义论的原理,寻求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不可能、也不应当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道路。

  

   “中国道路”不仅是中国人关心的重大问题,也是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各国关注的重大问题。《文史哲》编辑部举办“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道路”高端论坛,为我们更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契机。这里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的[ 汉译文献主要见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我们的讨论决不能脱离马克思提出这个概念的本意;而另一方面,我们讨论的主旨乃是“中国道路”,决不能脱离中国历史的实际、儒家思想的传统,而应当展现儒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一、“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本义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国际国内政治思想界和学术界一直争议不断(从1920年代到1980年代)。仅以《文史哲》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为例,童书业1951年发表的《论“亚细亚生产方法”》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原始社会[ 童书业:《论“亚细亚生产方法”》,《文史哲》1951年第4期,第14?17页。];日知(林志纯)1952年发表的《与童书业先生论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古代东方奴隶社会[ 日知:《与童书业先生论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文史哲》1952年第2期,第20?22页。];杨向奎1953年发表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是独立的经济形态,而是残留在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里的原始公社制度[ 杨向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文史哲》1953年第1期,第32?41页。];等等。本文无意评介这些争论;对于我们这里的论题来说,首先应当回到马克思提出这个概念的本意。

   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最经典的论述,见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3页。]

   根据这段论述,我们可以确定“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两个基本特征:普遍性;历时性。已有学者指出:“亚细亚生产方式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它的原始性,指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初的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属于人类历史的发轫期;一是它的普遍性,即它是全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决不因有‘亚细亚’之名而局限于某一特定地域,诸如亚洲,或者东方,或者欧洲以外的地区。”[ 志纯、学胜:《怎样理解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世界历史》1979年第2期,第13?21页。]

   (一)“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普遍性

   首先应当确认:“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是一种特殊主义叙事,而是一种普遍主义叙事。马克思说亚细亚生产方式乃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之一,这里表述的“社会形态”显然并非特指欧洲以外的任何地方,而是遍指整个人类社会。正如已有学者指出的:“按马克思的原意,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是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都曾有过的,而且又都是原始的形式。”[ 林志纯:《日知文集》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583页。] 我同意这一派学者的观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是指人类社会的一个普遍存在的阶段。[ 参见:童书业:《论“亚细亚生产方法”》,《文史哲》1951年第4期,第14?17页;田昌五:《马克思恩格斯论亚洲古代社会问题》,《历史论丛》1964年第1期,见田昌五《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志纯、学盛:《怎样理解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世界历史》1979年第2期,第15?21页;《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第3?24页。]

   这派观点可以追溯到20世纪前期,“郭沫若……1936年他在《社会发展阶段之再认识——关于论究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一文中,又对自己的观点稍作修改,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是‘奴隶制以前的阶段的命名’。……接着,王宜昌在1936年发表文章,认为:所谓‘亚细亚生产方法’或‘东洋的社会’便是指内部无交换发生的原始‘共同团体或原始共产制度’。王亚南在1936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纲》一书中,也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是原始社会”[ 王向远:《中国“理论东方学”与“亚细亚生产方式”七十年定位定性之争》, 《东疆学刊》2019年第4期,第1?11页。]。这些观点之间尽管存在着差异,但都倾向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所指的并非东方或中国的特殊的社会形态,而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社会形态。

   马克思本人曾谈到:

   近来流传着一种可笑的偏见,认为原始的公社所有制是斯拉夫族特有的形式,甚至只是俄罗斯的形式。这种原始形式我们在罗马人、日耳曼人、赛尔特人那里都可以见到,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印度遇到这种形式的一整套图样,虽然其中一部分只留下残迹了。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会得到证明,从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人所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的公社所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版,第22页。]

   这段话表明,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的公社所有制同时也是其他民族共有的原始所有制形式。恩格斯也指出过这种普遍性:“其实,土地公社所有制这种制度,我们在从印度到爱尔兰的一切印欧族人民的低级发展阶段上,甚至在那些受印度影响而发展的马来人中间,例如在爪哇,都可以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版,第618页。] 因此,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里的‘亚细亚’决不是什么地理名称,而是基于对世界历史深刻研究抽象出来的一个形容词,用以概括地指一切文明民族在其历史初期都曾经经历过的一个阶段。”[ 志纯、学盛:《怎样理解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世界历史》1979年第2期,第13?21页。]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必须从分析《序言》的主旨入手”,即“《序言》所阐明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是对整个人类社会而言的,所揭示的历史客观规律贯串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是历史的普遍规律”;因此,“‘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原始所有制形式并非亚洲所独有,而是也存在于‘欧洲各地’。这就表明:亚细亚的原始所有制以及由此构成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西方都曾经历过的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之所以用‘亚细亚’命名,只不过是为了说明它的原发性”。[ 卢钟锋:《“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与中国文明起源的路径问题》,《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160?172页。]

   既然“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不是一个特殊性概念,而是一个普遍性概念,这就意味着决不能将这个概念引向“中国道路”问题,因为“中国道路”这个概念恰恰与之相反,并不是一个普遍性概念,而是一个特殊性概念,即是与“非中国道路”特别是“西方道路”相对而言的。简言之,作为普遍主义叙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作为特殊主义叙事的“中国道路”之间不存在对应性。

   (二)“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历时性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马克思的表述中,“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不是一个共时性(synchronic)概念,而是一个历时性(diachronic)概念;马克思并不是在横向地比较欧洲与非欧洲或西方与东方,更不是在比较西方与中国,而是在纵向地描述整个人类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明确地说,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是“土地所有制的第一种形式”[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725页。];而“[所有制的]第二种形式(古代的所有制形式——引者注)……不像在第一种情况(亚细亚生产方式——引者注)下那样”[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728页。]。

   马克思在这里所列举的几个历史阶段,与人们所熟知的斯大林表述的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之间,大致是这样一种对应关系:

   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现代资产阶级的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7页。原文:“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

   当然,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是原始社会还是奴隶社会、抑或是两者之间的过渡阶段、甚或是封建社会等问题,存在着争论。[ 参见王向远:《中国“理论东方学”与“亚细亚生产方式”七十年定位定性之争》, 《东疆学刊》2019年第4期,第1?11页。] 有学者甚至说:“所谓‘亚细亚国家’就是这样一个与其说是事实判断、不如说是价值判断的概念”,因为“在当时实证资料有限的情况下,上述见解实际上是从那些学者对自由的价值追求中逻辑地推出的。……这种描述到了后来的‘五种社会形态’说中,就面临严重的解释困难。根据斯大林时代的理解,‘专制国家’和‘奴隶制’只是‘私有制’的产物。而‘无私有’的、或者一切皆为‘公社’的状态则被涂上了‘平等’的玫瑰色:或者是未来理想的‘共产主义’,或者是据说为人类本初状态的‘原始社会’,而后者除了物质贫乏、‘生产力很低’外,在道义上似乎很美好:那是个‘无阶级’、‘无剥削压迫’的‘原始民主’、‘原始共产主义’状态。而马克思的‘亚细亚’却把‘无私有’、‘共同体’、‘公社’和骇人的‘专制国家’、‘普遍奴隶制’挂了钩。这在‘五形态’中往哪儿摆呢?你说它是‘原始社会’吧,它又充满‘剥削压迫’,你说它是‘奴隶社会’吧,它又没有‘私有制’,而且马克思明明是把它摆在初始位置,而不是继‘原始社会’之后的‘第二阶段’。”[ 秦晖:《教泽与启迪:怀念先师赵俪生教授》,《南方周末》2007年12月26日。]

无论如何,就马克思本人的表述来看,“明明是把它摆在初始位置”,即是指的“第一种形式”或“第一种情况”,亦即人类经济社会的第一种形态,这是显而易见、毫无疑问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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