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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士颍:“河洛”批评与自觉——基于黄宗羲、黄宗炎的《河图》《洛书》批评及再研究

更新时间:2022-08-15 19:44:54
作者: 胡士颍  

  

   提要:“河洛”问题是黄宗羲、黄宗炎兄弟易学、图书学批评的首要内容,也是以此形成儒学、历史文化批评的重要落脚点。他们以经书为本,求证“河洛”的真实面貌,梳理“河洛”与儒学发展的学术史脉络,驳斥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河洛”学说。黄氏兄弟的“河洛”检讨,反映了“河洛”问题的复杂性。对垒各方均面对考证、解释的难题,并于解构与建构上各显其能。二人的锐意批评及反思、反抗意识,颇受近世学者青睐,但当下之研究则将“河洛”置于尴尬之境地,几乎视同糟粕,须当再行反思。“河洛”批评及其再研究,是涉及图书易学、哲学、历史、考据、辨伪等诸多方面的重要研究议题,同时也是以此探讨文化自觉、传统重建等宏大问题的具体切入点。

  

   先秦典籍中有关“河图”“洛书”(简称“河洛”)的记载甚为寥寥,但汉代以后对“河洛”的叙述、阐释和讨论从未间断,以至史料层累、横议频出、卷帙繁多。黄宗羲、黄宗炎是其中坚定的批评者,前者所论言简意赅,后者增益扩展,辞气峻厉,二人相互补充,对“河洛”之说形成叠加冲击,影响深远。他们以经书为本,对所涉“河洛”记载予以分析,严词驳斥汉宋诸说,就“河洛”与易学、儒学、儒道关系等进行反思批评;同时,黄氏兄弟的“河洛”之说也暴露出观点、论证方面的诸多缺陷,对“河洛”内涵与历史发展的认知、解释亦有明显不足;但他们立足“河洛”所呈现的观点论证、批评意识、经世面向引发后世持续关注和讨论,多被现代学者肯定,不失为“河洛”研究,乃至学术思想批评史上的代表性事件。黄氏兄弟之“河洛”批评及再研究,一方面可就经典认知、思想阐发、价值追求、文化批评等多个方面继续探讨;一方面亟当对“河洛”问题在现在学术、思想、文化体系下的处境进行反思,既从中获取文本解读、史料分析和学术批评的经验,又切实思考如何认识传统、重估传统,进而获取进行文化自觉和文化重建这一系统性工程的历史经验、学术路径和思想方略。

   一、“河洛”批评的内容与指向

   黄宗羲、黄宗炎本之经书,申明“河洛”为地理方册,澄清“河洛”与《周易》的关系,全力驳斥汉宋“河洛”之说,以极为鲜明的观点、较为严谨的论证,产生了很好的论辩效果。更重要的是,他们敏锐发现“河洛”之说产生、演变中的问题,并且就此对儒学、儒道思想加以批判,使“河洛”成为经学、儒学和文化问题讨论的焦点。

   “河洛”之说,初极简单,然而屡经学者阐述,致其文献繁杂、真伪交织。黄氏兄弟力排众说,首先明确有关“河洛”的可征可用的文献范围。黄宗羲认为,儒家经书中仅《尚书》《周易》《论语》和《礼记》四种言及“河洛”,其中直接涉及“河图”“洛书”的仅《易传》一种,即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周易·系辞上》)。此为“河洛”文献出处与讨论的核心来源,也是“河洛”问题提出与争讼的发端;基于《尚书》的记载,黄氏兄弟论证“河洛”原本,作为其说的重要支撑;《礼记》在他们看来,乃汉人所作,不足为凭。

   确定以经书为本,对二人而言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一者出于坚定执着的儒家价值信仰,欲在乱世之中以孔子与六经作为拨乱反正、重塑文化信念的根本;二者经书确为被普遍信奉的历史记载,是厘清“河洛”问题本原最为关键可靠的原始文献,由此研判经书与其他众说,在儒学系统内达到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效果;三者,黄氏兄弟对传统学术思想史有着强烈的批判意识,六经在他们看来是孔子删定、无可非议之圣学,后世增列之经难以媲美,附于“河洛”之上的汉之谶纬、宋人演绎和明儒因袭之举皆遭摒弃。黄宗羲斥责九流百家窜入《周易》致使《易》之本意反晦,宋代图书之学穿凿附会,不合圣经,并“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见朱铸禹校,第219页)。回归六经,在儒家内部既是经常被用以批评异说的论辩之法,也是建立和形成共识的有效途径,黄宗羲、黄宗炎的“河洛”学说之所以在清初以至很长时间内获得认可,与此有莫大关系,同时也是明末遗民从孔子与六经入手重建民族文化信念和个体精神价值的普遍需求。

   “河图”“洛书”究为何物?是讨论“河洛”无法绕开的巨大难题。黄宗羲、黄宗炎援以《尚书》,通过类比、推理,认为“图”“书”为地理方册之书。《尚书·顾命》载有“河图”,云:“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黄宗羲指出:“《顾命》西序之‘大训’,犹今之祖训,东序之衢,犹今之黄册,故与宝玉杂陈。不然,其所陈者为龙马之蜕与?”(《黄宗羲全集》第9册,第4页)即通过梳理句意、词类,确定《河图》在圣人作《易》时已有之,并且此类地理风物之书,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存在,“王室东迁,天下版籍不隶于职方,河不出图矣”。(黄宗炎:《图学辩惑·河图洛书辩》)推之于《洛书》,黄宗炎指出:“《河》有图籍可稽,《洛》有文书可考,是天下之方物土产形于地者,圣人系于卦爻之辞,而取则之。天垂象,指仰观天文而言;出图书,指俯察地理而言。天高无所亏蔽,即其垂而可象;地远则多阻隔,未必尽能步履,故赖图书以代耳目闻见也。”(黄宗炎:《周易象辞》卷十八)此外,黄氏兄弟认为刘歆、朱熹等将《洛书》与《尚书》“洪范九畴”联系在一起则难以成立,“夫洪者,大也;范者,法也。犹言治天下之大经、大法也”,所谓“九条”,即九条治天下之大法;所谓“畴”,即沟洫之谓,“名之曰‘九畴’者,即井田九百之意也”。(黄宗炎:《图学辩惑·河图洛书辩》)由此推知,孔子所言“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是因为孔子不见“河洛”,“无以知其盈虚消息之数”;孔子之时,《易》已完就,假使“河洛”是画卦依据,那孔子便不会因为“河不出图”而心生感慨。所以,“观于《论语》,而《图》《书》为地理益明矣。”(《黄宗羲全集》第9册,第4页)

   黄氏兄弟通过解读经文,指“河洛”为地理方册,有其重要意义,其意义至少表现在图书学、易学、儒学三个方面。

   图书学方面,除还原“河洛”的真实面目,还以此批评后世流传的先天图、后天图,以及依附于“河洛”的各种图式与解释。辨明“河洛”,是黄氏兄弟图书学批评的开启之端、首重之论,其他批评之观点、方法,或以此为基,或与之有密切关系。

   易学方面,黄氏兄弟激烈反对圣人作《易》参照“河洛”之说,认为后世流传的“河洛”图式及解释非《易传》原有之意。汉以后,很多儒家学者把“河洛”作为《易》之摹本,将“河洛”视为天启与祥瑞,从神秘、灵异的角度加以阐说。黄氏兄弟证以本经,援引“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周易·系辞上》),“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周易·系辞下》),指出“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属于“仰观于天”,“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属于“俯察于地”,是以所谓“河洛”并非神异祥瑞,只是作《易》的经验来源之一。他们极力反驳汉宋以来的两种主要解释倾向,其一是针对汉代谶纬之风,指出所谓符瑞,乃怪诞之谈,当为后世附会,“当日之所谓怪妄者,犹是汉儒之说,第以龙马、神龟为不经耳。”(《黄宗羲全集》第9册,第6页)“河图、洛书之说,因汉世习谶纬,遂谓龙马神龟贡献符瑞,其事略与两汉之言祯祥者相似。”(黄宗炎:《图学辩惑·河图洛书辩》)其二,尤为针对以朱熹为代表的“河洛”学说。黄宗羲指出,《系辞》中仅述及自一至十、奇数合天偶数合地、天地之数,将十个数字赋予方位、配对(一六合、二七合、三八合、四九合、五十合)、五行属性都是后人所添加演绎;与此相类,天地之数配八卦也不成立,“《河图》出于宓戏,其时尚无离南、坎北之位,硬以乾南、坤北配之,则更无一合者矣。”(《黄宗羲全集》第9册,第10页)黄宗炎认为,《易传》中的天地之数表达的只是奇、偶之数,既未言上下、左右、中等方位,也没有所谓的生数、成数及五行属性之说,故构不成证据。(见黄宗炎:《图学辩惑·河图洛书辩》)根据二人所见,凡是将《系辞》演绎成任何图式并试图配以其他要素的做法,都是不能成立的。总之,黄宗羲、黄宗炎反对在“河洛”为圣人作《易》之前提的观念下,根据《周易》经传中的若干文句与八卦、五行、方位等综合并反推出所谓的“河洛”图式。

   他们还把朱熹等人的理解归之于受陈抟影响、偏信道教修炼方术,并上升到儒道之辩与社会历史文化批评的高度。在黄氏兄弟看来,朱熹错尊陈抟,其易学、儒学如教外别传,黄宗炎说:“据朱子发《经筵进表》,宋《易》之陈氏亦犹汉之《易》学,授受俱鼻祖于田子装。田氏之学传自圣门,历历可数。图学从来出自图南,则道家者流杂之《大易》,遂使天下靡然称为‘易老’。儒者极其崇奉,并讳其所谓‘老’,专以《易》归之,亦可畏也。”(黄宗炎:《周易寻门余论》卷上)在黄宗炎看来,汉代黄老道家盛行,晋、宋、梁、陈时期佛教盛行,即使如此也只是摈弃儒家经典而已,不像两宋理学家名为注经,而实为乱经,引他教之说而不尊六经之理,是破坏经典之义,扰乱学统,大坏人心。(见同上)批评朱熹引道入儒,亦深有所指,正如朱伯崑所言,黄宗炎之书虽为《图学辩惑》,“实际上是清算以朱熹为代表的官方易学”(朱伯崑,第4册,第275页),黄宗羲亦然。

   究其缘由,黄氏兄弟身处明末清初社会政治乱局和以理学反动为主的文化思潮中,清算朱熹易学是其社会文化反思的一部分,而“河洛”正是进行检讨、批评的重要发力点,并由之提升到对于儒家、道家、佛教等历史文化批评的高度,是在王朝政治失序、社会结构混乱、文化矛盾激化之际,整体的政治文化和个体的精神价值急需重建之时,寻求并维护儒学的纯粹性、正统性和唯一性,解决明遗民的精神危机,抚平他们的伤痛。

   二、河洛”问题的考证与解释

   围绕“河图”“洛书”,历史上一直争讼不已,使得经书原本之寥寥数语,演绎得繁复纷乱,宛如理论迷宫,成为涉及经书内容、作者、考证、辨伪、诠释、附会等纠缠不清之难题。凡此种种皆在黄宗羲、黄宗炎的“河洛”批评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且二人之说亦不无错谬之失,如在“河图”“洛书”的考证辨伪中存在着强辞诡辩的成分,对汉宋“河洛”的辩驳有失片面。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状况依然存在于现代学术体系下的“河洛”研究之中。

   “河洛”问题的产生,有多方面原因,但经书所言简略不详与文献缺失是源生性的问题。根据六经和先秦其他文献,《易传》所言“河出图,洛出书”当指“河图”“洛书”,或者说在后世理解中,被视为“河图”“洛书”。后世讨论的“河洛”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有所偏重,但主要关涉易学或集中在易学与图书的讨论上。严格说来,黄氏所言“六经”与先秦儒家“四经”或“五经”有异,其在经书类目上排斥后世续增的部分。按照黄氏所列,除《尚书》“河图”之说最早、最无异议,其他均为孔子或后儒注解《周易》经文或发表的议论。不过,此六种即便加上先秦有关“河洛”的记载,也显然只是现存先秦文献中的极少部分,说明“河洛”在当时若非人所共知,就是还没被特别对待。因此,在源文献时期,“河洛”之说已经虚实难辨,留下诸多谜团。经过汉唐学者增益扩充和两宋学者的创造阐释,却发展成为涉及经典解释、思想建构和文明源起的重要论题,同时也围绕“河洛”发起千载之争,于取证、考释、辩难可谓极尽所能,成为经典解释、讨论之奇观。

黄氏兄弟以经文为准,根据极为有限的记载,指“河洛”为地理方册,坚守《周易》出自圣人之手及其来自经验的立场,暴露出一些考释方面的缺陷。胡渭对图书易学均持批评立场,但多次敏锐地发现黄氏兄弟的问题,如指出伏羲之世尚用结绳记事,不可能存在“黄册”之类的文字之书。(见胡渭,第20页)胡氏所见还别有启发性,如果从上古结绳记数论,摆出和宋代《河图》《洛书》类似的图式,反而是可能的。更重要的是,黄氏兄弟关于“河洛”为方册之书的论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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