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得国际法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强国际法的研究和运用”，“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强国际法运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这些都为设置国际法学一级学科做好了充分的制度铺垫和舆论准备。

　　 二是国际法研究和实践更加丰富和全面。首先，在习近平外交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的主体性、主动性、主导性；其次，与对外贸易、境外投资、海外存在的日益增长相适应，探索更好地运用国际法来维护我国国家利益以及我国在外企业、个人的合法权益；最后，在美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抬头，藐视多边体制、践踏国际规则的背景下，强化对国际法的研究和运用，捍卫国际体制、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

　　 三是国际法研究和教学队伍更加壮大和成熟。总体而言，当前我国国际法研究已经完成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在理论储备、研究水平、人才队伍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例如，不少高校成立了专门的国际法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与法学研究所平行的国际法研究所，整合相关研究、教学力量和资源，集中攻关国际法课题研究和人才培养。这些都为国际法学设置一级学科做好了实践探索和实操准备。

　　 当下有一种提法，用“涉外法学”取代“国际法学”来命名新设置的一级学科，笔者对此持保留态度。

　　 首先，“涉外法学”这一称谓无法涵盖国际法和外国法（国别法）。“涉外法”有其特定内涵，是指一国国内法律体系中具有涉外因素的那些法律制度和规则，简单地说，就是“与外国有关的本国法”。其属于一国国内法的一部分，本质上是国内法。例如现行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对外贸易法、外商投资法，曾经的涉外经济合同法，都是如此。主张以“涉外法学”命名一级学科的人认为，“涉外法学”包括涉外国内法、外国法（国别法）和国际法，这无论是从语法、逻辑还是经验上，都是不成立的。

　　 其次，从“涉外法治”并不能推导出“涉外法学”。“法治”是一个远比“法”或“法学”的内涵更丰富、更全面、更动态的概念，“涉外法治”“涉外法治建设”“涉外法治工作”等概念完全可以涵盖国际法和外国法（国别法）的研究和实践，而“涉外法”和“涉外法学”则并非如此。如果因为讲推进“涉外法治”，就要生造出“涉外法学”来与之对应，未免太过机械、牵强。

　　 最后，“涉外法学”的提法不能契合全面实行国民待遇和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律制度和规则建设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内外统一，一体适用”：经济合同法和涉外经济合同法统一为合同法、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统一、国家经贸委和外经贸部合并为商务部，以及新外商投资法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等，都是在强化相关法律制度和规则的统一性，凸显内外一致、一视同仁的基调和精神。

　　 综上，笔者认为，设立“国际法学”一级学科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应当适时启动相关工作，推动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教育迈上新台阶。

　　

　　 廖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教授。

　　 来源：本文原载于魏磊杰主编：《大国崛起与国际法教育》，当代世界出版社2022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