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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胜:古代家训文化源流探微

更新时间:2022-08-14 09:17:26
作者: 吴中胜  

   “家训”是指家庭内部的规训,即父祖对子孙、家长对家人、族长对族人的直接训示、亲自教诲,也包括兄长对弟、妹的劝勉,夫妻之间的嘱托等。在我国古代,作为一种家庭教育的形式,它是维系和发展一个家庭不可或缺的精神纽带。

  

   文体视角

  

   《说文解字》:“训,说教也。”可见,“训”是一种行为方式,具体来说是一种说教授道的行为。追溯“训”体之源,其最早被命名为文体,应是出现于《尚书》之中。《尚书》是尧至周期间政事言辞之汇编。孔安国撰《尚书序》中提到:“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文选》卷四十五),即指《尚书》中的六种“各司其职”的文体。作为“尚书六体”之一,最初的“训”也是依傍政治而生。这是“政事之训”,记载着有关执政规律的训诫,有君主对王位继任者和臣下的训示,也有臣子对君主的规劝。随着社会的发展,“训”体大致经历从“政事之训”到“家教之训”的转变,同时在与其他文体的互渗过程中,其内涵边界不断扩大。

  

   基于“训”在广义上的说教之义,那些以说教训诫为主要内容的文章皆可被看作是“训”体文。就以《尚书》来说,其中有很多篇目虽不以“训”为题,但就其内容来看实为“训”体文。正如孔颖达所说:“《书》篇之名,因事而立,既无体例,随便为文。”

  

   总的来说,不论是以“训”为名的“训”体文,还是虽未冠以“训”名,但实为“训”体的文章,都体现出“训”作为一种上古文体的特点,在古代发挥着一定的社会功能——政治规训的作用。所以“训”作为一种文体,最初是“因事而立”,是为当时的政治需要服务,作为一种“王室政训”的同时,本身也行使着一种“王室家训”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家训的先河。

  

   不论是先秦时期的“诰”“令”“箴”“铭”等带训令说教性质的文体,还是之后兴起的“诫”文,都在其文体的功能和性质上与“训”体异名同功。此外还有“规”“令”等文体,也常被用在“教诫训示”的场合之下,与“训”体有相似功能。比如“令”最初也是发源于政治上的诏令文,是一种古代的政治应用文体。《文心雕龙·诏策篇》说:“戒敕为文,实诏之切者”,刘勰认为告诫的文辞,就是诏令中最为切实的一种。和“训”“诫”一样,当“令”从“政令”延伸到家庭之中,就成为 “家令”,开始履行家庭教育的职责。而“规”本身就有“无规矩不成方圆”的规范性含义,《说文解字》:“规矩,有法度也。”就是说“规”是合乎法度的意思。吴曾祺《文体刍议》:“此体古无所师,唐人以意为之。后人每有规条、规约之目,亦是此意。”这些规条、规约其实就是一些“规劝”“规训”等教诫、告勉之辞,在古代,“规”常常出现在家庭、书塾等地。长者对幼孩言谈举止进行规范的条约也就形成了家庭的规约——家规。“令”包含着更强的强制性意义,“规”则有更大的约束性,但作为文体,它们都和“训”一样,发挥着教诫告劝的社会作用,广义上都可视为在“训诫”体范畴之内。中国古代的文体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它不断地发展变化,而且各种文体之间又常常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上文中提及的“训”与“箴”“诫”“令”“规”等文体,产生于不同的“特定场合”,却有相似的社会功能。在中国古代,文体的复杂多义和不确定性使文体之间的界限模糊,上述几类文体之间就很难划分出清晰的界线,“训”与“箴”“诫”“令”“规”等都是具有“教诫”功能的实用文体,其实常常被视为同一种文体。

  

   家训之训

  

   传统家训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凝聚了古代中国人千百年来积累的教育观念和人生智慧。“家训”一词最早出现于《后汉书·边让传》:“髫龀夙孤,不尽家训。”意为“父母的教导”,即家教。家训根植于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是中国人独有的治家规范。那些蕴含其中的治家、理家和兴家的智慧也是维系中国古代千千万万家族经久不衰的“传家宝”。

  

   宽泛地说,只要是教导子孙后辈如何修身齐家的言辞和文字都是“家训”。像周公的《诫伯禽书》、曹操的《内戒令》、诸葛亮的《诫子书》《诫外甥书》、司马谈的《命子迁》、陶渊明的《命子》等都是“家训”。唐、宋以后,出现大量韵文形式的家训,如杜荀鹤的《题弟侄书堂》、陆游的《示儿》,以及邵雍的《诫子吟》《教子吟》《教劝吟》等。

  

   陈振孙推崇《颜氏家训》,在《直斋书录解题》中称“古今家训以此为祖”,这是从狭义角度来说的。陈振孙的说法是有依据的,因为从家训史来考察,《颜氏家训》标志着中国古代传统家训的成熟,是历代家教的典范。它自成一家之言,新创“家训”文体,是第一部以“家训”命名的训言体著作,堪称“家训之祖”。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文化兴起,家族意识日渐浓厚。选官制度有重要变化,由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变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家世门第是主要依据。人们更加重视“家风”“家声”和“家学”。《颜氏家训》在《教子》《治家》《风操》等章节中就谈到了涵养优良家风的重要性,如《治家》:“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治家之宽猛,亦犹国焉。”就把治家与治国并论。《涉务》开篇就提到:“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士人君子,要能够做一些有益于他人或社会的事情,高谈阔论、纸上谈兵,是愧对俸禄和官位。“家训”是中国古人特有的治家规范,也是中国文学特有的实用文体。

  

   家教传统

  

   中国自古就善于总结家族兴衰的经验和教训:“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周易·坤·文言》)“君子之善善也长,恶恶也短,恶恶止其身,善善及子孙。”(《公羊传·昭公二十年》)所以为子孙着想,要多多行善。提倡好的家风,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周易·家人·彖》)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许多人从封建伦理道德的角度去理解,而我认为这句话更重要的内涵是说,每个人要尽自己的“职份”,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做好父亲应该做的事情。其他家庭成员也各尽其“职份”,这样就“齐家”了,推而广之,天下就太平了。《礼记·大学》:“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也是这一理路。

  

   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讲过一个故事:

  

   昔者楚庄王既胜晋于河、雍之间,归而封孙叔敖,辞而不受。……谓其子曰:“吾则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让肥饶之地,而受沙石之间有寑丘者,其地确石而名丑。荆人鬼,越人禨,人莫之利也。”孙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饶之地,其子辞而不受,请有寑之丘。楚国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禄,惟孙叔敖独存。(《淮南子·人间训》)

  

   孙叔敖是楚庄王的功臣,照理可以受封肥沃的领地,但他偏偏选择“寑丘”,那个地方多沙石、甚至地名都丑,谁都看不上。但是后来呢?选择肥沃领地的其他功臣的后代很快都消亡了,只有孙叔敖的子孙保存下来。因为肥沃的土地大家都想得到,所以会争斗,贫瘠的土地没有人想得到,所以没有性命之忧。

  

   复旦大学陈正宏教授写了一本书《血缘:〈史记〉的世家》,世家是什么呢?就是一些世代兴盛的大家族。一些世家大族的兴盛,一个家族之所以长期存在,有精神层面的构成元素,在培养优良家风方面,肯定有一些值得我们参考的地方。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史记·吴太伯世家》)

  

   《史记》“世家”第一篇《吴太伯世家》,讲了一个兄弟谦让的故事。太伯和他的弟弟仲雍都是周朝周太王的儿子,他俩还有一个弟弟叫季历,季历有个儿子姬昌,很得周太王的喜欢。周太王很想把王位传给姬昌,那就要想办法把自己的位子先传给季历。太伯、仲雍看出周太王的心思,就跑到南方当时的蛮荒之地去了,让弟弟季历可以放心地继承王位。后来季历果真继承了王位,他的儿子姬昌也继承了王位,姬昌就是后来有名的周文王。这就是吴氏家族“德让”的故事,后代吴氏家训中多有“德让”的训辞,许多地方的吴氏家族的祖厅门楣上就有“德让遗风”四个字。孔子曰:“太(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论语·泰伯》)说的就是这种谦让美德。

  

   “丁丑,崔柕立庄公异母弟杵臼,是为景公。景公母,鲁叔孙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柕为右相,庆封为左相。二相恐乱起,乃与国人盟曰:‘不与崔庆者死!’晏子仰天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从!’不肯盟。庆封欲杀晏子,崔柕曰:‘忠臣也,舍之。’齐太史书曰:‘崔柕杀庄公’,崔柕杀之。其弟复书,崔柕复杀之。少弟复书,崔柕乃舍之。”(《史记·齐太公世家》)

  

   齐太史三兄弟,面对篡位的权臣崔柕,齐太史坚守史官的职守,坚持写下“崔柕杀庄公”,崔柕就把齐太史杀了。齐太史的弟弟继任史官,又这样写,崔柕又把他杀了。齐太史的小弟弟接着任史官,又坚持这样写,崔柕害怕了,只好放了他。齐家三兄弟坚守的是史官的实录精神,所谓“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不虚美,不隐恶”(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这种实录精神,不仅是一种史学精神,更是一种职业道德,也是人格精神。文天祥《正气歌》中“在齐太史简”说的就是这个典故。

  

   “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史记·鲁周公世家》)

  

   这个故事是说周武王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周成王年纪太小。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看到这种情况,就代替周成王管理王朝事务,这就给人留下口舌。周公旦不顾天下人的流言蜚语,等周成王长大成人,就还政成王。这个时候天下人终于知道,周公旦是大公无私。司马迁称这个故事为“揖让之礼”。(《鲁周公世家》)唐代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三“赠君一法决狐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周公旦的这种精神,是一种担当精神,也是一种信守诺言的品格。

  

   上面所说的谦让、尽职、守信,是古人认为立身处世坚守的基本道德规范,也是许多家族存世立教的基本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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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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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06日 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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