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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毓云:文艺学理论的改造与重塑

更新时间:2022-08-11 10:37:12
作者: 冯毓云  

   [摘 要]21世纪文学理论重新兴起,但它不是重拾18世纪确立的、19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学所奠基的文学艺术原则,而是要建构一种能够反映当代文学艺术发展诉求的文学理论,这就面临着文学理论改造的历史使命。文学理论的改造要破除理论的绝对性,建构相对性,实现由“文学价值”的语义阐释转换为“文学价值的判断”;借鉴微观政治学和法国年鉴学派的学术成果,实现大理论与小理论并存互补的態势;在文学理论概念的塑形与重组上,要破除单一性、精确性和恒定性,注重概念的历史性、反思性和生成性,回应社会现实和理论现实涌现出的新问题。

  

   [关键词]语义阐释转向语用功能 大理论与小理论 文学概念的历史性与生成性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艺学创新路径探索”(13BZW009)

  

   [作者简介]冯毓云,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哈尔滨 150025)

  

   21世纪文学理论重新兴起之时,面临着文学理论的改造与重组。文学理论的改造可借鉴杜威对哲学进行改造的学术立场,即将“价值判断”的语用功能建构置换“价值”的语义阐释,将文学理论改造成为对文学生产能提供智慧的学问。新的文学理论的建构要破除理论的绝对性、单一性和玄学性,建构一种大理论与小理论并存互补、概念关键词具有现代性、历史性和开放性的文学理论。

  

   一、问题的提出

  

   尽管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宣告“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理论’已经终结”[1]3,尽管西方“反理论”之声不绝于耳,但是与此相反的却是文学理论在21世纪之初悄然复兴。接受美学之父沃尔夫冈·伊瑟尔在他的著作《怎样做理论》中开宗明义指出:“理论的兴起标志着批评历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重要性足可与19世纪伊始亚里士多德诗学为哲学美学所取代相提并论。”[2]导论1-221世纪文学理论兴起的缘由,伊瑟尔认为主要有三点:“首先来自人们对艺术本体这一信念越来越怀疑,其次是印象式批评造成的混乱越来越大,最后是对意义的追寻和由此产生的阐释冲突。”[2]5从伊瑟尔对理论的兴起缘由的分析看,文学理论的兴起绝不是重拾18世纪确立的、19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学所奠定的文学艺术原则,而是要建构一种能够反映当代文学艺术发展诉求的文学理论。但是和日益发展、变化的文学艺术现实相比,中国所流行的诸多文学理论版本显得是那样滞后、保守和教条。为了能重新焕发文学理论的生命力,当代的文学理论是否也面临着改造?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文学理论如何改造?文学理论的改造既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理论使命,也是一项新的有待探索的课题,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杜威对哲学的改造、微观政治学与法国的年鉴学派方法对社会学与史学的改造获得某些启迪?正是基于这种学术联想,启发了我对当前我国文学理论改造问题的某些思考。

  

   约翰·杜威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他在20世纪初至4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评价理论”的文章,掀起了一股被誉为“哥白尼式的革命”,即进行“哲学观的改造”和“新的哲学观”建构的热潮[3]序1。这场革命的对象是整个古典哲学。杜威在年轻的时候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哲学做过深入研究,但是越深入研究他就越感觉到哲学陷入形而上的虚幻之中,不明确哲学的任务是什么。在杜威看来,古典哲学最为要害的问题是回避现实,遁入形而上学的抽象玄思和冥想之中。古典哲学之所以走上了静默玄思虚幻的治学之路,主要源于古希腊的贵族文明。古希腊的城邦制,阶层分工极为明确,工匠技艺都由奴隶承担,城邦中的自由人高高在上,仅从事自由经济,他们有足够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从事科学、哲学和文学艺术活动。在古希腊,从事文明事业的贵族和自由人,一方面蔑视工匠的技艺劳动,另一方面又极力抬高思维、精神活动,把人生的全部价值限定在思维领域上,把对终极真理的探索看得高于一切。柏拉图毕生沉湎于他的理想王国,终其一生构筑他的理念世界。早在17世纪,经验归纳法之父培根在回忆学习古典哲学体会时就说过,他16岁时对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哲学不满,其原因在于他们都长于形而上的辩驳和争论,不能产生为人类生活谋福利的实践效果。古希腊社会贬低实践劳动的痼疾,导致了“理论和‘实践’的完全分裂”[4]185。由古希腊哲学开创的远离现实的玄学之路,随着现代性的分化,专业的功能化愈演愈烈,以至于雄霸西方文明两千多年,似乎成为天经地义的治学之路。杜威说,古典哲学,无论何种派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总是喜欢把某种东西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因而是超出时间范围——也就是永恒的。为了成为某种被认为是普遍的或囊括一切的东西。这种永恒的存在被说成高于和超出空间内一切变化。在这一点上,哲学家以一种一般化的形式反映了流行的信念” [4]185。比如传统的价值哲学,在它看来,“价值”是事物的一种普遍的、确定的、永恒的本质,特别是对于理性的人来说是其追求的终极真理,因此作为专门研究价值的哲学,只有弄清楚何谓价值,何谓价值的终极本质,价值哲学的存在才具合法性。为维护学科的自主性,对“价值”的形而上研究就成为重中之重,“价值”概念成为其逻辑起点和主题化的题材也就天经地义了。于是,传统的价值哲学围绕着“价值”的本质研究了两千多年,也争论了两千多年,到头来对价值的认识仍然莫衷一是,众说纷纭。传统价值哲学对价值终极本质的诉求,结果是陷入文字游戏的玄想之中。杜威则认为,对价值的感受是人的本能,无需靠哲学诉诸人的价值感,真正的、有利于人类行动的价值哲学不是对“价值”的语义探索,而是对“价值”的语用诉求,即“价值判断”。人本能上都有价值感受,但追求何种价值、如何去追求,这就涉及对价值的评价和判断。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价值判断”不是一个脱离人生存的环境、条件和人的行动的终极判断,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哲学的改造最根本的要义就在于从实践上如何“能为人的行动提供智慧”,也就是杜威反复强调的“通过智慧指导行动而创造的结果”[3]译者序:15。正是基于这一原则,杜威一改价值哲学称谓,用“价值判断”置换“价值”,用“评价理论”替代“价值哲学”,可见用心之良苦!

  

   20世纪人类社会出现了许多困境和难题,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彻底打破了人们对西方现代性的幻想、消解了历史进步性的乐观主义,社会笼罩在一片深深的危机感、焦虑感、冲突感和不确定性之中。然而一向号称“给人以智慧”的哲学面对社会的难题与困境却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也陷入了困境。据杜威分析,当时的哲学也想走出困境,但他们开出的药方不是“关注形式”,就是靠“通过增加一些知识渊博的学者,去研究对困扰人类的现实问题毫不相关的过去”来解决问题[4]182-183。这种回避现实、隔靴搔痒的办法丝毫不能回应现实难题,更谈不上“哲学的改造”。杜威指出,“这种回避乃是过去体系的诸多缺陷之一,正是这些体系本身使自己在解决当今难题上一文不值。”[4]184那么,哲学的改造最根本的问题,也是唯一正确途径就是立足于变动不居的现实,面对从“各种变化中产生出来的问题”。也就是说,新的哲学不是从理性出发,而是从理智出发;不是从概念入手,而是从问题入手;不是在沉思静默构筑体系,而是在行动中为人类提供智慧;不是沉溺于终极的、普遍的、永恒的本质追问与争论,而是把“观察、假设理论和实践检验”方法“引入到任何以人和道德为主题的研究中去” [4]184。一句话,哲学的根本改造就是“重新直面现实生活,介入现实生活,影响现实生活”[3]译者序:4,以实现“为人类有效地行动提供智慧”[3]译者序:2的根本目的。

  

   杜威的哲学改造为当代文学理论的改造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经验。笔者认为,最重要的经验是启示我们如何将文学的语义阐释转向语用功能的建构。语用学是语言学的一个门类,最早由美国哲学家莫里斯于1938年提出来。莫里斯认为,符号学包括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个门类,语用学主要研究符号与解释者的关系。后来,随着语用学的发展,对语用学定义的阐释就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但是,无论对语用学的理解如何不同,在强调语境和功能这两点上,基本是一致的。文学理论从语义阐释转向语用功能的建构,就在于: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关于文学的基本原理的科学,它的理论体系构成特点与所有的形而上学理论体系一样,需要具有一系列的文学理论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理论逻辑方法,它也离不开对文学一般规律和本质的追问,因此它离不开对概念、原理的语义阐释。如果完全否定了文学理论作为理论学科的上述特征,文学理论将不复存在。但是,与杜威对传统哲学的评价同理,如果文学理论一味地对概念进行语义阐释、追求概念的明晰和精确、恪守对美的终极真理的解释,不遗余力地从概念到概念、从原理到原理地逻辑推理,那么,就会陷入概念的游戏。语用功能的建构要求:第一步,对文学理论的概念、原理的阐释,应该从各种概念、原理提出的彼时彼地的语境出发,考察在特定语境中的该概念、原理的问题意识、问题取向和所蕴含的意义。第二步,将同一语境中不同的提法进行比较、甄别,综合出具有较大涵盖面的概念和原理。第三步,从历时性的角度,勾勒出概念和原理发展、演变的历史。这样,一部文学理论,就从概念和原理的语义阐释转向了功能价值的建构。这种语用功能价值的建构,它的优长之处在于:一是给予文学理论生产的语境以重要地位。二是应用了动态的比较方法,将文学理论置于文学理论场域、社会历史场域中观照理论的生产,扩展了理论阐释的空间和阐释的灵动性。三是增强了文学理论生产的问题意识和实践性品格。四是给予理论的接受者以思考、比较和创新的契机与空间。语用学方法是建立在同解释者的关联上的一种方法,离开解释者,语义的效应根本无法实现。同理,文学理论生产的目标,一是为了回应与指导文学艺术创作;二是普及文学艺术知识;三是建构文学理论史。这三个目标的实现,仅仅依赖于从抽象到抽象的语义阐释,万难到达;只有时时刻刻以语用的对象——解释者为中心,最终目的才可能达成。当然,文学理论的语用解释者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文学艺术的创作者、普及文学艺术知识的接受者和从事观念史、理论史研究的学者。文学理论的语用面对的是这种广义的解释者,语用的效应取决于广义的解释者所处的语境、文化需求、价值诉求、审美趣味等诸方面的条件。所以,文学理论的生产其实是一种文学价值、社会价值的生产。从文学理论的语用性功能角度出发,我们在编写教材时,就不应该对“什么是文学”作不厌其烦甚至津津乐道的定于一尊的语义阐释,而应从历史的、发展的、过程的、动态的多维度去阐释“文学”性质发生、发展、变化的历程、内质的延异,尤其是文学内质的当代延异和当代形态。对什么是文学作这样语用功能的建构,尽管不能提供一个标准的、永恒的答案,但却可以最大限度地启发人们的想象力、判断力,在这个意義上,文学理论也就实现了由“文学价值”的语义阐释转换为“文学价值的判断”。这种转换正是文学理论改造的必然诉求,也是文学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

  

   二、微观政治学与文学理论的小理论

  

   “后意识形态环境”致力于差异和偶然的政治规划的实施,从政治角度,首先促使传统的总体性、中心化的宏观政治,向芸芸众生的生活世界的微观政治转型。

  

何谓宏观政治?宏观政治,亦即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主要强调国家政治、政党政治、统治阶级的政治,以国家制度、法律、军队加以实施,突出表现为阶级斗争、精英执政、突发的政治事件。它始终是一种总体化、中心化的宏大叙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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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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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方论丛 202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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