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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毓云:文艺学理论的改造与重塑

更新时间:2022-08-11 10:37:12
作者: 冯毓云  
在体例上,除了阐释上述理论的内质外,还探讨了“理论中引出的方法”[2]25(有些章节没列此标题,但具有相应的内容),剖析了实例的分析运用。这种体例的设置,一是通过各种理论的评介,梳理出理论发展中相互对立、相互吸纳又相互超越的内在逻辑性;二是表明了定于一尊的单一理论时代一去不复返,这个时代是多元的、差异的时代,西方启蒙时代建立的宏大叙事、总体化、单一化原则早已失去了合法性,理论的多元性、相对性已是不争的事实,文学艺术理论亦当如此。所以,伊瑟尔断言:“美学将艺术提升到人类成就的最高点,却在20世纪开始衰落,原因是艺术的整体概念此时站不住脚了。艺术作品不可能依附于任何形而上的基础之上,更不可能有可以界定的本质……”[2]3文学理论小理论的芬芳喷涌,正基于此!

  

   三、文学理论概念的塑形与重组

  

   文学理论是关于文学艺术的基本理论,它以形而上的追思、概念的标识、命题的建构、理论形态的构型进行文学理论的生产,其中概念(或曰关键词)就像构建理论大厦的砖石一样,起着最基础的作用。概念的反思性、建构性、涵盖度、生成度,对于文学理论构建的科学性、共识性和创造性至关重要。从西方百年文论史看,关键词的生产层出不穷,星光灿烂,照亮了文艺学的星空。如陌生化、艺术程序、悖论、自否、文本细读、无意识、集体无意识、神话原型批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症候阅读、文化霸权、文本、文化政治、权力话语、知识考古学、谱系学、延异、踪迹、文化工业、单面人、表征性阐释、意识形态生产、机械复制时代,等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文论,同样提出了审美意识形态、实践美学、生态美学、新理性精神、文化诗学等关键词。这些概念的生产具有的创新性品格,具有重大意义。在笔者看来:第一,关键词是一个流派、一种理论、一种方法或一位文论家创新的独特标志,比如结构之于结构主义、陌生化之于俄国形式主义、文本细读之于新批评、无意识之于精神分析、集体无意识之于神话原型批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于阿尔都塞、权力话语之于福柯、延异之于德里达、文化霸权之于葛兰西、单面人之于马尔库塞、机械复制时代之于本雅明、意识形态生产之于伊格尔顿,等等。这些关键词是他们理论独创性的最突出的标识。第二,关键词大剂量地浓缩了一个流派或理论的精微要义、精确的边界标识,凸显出独一无二性。比如福柯的权力话语,将20世纪学术语言转向的精髓与权力、政治、体制和文化相关联,解释了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文化和权力联姻孕就的国家政治统治的新机制和新策略,揭示了政治权力以话语的形式對公民实行统治的虚假性。第三,经典的关键词一般都具有理论的前瞻性。如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是在20世纪初提出来的,但它预示的是政治斗争的新形式——文化政治,不仅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确立了以文化批判为焦点的理论基础,而且一直影响到文化转向和后马克思主义斗争的目标与趋势。随着资本主义进入跨国资本主义的后现代时期,一方面,现代性的自反性产生的种种悖论与困境,带来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引起了各个阶层的不满,兴起了各种反抗现代资本主义的运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福利制度致使作为斗争先锋的工人阶级丧失了先进性,不再有能力充当斗争的领导者,只能与社会各个阶层联合起来,开展生态运动、女权运动、亚文化运动。这些由社会各个阶层联合的运动是一种社群的文化斗争形式,也是一种他者反抗文化霸权的运动。所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至今不仅没有过时,反而继续为他者的文化政治斗争提供理论资源。

  

   在中国,钱中文先生提出的新理性精神,不仅是对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和媒介文化带来的非理性思潮的一种反拨与疗救,而且也是对后现代社会之后,人类精神和文化出路的一种前瞻性的理论指引。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进入后现代时期,在思想文化上,一股反思、批判、颠覆理性主义文化的解构主义思潮轰然而起,其势头之猛、波及之广、影响力之大,都难以估量。从积极意义上看,解构主义思潮从文化思想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深刻而又无情的;从消极层面上看,当解构主义思潮走向极端,相对主义、虚无主义、非理性便应运而生,导致文化艺术走上了反文化、反艺术之路。西方诸多思想家和学者为之担忧和焦虑,他们纷纷开出挽救人类命运的药方。以格里芬为首的思想家提出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理论,但大多数学者,如齐美尔、马克斯·韦伯、贝尔等都主张建构新的宗教救治解构主义思潮带来的负面效应和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带来的弊端。在丹尼尔·贝尔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由经济、文化和政治三大轴心导致的矛盾是体制的矛盾、不可化解的矛盾,陷入现代性的双重羁绊,人类的社会世界自我膨胀、欲望横流、魔鬼狂欢,传统宗教衰败,人们“在‘恐惧和战栗’中生活”。这样的社会世界里,人类如何重现曾有的辉煌?丹尼尔·贝尔认为主要靠意义价值系统来修复。后工业时代的意义价值系统包括宗教、文化和工作三方面:在西方社会,宗教被赋予了“把守着邪恶的大门”和“提供了与过去的延续性”的不朽功能[9]166。在传统社会,宗教通过信仰和上帝的力量发挥宗教的道德修养功能,将人的种种欲望生成的魔鬼驱除门外。但是到了后工业社会,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将消费欲望、性解放欲望、自我张扬等欲望合法化,“开始接受它,探索它,着迷它,把它(正确地)看作某种创造力的源泉”[9]166。传统宗教驱除魔鬼的功能似乎已然失效,贝尔则认为,尽管传统宗教在今天衰败,但社会世界还要借助宗教的力量确立当代的价值和意义,传统彼岸世界的神灵宗教必须世俗化,回到此岸,重建宗教的权威。西方学者开出的宗教疗方,在某种意义上看,带有乌托邦性质,在实践上无助于世,只是学者的一厢情愿。钱中文先生提出的新理性精神,单刀直入,揭示后工业社会出现的反理性主义思潮和欲望横流的文化现实,以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当代性的新的理性精神回应现实,与西方学者开出的宗教疗方相比,既具有强烈的针对性、现实性和实践性,又重新确证了人类的理性智慧的合法性,并根据当代的学术新思维,赋予理性以新的内涵和新的阐释。完全可以这样说,新理性精神建构了一种时代的、生成的、辩证有机的新的理性理论。

  

   总之,20世纪以来,中西文论都提出了很多具有创新性的概念、关键词,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在概念和关键词的生产中,也存在着不少认识论障碍,束缚了理论的创新。在笔者看来,其中最大的认识论障碍是一种静止的、绝对的、单一的存在论概念思维。法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乔治·康吉莱姆针对这种认识论障碍提出:“科学的历史不应是传记的简单集合,更不该是由奇闻逸事点缀的年表。它应是关于科学概念塑形(formation)、变形(deformation)和修正(rectihcation)的历史。”[10]在以往的文学理论概念生产中,我们太注重单一性、精确性、明晰性和恒定性,忽略了概念的历史性、反思性和生成性,致使文學理论的概念教条而又僵化,文学理论的生命活力消弭殆尽。如果想要概念的生产充满活力与创造性,那么就必须破除静止的存在论,树立动态的生成论。任何概念和关键词的提出,首先是回应社会现实和理论现实涌现的问题,也是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说明。概念和关键词是特定时代综合语境的产物,它必须具有时代语境的合法身份和某时段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一旦语境发生变化,概念和关键词的真理性就将失去效应。学术史上,从来没有一劳永逸、万古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概念和关键词。如果要想概念和关键词具有生命活力、具有可阐释性,就必须使之顺应历史的变化,不断地进行塑形、变形和修正,赋予它以新的活力。文学理论史上,文学是什么的问题既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一定有其独特的本质。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就是要明晰地给定一个适合所有时代、所有文学样式的文学概念。我们通行的文学概论教材就是这种体例。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文学具有不可定义性。德里达在1989年的一次访谈中明确提出:“文学是一种允许人们以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情的建制”[11]3,“即便称作‘文学’的现象是某年某日历史地出现于欧洲,这也不意味着人们就能严格地鉴别文学客体。它并不表示有了一种文学的本质,它甚至表示完全相反的意思。”[11]8两种文学本质观中,前者的观点是本质主义的说法,德里达的观点显然是反本质主义的。

  

   除了上述两种针尖对麦芒的对立观点而外,20世纪80年代兴起了第三种观点,其代表人物主要是乔纳森·卡勒、安托万·孔帕尼翁、沃尔夫冈·伊瑟尔、彼得·威德森、拉曼·塞尔登、铃木贞美等学者。第三种观点既不同意本质主义将文学禁锢于永恒的万古不变的枷锁中,也不认同文学的无边泛化,主张动态的、历史的、复数的、生成性的概念观,他们强调:

  

   第一,概念的现代性。“文学”一词不是自古有之,而是19世纪以后才出现的。乔纳森·卡勒说:“literature”这个词,在欧洲的古代是指“著作”或“书本知识”,只是到了1800年后,才赋予了文学的含义。即便如此,在大学或普通学校,仍没有文学专业,只把literature当作语言和修辞方面的经典案例来对待,使之附属于包括“演讲、布道、历史和哲学”[12]22在内的大学科。伊格尔顿在谈英国文学的兴起时,也指出:18世纪的英国,文学的概念“仅限于‘创造性’或‘想象性’作品”,“诗,以及哲学、历史、随笔和书信”均列入文学之中[13]16。一直到19世纪,才产生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即便如此,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英国文学长期以来都未被列为独特学科,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被认同。在日本,据铃木贞美考证,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和文学史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完全确立下来的。依据上述史料,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或说纯文学概念的出现是在19世纪,它是西方现代性分化的产物,是现代性功能专门化才赋予了文学作为独特学科的特质。所以,文学概念也是生成发展的。

  

第二,概念的历史性。20世纪70年代,西方兴起了观念史的研究,如英国伯林的《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法国安托万·孔帕尼翁的《反现代派——从约瑟夫·德·迈斯特到罗兰·巴特》、英国的彼得·威德森的《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法国罗杰·法约尔的《批评:方法与历史》、日本铃木贞美的《文学的概念》,等等。观念史的研究是考察某种概念、观念或理论生产的历史,试图从历史性的角度,探讨同一观念、概念或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表现形态和内涵,从而在动态的、流变的、历史的多种因素合力效应下,揭示它的生成机制。观念史的研究,注重观念生成的历史维度和各种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但它与庸俗历史学不同之处在于它聚焦于某一概念、观念或理论,是以概念、观念或理论的内在性为观念生产场的中心,或焦点,目的在于揭示某一概念、观念或理论的质性、内涵的塑形、变形和修正的历史。日本铃木贞美的《文学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典范。铃木贞美首先从“文学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入手,来肯定探讨文学这一概念的必要性和價值。20世纪,文学逐渐遇冷、被边缘化,萨特认为“在一个饿死的婴儿面前”谈论文学“没有任何意义”;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将文学“定位成政治宣传的工具”[14]2,有的将文学限定在“狭义书籍”的范围,把“口头作品(广播与戏剧)”、大众文学排除在外[14]3。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终结论问世,日本文学也面临同样的语境,“‘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藩篱实际上已经被拆除”[14]5,但学术界却还在为此争论不休。文学面临衰退和文学边界的扩容,需要对文学概念重新审视、重组。铃木贞美对雷蒙·威廉斯的历史主义方法的欣赏,促使她“对自己所归属的文化现实和成为自己研究基础的知识体系进行相对作业”,即运用“历史相对比”的方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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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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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方论丛 202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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