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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毓云:文艺学理论的改造与重塑

更新时间:2022-08-11 10:37:12
作者: 冯毓云  

  

   何谓微观政治?微观政治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和事,为获得自我政治身份的政治,它渗透于芸芸众生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日常交往”[5]59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呈现出大众的民主性、反抗的游击性、表现形式的反讽性、娱乐性。相对宏观政治,它始终是他者的政治。

  

   宏观政治和微观政治并不是今天文人学科杜撰的非分之物,其实自人类社会建立国家、产生政治以来,宏观政治和微观政治就相悖立而并存,只不过几千年来,人类的历史都是被宏观政治主宰的,微观政治始终都是在夹缝中艰难喘息,不过从未被泯灭。20世纪初,被前苏联宏观政治打入冷门的巴赫金,通过对拉伯雷的《巨人传》的深度解读,还原了自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宗教狂欢节、愚人节民众尽情施展微观政治威力的壮阔情景。福柯一生的学术研究都集中在西方文明史的另类史上,他揭示了“在精神病院、军队、学校、监狱、性、人文学科等特殊领域和边缘领域”中“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微观权力机制”[5]61。真正把微观政治纳入学术研究主题之中,还得力于20世纪初的法国历史学的年鉴学派新史学。

  

   20世纪20年代,西方“出现了一场社会、社会观念和整体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危机”[5]181。法国学者雅克·勒高夫分析认为:经济学一方面被数学化,另一方面陷入单一的经济决定论;社会学因西方的工人阶级的边缘化,阶级概念需要重新定位,以阶级研究为核心的社会科学遭遇难题;以研究民族之间区分为对象的人种学,在非殖民化日益扩张的现实下,其学科的边界跨越到人类学;历史陷入“实证主义历史学”[5]180-181和“历史化的历史学”的纷争[5]218。在社会科学陷入危机之际,年鉴学派新史学在摧毁实证主义历史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前提下率先突围。实证主义历史学恪守物理学的纯客观性,“把历史学简化为文献的收集和考证”,以线性的历史因果决定论解释历史事件,把个人、尤其是历史上的“军政首脑、部长、外交家等”看作“历史的创造者”,视之为“历史分析的最后单位”,偏爱政治史、外交史、国家史、阶级斗争史和帝王将相史,只注重短时段的偶然突发的大事件[5]219-221。“实证主义历史学”恪守的是总体性、中性化、宏大叙事的传统历史宗旨,只注重宏观政治,走的是一条精英的、贵族的历史之路。

  

   法国年鉴学派新史学与其针锋相对,他们首先强调历史不是帝王将相、精英贵族的个人、单一的历史,“历史是关于以往人们一切活动所留下的行踪的知识”,“‘历史学家分析和重构的历史’事实是复杂的,难以穷尽的”[5]219。这样,“群体、范畴、阶级、城乡、资产阶级、艺人乃至农民和工人,都成了历史舞台上的‘集体’英雄”[5]220,历史也就成了“无名无姓的、深刻的和沉默的历史”[5]221。为此,年鉴学派走上了一条融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为一体的跨学科研究之路,开辟了“家庭史、爱情史、配偶史、对儿童的态度史、群体社交史及死亡史等一系列新开拓的研究领域”[5]199,兴起或建构了历史人类学、历史心理学、心态史学、地理历史学等历史新门类,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将原本就充满着丰富性、复杂性、大众性的历史呈现于世。年鉴学派在学术上极重要的贡献在于,它将单一的历史变为“一系列宽广视面”的复数历史[5]199,使历史的研究对象从精英贵族转向平民百姓、芸芸众生,研究的重心从宏观政治转向微观政治,真正实现了史学的生活转向。

  

   在20世纪20年代,法国的年鉴学派新史学开创性的学术思想,对整个20世纪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促使方法论发生根本转变。福柯是直接的受益者。福柯在《知识考古学》的引言中全面深刻地总结了法国的年鉴学派新史学的方法,并运用这种方法开辟了独特的微观政治的学术研究。德勒兹、拉克劳、墨菲、雅索普等都成功地进行了微观政治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的学术研究从宏观政治向微观政治的转向是本世纪的重要特征。

  

   伴随着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的转向、大众文化和大众媒体文化的兴起与蓬勃发展,作为具有社会主人翁地位的大众,或曰公民的微观政治的诉求,如民间叙事、民俗叙事、身体叙事、网络叙事、身份叙事、福利叙事、民主叙事等叙事类型迅速兴起。这些微观的政治叙事通常是自发的、散在的,体现在老百姓的吃喝拉撒睡的日常生活中,且还常常以一种后现代的拼贴、反讽、悖论、自否等形式,在自娱自乐的喜剧社会场域中显现。但这些叙事却表达了芸芸众生的政治体验、政治诉求、政治身份的建构,以实现其民主的渴求。一般来说,宏观政治学或社会学,对这种微观政治叙事不予关注,甚或打压。但在后意识形态环境下,微观政治叙事的地位以及它所蕴藏的巨大能量,对社会的稳定来说,已不可小觑。西方的公民社会早已将文化的表征纳入政治和社会的重大管理事务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著名思想家葛兰西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文化权力”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观念。今天,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管理所关注的农民工问题、边缘弱势群体问题、医改问题、网络媒体问题、社区问题等等,应该说是向微观政治迈出了可喜的一大步,值得认真总结经验,使中国的微观政治在社会事务管理方面建构起一套既有利于充分激发出大众的主人翁潜力,又行之有效的体制与规范;既确保大众的、多元的、差异的权力诉求能够得以满足,又使社会管理能为整个社会提供得以实现大众多元诉求的安全系数。

  

   20世纪的学术研究从宏观政治向微观政治转向的大趋势,迫使文学艺术理论生产突破疆域、扩大学科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在传统文学理论那里,政治学的宏观政治表现为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规律这种本体论的宏观研究。本体论是以揭示事物的本质为己任的,在本体论看来,事物的本质是事物之所是的根据,是一个学科独立自主性之标志,是学科研究内容的重中之重,当然也是学科研究的大理论。我们大学目前通用的文学理论教材基本上都看重文学本体论的阐释,告诫学生一定要弄懂“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和整个文艺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它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它具有怎样的性质和品格?”[6]1由于强调本体论,中国的文学理论教材体系构架这几年虽说有所变动,但基本上还是离不开文学本质、文学活动、文学创造、文学作品构成和文学接受这五大部分。这五部分内容的核心是本质论,其余部分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印证本质论,而且各个部分都停留在文学本质的宏观论证上,论证所使用的方法基本上是假设演绎法,即先提出一个主题先行的关于文学本质的假设,然后用推理加例证的方法加以宏观论证。至于在文学本质问题上的学术纷争,不同见解和不确定的、复杂的因素早就被排除在外。一部文学理论教材,呈现出来的理论只能是单一的、绝对的、永恒的、终极的大理论。這种理论教条且无味,对作家的创作、学生的鉴赏毫无益处,更谈不上解决文学艺术发展中出现的难题。安托万·孔帕尼翁对此曾说过:“理论包含着某种真理,所以它充满魅力,但它不可能包含所有的真理,因为文学现实无法全然理论化。”[7]244之所以说“文学现实无法全然理论化”,是因为文学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等人文学科相比,对生活的涵盖面、包容面,都是其他科学无法比拟的,更何况,文学所尊奉的对象是具有生命、感觉、感情、理智的人,文学所面对的是异常具体的、丰富的、复杂的、多变的人的生活。这种诗意盎然的原生态的本真生活怎么可能被完全理论化、规范化,更不可能成为“被制度化、条理化,蜕变为一种刻板僵化的教学小技巧”的文学的理论化[7]3-4。

  

   面对丰富多彩的文学实践,文学理论的改造迫在眉睫。如果说要想将文学理论改造成“对文学行动提供智慧”的学问,那么,我们就要建制一种大理论与小理论相结合的文学理论体系。对文学理论来说,我认为文学理论的小理论有两方面的指向,第一个指向是小理论体现出来的是跨越文学边界的、从现实文化和日常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各种叙事,如民间叙事、民俗叙事、身体叙事、网络叙事、身份叙事、福利叙事、民主叙事、女性叙事、后殖民叙事等等。这些叙事相对于本质论的大叙事而言,显然是小叙事、小理论,但却是文学理论不可或缺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与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密切相关的叙事。这些小叙事都是当代人,尤其是当代边缘人群、亚文化群体,甚至是另类人群的政治诉求。这些政治诉求散见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充斥在时空的每一个角落,预示着生活潜流的发展动向,它虽然混沌驳杂、动荡不安,但却蕴藏着巨大的能量。用混沌理论来解释,这些小叙事,是事物相变中的一个个偶然因素,它相当于噪音,虽微小,但一旦在某种条件和机遇的号召下,四面八方的噪音迅速汇集放大到足以引起事物的相变的能量时,事物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相变。混沌理论揭示了事物发生相变时,是有多种选择的。事物向哪个方向发展,不取决于必然的因素,而是取决于偶然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无序是事物发展之源”。

  

   作为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它在书写阶级斗争史、国家史、英雄史这样的宏观政治前提下,还应书写诸多小叙事构成的微观政治。那么作为对文学进行理论化的文学理论,能够对这些事物相变的小叙事熟视无睹,抑或置若罔闻吗?!英国学者朱利安·沃尔弗雷斯在述介21世纪批评时,既不使用编年史的方法,也不根据批评的思潮和流派作介绍,而是独辟蹊径,选择了微观政治学的小叙事,即“身份、对话、空间和地点、批评的声音、物质性与非物质性”这五个叙事主题或母题。他认为这五个母题“或多或少地以间接的方式提及近年来涌现的某些批评热点,这些热点又在继续为人文学科提供着不同的认识论关注点,而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批评和文化研究日益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结果”[8]5。应该说,朱利安·沃尔弗雷斯为我们文学理论开辟小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文学理论的小理论另一个指向是我们通常说的多元的批评流派和方法。安托万·孔帕尼翁在《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一书的序言中,专门列了一小节,题目叫“单一理论或多个理论”。这一小节所占篇幅仅仅一页而已,然而在极简洁的表述中却揭示了多元文学理论的真谛。他认为,过去我们一直都相信世界上只有一种理论,即单数的理论,殊不知理论是由理论家创建的,“有多少个理论家就有多少种理论”[7]15。之所以“有多少个理论家就有多少种理论”,除了因理论家的个人“信念、教条、意识形态”不同外,主要源于理论的反思、批判品格。理论从根本上说“是非规范性的”[7]11,它不提供经院说教,而是进行“理论探索”。“理论探索”是在理论与常识、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冲突、对立中,在不断地质疑、反思、批判中进行的。唯有这种质疑、反思和批判,理论才能成熟发展。所以,安托万·孔帕尼翁特别看重理论的反思、批判品格,由衷地赞赏这种理论,他指出:“真正有成效的理论只能是反躬自问并对自己话语进行质疑的理论……理论的作用是被穿越,被舍弃,被人退后几步审视,而不是为了后退。”[7]247如此等等,不一一列举。我们的文学理论如果真正在质疑和批判中建构,那么,文学理论的流派和方法必然呈现出多样性、多元化。伊瑟尔的《怎样做理论》一书,为我们建构小理论的文学理论提供了范例。他在“理论模式”一节中表明,理论的多元化是由于“每一个理论都将艺术纳入到一种认知框架之下,而这一框架又必然对作品的理解加以限制。一种概念所遗漏的方面,往往会被另一种方法所吸纳,而后者当然又会产生本身的局限,如此类推,以至无穷”[2]9。根据这样的学术立场,他用了十章的篇幅对20世纪涌现出来的现象学、阐释学理论、格式塔理论、接受美学、符号学理论、精神分析理论、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人类学理论、杜威的《艺术即经验》、女性主义诗学、后殖民话语一一作了评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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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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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方论丛 202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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