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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江:需求收缩、扩大居民消费与加强民生保障

更新时间:2022-08-11 10:07:16
作者: 张林江  

  

   2021年末,全国人口比2020年末仅仅增加48万人,人口出生率只有7.52‰,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近年我国连续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推出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但少子化仍将维持一个较长时期。与此同时,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6736万人,占到总人口的18.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0056万人,占14.2%,人口老龄化程度继续加深。根据预测,2025年前我国人口将达到峰值,人口老龄化也将达到新高点〔5〕17。另外,全国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一直保持在高位。近两年,国家对房地产业、校外教育培训行业、医疗美容行业、直播带货行业、影视娱乐行业、平台经济、资本无序扩张等加大了规范和监管力度,其产生的“误伤”和溢出效应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数千万人的就业和收入。两年多时间的疫情,直接导致3000多万农民工返乡。这些因素,都必然传导到消费领域,进一步加剧需求不足的状况,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三、应对需求收缩急需扩大居民消费

  

   在外贸前景不明、基建增长趋缓的大形势下,扩大消费特别是稳步扩大居民消费,是实现经济有效循环和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是促进共同富裕、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是逐步优化我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客观要求。

  

   (一)扩大居民消费是促进内循环的重要方向,有利于完善国内经济大循环

  

   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函数。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直强调生产与消费的直接同一性。强调“生产直接是消费”,因为生产是劳动者劳动力的支出与消耗,还是生产资料和原料的转化性耗费;同时,“消费直接是生产”,因为劳动者在消费中生产自己的身体以及劳动力。从社会再生产过程看,生产居于支配地位,消费对生产又具有反作用,产品只有在消费中实现其使用价值,才能与自然物品区分开来。特别是,消费还为生产创造出新的需求,创造出引发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从而构成“生产的动力”。

  

   我国的总体消费率从2010年以来呈现逐步上升的变化趋势,但与发达大国相比,总体消费水平不高,居民消费提升空间很大。根据研究,如果以代表性国家同等人均收入水平下的居民消费率为参照,我国居民消费率可以提升13~29个百分点〔6〕。近年来,“面对疫情冲击,在全球普遍大幅降息的背景下,中国独自保持较高利率,不仅使本国的企业承担了较多的利息成本,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居民储蓄增加、消费倾向下降的趋势。受预期和存款利率没有相应下调的影响,疫情期间国内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高收入者都增加了储蓄”〔7〕。可见,居民消费在总量有限、储蓄意愿提升的双重制约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经济循环的通畅平顺。为此,通过积极的政策发力,不断挖掘居民消费的市场潜力,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强大的国内市场,既是超前谋划以应对国际需求可能出现的下滑压力的需要,也是调整我国国内国际经济布局、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的需要。

  

   (二)扩大居民消费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在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既包括物质方面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升,也包括精神方面环境的改善和各项权利的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只有把经济发展领域的扩大内需、特别是提高最终消费的经济贡献度放在共同富裕的大框架下,才能更加准确地理解消费在当代中国的意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共同富裕的总目标,实事求是地采取了梯度发展战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从而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但也要看到,受市场自发规律影响,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现象。在消费方面,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比显著高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食品结构也要差于城镇居民。另外,在家庭耐用品拥有量、实际生活质量、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的进展情况如何,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真实生活水平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研究不同阶段的目标,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8〕。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消费作为共同富裕议程中的重要议题和公共政策领域,认真加以研究。

  

   (三)扩大居民消费是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重要措施,有利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持续优化

  

   高质量发展说到底是人干出来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函数中的资源、资本等要素的重要性在下降,而劳动、知识、技术、管理等“人”的要素重要性在上升。现代国家竞争,根本是创新能力的竞争。在居民消费中,衣食住行等生存性消费是保障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物质条件,健康、教育等发展性消费能够实现劳动者身体状况改善、劳动和生存技能积累、能力素质再生产和提升,环境消费和精神文化产品消费则帮助社会成员实现感官享受和心理满足。在一定程度上,全体国民在消费水平上的阶梯式上升,能够整体提高劳动者素质、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从而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保障。在人类发展史上,消费曾经是高度个人化、由家庭内部来提供的私领域事项。19世纪中期,为了缓和工业革命带来的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俾斯麦以社会保险为核心,建立起有助于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保障制度。20世纪中期,《贝弗里奇报告》出台,英国在此基础上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建构起国家通过高税收高福利来调节社会财富、为全体国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福利的整套国家福利责任体系,成为西欧、北欧国家福利模式的滥觞。从世界范围看,公共服务的均衡化是实现包括消费公平在内的社会公平的重要举措。我国发展的不平衡直接体现为收入和消费的不平衡,这在区域结构、城乡结构、就业和职业结构、阶层结构等各个方面都有非常直观的反映。加快服务大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进程,以有效的再分配对市场初次分配出现的收入财富过大差距进行调节,让更多的社会成员更公平地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将直接作用于居民实际消费水平提高,促进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不断优化。

  

   四、以民生保障为重心推动居民消费增长和内需扩张

  

   社会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方面,包含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两个方面。其中,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精准脱贫等都是国家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是重要的社会消费品。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建设”概念以来,我们对社会建设的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社会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但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建设的一些体制机制性问题日益显现,积累了不少矛盾,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社会发展。在新的历史形势下,社会建设要自觉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中心任务,以民生保障为重心推动消费增长和内需扩张,在推动经济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过程中促进共同富裕进程。

  

   (一)以扩大中间阶层为核心夯实消费基础,提高全社会的消费实力

  

   拥有一个具有强大消费实力的、规模庞大的消费群体,是拉动消费的数量基础。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2017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超过4亿人〔9〕。目前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有多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五等份分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大致测算出:全国居民中间偏上户(20%)20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12万元,再加上高收入的20%,按第七次人口普查户均人口2.62人计算,有40%的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超过国家统计局规定的中等收入人口家庭年收入10万元的下线,可知大约有5.6亿的中等收入人群。按照同样办法,城乡分开测算,大约有6.4亿的中等收入群体。二者结合估算,目前我國中等收入群体的数量应当在6亿人左右。但与14亿人口总数相比,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比,与发达国家均已经形成中产阶层占人口大多数的橄榄型阶层结构相比,我国这个群体还有很大增长空间。

  

   近年来我国的公共政策也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数量和比例。然而这一政策存在两个偏差,一是没有将其纳入社会建设总体目标并加以分解考核,二是仍然只单纯强调经济收入维度。我们建议,应当以农民工为重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10〕。已经进城的近3亿农民工,最有可能群体性跨过中等收入门槛。要积极探索保障农民工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不断增加他们的人力资本,助力他们打通向上流动通道,下大力气帮助他们翻过城市住房、子女教育和养老“三座大山”。同时,适时在政策用语中将中等收入群体改为中间阶层,淡化收入和财富占有导向,强调这个群体的消费中间力量和社会稳定功能。

  

   (二)建设高质量民生保障体系,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全社会公共消费

  

   新冠肺炎疫情和近年的自然灾害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管理、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的不足。下一个阶段,不但要补齐补强这些短板、缺项和弱点,更要以高品质生活为导向,建设高质量民生保障体系。总体看,我国公共服务的范围已经明确,也基本实现了对全体人民的全覆盖,但公共服务的质量、水平离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公共服务的城乡、地区、群体不均衡还亟待加以改善。首先,继续强化民生领域投入,稳步提升公共服务保障水平。认真实施《“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政府要全面承担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责任,采取切实措施增加普惠性公共服务供给,营造生活服务良性竞争发展的市场环境。其次,加快构建面向高品质生活的社会政策体系。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定收入是消费的前提。要完善与就业扩容挂钩的产业政策和中小企业帮扶政策,全面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做好重点人群、重点时段的就业支持。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教育问题,是提升劳动者素质、提高全社会创新能力的关键。要继续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深化教育改革,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加快职业教育发展步伐。卫生健康状况影响社会成员生产生活。要深入实施健康中国行动,建立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构建多层次、可持续社会保障体系,实施积极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坚持“房住不炒”定位。从而通过有效的社会政策组合,降低社会成员的生活成本和焦虑感,培养对未来发展的良好预期,营造能挣钱、敢花钱、会花钱的消费环境。最后,持续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工作奉献和团结精神,促进全社会在“做大蛋糕”过程中更好分享发展红利。另外,民生投入要适度聚焦,逐步优化投入结构,统筹好投入方向。既不能大水漫灌,也不能撒胡椒面,更要防止跑冒滴漏。

  

   (三)全面迎接消费社会的到来,从供给和消费两个方面促进消费市场的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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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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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探索 202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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